张谨：弓长“张”，谦虚谨慎的“谨”，我是一个投资银行家。
龙安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3年在夏威夷，你刚刚到夏威夷留学。然后我记得你在唐人街的一个中国餐厅作服务员。见到你以后，过两天你给我打电话，警察把你抓了，以为你是非法移民的，现在你是一个很成功的投资家，投资银行家。
张谨：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家里是1979年到美国去的最早的一批。我还记得当时在夏威夷，我爷爷的一个朋友问我，他说，你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从中国来，是坐飞机来还是坐船来？我说，我是游泳来的。那大家觉得都有可能。在国外生活了15年，回来以后现在已经有10多年，所以这个反差是方方面面的，非常大。
龙安志：我记得90年代，你就回中国来了，我们在国贸健康中心，我刚刚锻炼完身体，然后你就找我。你说，“你记不记得我？”那你那个时候是在摩托罗拉工作，对不对？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一个状态。后来是2000年以后的一个状态。30年三个状态，你怎么回顾？
张谨：从社会的这个角度来说吧。最大的反差，改革开放带来的，我想是对老百姓，对人民的一些非常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这个社会，跟我们70年代、80年代相比，有很多的多元化，那么人民的话，更加开放，大家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些沟通。大家可以谈一些政治，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反差。
龙安志：那你也是三个时代的代表。比如说80年代，你到海外去留学，90年代，突然你就回来了，碰到你我很惊讶，那时候你在那种大跨国公司做直接的投资；2000年，你突然转变，就做那种高科技的风险投资，然后做投资银行。因为你是根据改革在变。
张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有很多人在中国有这样的体验。在80年代，我大学的同学都想出国，我是跟那阵风，就是大家都要出去，那么也出去。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难成就任何的事业。我当时在硅谷做事，也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来出差、到香港出差、到台湾出差。我碰到了一些台湾朋友和香港朋友，他们很明白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知道这些机会，特别是南方的机会，总是跟我说，你应该回中国，但具体什么时间，我们不知道。如果你决定回中国的话，你应该尽早。90年代初，我回到了上海，看见他们自己创业，办各种各样的公司。当然那个时候，大家创业要赚钱，那么也是非常glorious，非常的光彩。在沃顿商学院毕业以后，我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毕业以后说我要回到中国去，当时我的这些中国的同学都说，you"re.crazy（你简直疯了），为什么你不去纽约，或者到香港跳板。我个人的view（观点）是觉得在中国这是一个历史契机，而且我在长远的未来，应该是在中国，那么还是考虑尽早地回来。
龙安志：高科技特别红的时候，我刚开“新红资”，然后很多人跟我说，你疯了，你开一个酒吧，一个饭馆，别人都是做高科技的，这是你爸爸的爸爸该做的事情。那你干吗做它？每天在这里，很多人，开香槟啊，都是那些风险投资、高科技公司、什么什么网络公司，我们卖给他们香槟酒，我们的香槟酒非常好。现在那些公司，大部分都不在了，那我们还在。
张谨：可能在美国淘金的时代是卖牛仔裤的最赚钱。淘金的话，可能做了很久，都没看见金子。
龙安志：你在摩托罗拉回来大概是94、95年，96年也是另外一个感觉。96年跨国公司就是一定要投资中国，要进中国市场。
张谨：90年代初，很多的直接投资，就是这些大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都还是比较观望的，非常非常谨慎，我们叫very.cautious，因为几个风险，一个市场风险，还有一个是政治风险，那么在90年代初，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基本上在很大的公司很难pass。你到了投资委员会以后，人家一说政治风险，你就没话说了。那么到了90年代末，我记得公司慢慢进来，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看到几个非常成功的大公司，包括摩托罗拉、大众汽车、西门子的投资在中国非常成功，那么大家觉得中国还是有钱可以赚的。当然fast.forward到今天，有人问我说，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到中国来做投资，我觉得他已经是比较落后了，再问这个问题比较愚蠢了。那些问题，是在90年代初，大家还在问的，到了90年代末期，大家都知道，你一定要设法。It.is.not.a.matter.of.whether，.it"s.a.question.of.when.and.how..不是说你去不去，而是说什么时候去、怎么样去中国，做投资也好，开拓这个市场也好，所以这个差异是非常非常大。我记得当时很多的国外的投资人，包括我们总部的一些走遍全世界、了解中国情况的，都一直在问，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Would.they.be. like.America？就像美国一样，有一个上亿、甚至上几亿的中产消费阶层。到了90年代中期，大家对这个还没有很好的一个结论。中国一定会有中产阶级，有消费阶级，但是到底有多少。今天的话，有三四亿，可能更多。
龙安志：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就外国公司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要不要冒风险到中国来，已经是你不在中国，那你就不在世界的市场，你没有在世界市场上立足的位置，没有分量。
张谨：已经进入中国的，他们的策略非常明显，就是长期投资的策略，这个包括对中国本土人才的培训，包括在中国自己开大学培训自己的员工，包括这个本地的合作伙伴的选择。这些都反映了大家对中国长远市场的看好。
龙安志：我观察了很多南亚的国家，比如说孟加拉、印度，你外商来投资，手续很复杂的，有很多的官僚，其实你觉得中国的政府是不是做得比较好的政策就是对外开放，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张谨：我记得我们当时搞第一家公司的时候，确实手续是非常复杂，而且各类的批文，包括跑关系、走部门，而我现在接触到非常多去上海投资的企业，不同的区政府的干部，开着车帮你办理所有的注册手续。这个对很多国外回来的，包括像我这样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到中国来做投资的，都是非常大的刺激。包括区政府的一些退税政策，针对个人所交税的税收上的一些优惠鼓励，国外都没有这些政策，只有中国有这样的政策。所以还是做得非常不错。我觉得，可能100年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大的经济总体，作为一个强国，她会回顾这100年前，中国是非常幸运地，整个社会没有受到像美国或欧洲这么大的冲击。对她以后的发展，我相信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以前我总是和我的客户说，伦敦涨了，美国涨了，我们中国的股票一定会涨，那么如果美国跌了，伦敦跌了，中国的股票可能还涨。有相应的脱节，中国的经济非常火爆。在现有的这个环境下，我们都知道，如果美国跌了，中国也很难上涨。全球的经济化，一个主体的概念，大家越来越明白。老百姓、投资人也好，中国的基金经济也好，越来越明白，全球的一体化，为什么对中国没有影响呢？因为中国还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金融体系。但是在其它的行业，其实已经不是封闭的了。比如说，生产型的企业，出口型的企业，大家都知道，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最终的话，我们要看到自己经济的一些问题，很重要的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我们一直说我们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我们确实是一个生产大国，但在整个价值链里面是非常小的一段。比如说，我们中国生产一个洋娃娃到美国去卖，可能卖20美金，但中国的出口价可能只有1美金，其它19美金都跟中国没关系。那么这是什么原因？我想是我们这个生产型企业，整个行业的结构性问题。中国要和国际接轨，正面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人民币要跟美元接轨，以后要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这是我们一个必须的过程，多少年以后，一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在逐步地开放、逐步地接轨当中，不使我们自身的行业、我们自身的国家利益受到很大的影响。
龙安志：面对金融危机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还没有完全地开放，中国的货币也是不完全自由地流动，因为这个原因，以及中国的外汇储备那么庞大，中国可能受的影响比海外还小，包括中国还能够用那个资本投资，来及时扩大内需，用内需来拉动经济，就不管国外的，中国不会受影响或者影响少。第二个观点是美国市场垮台，那就是美国、欧洲消费者就不买中国出口产品，很多广东的、南方的工厂会关闭，中国会面临社会不稳定，你也谈了海外金融危机也需要中国的外汇，也给中国很大的压力。一个乐观、一个悲观，你持哪个观点，乐观、悲观，或是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