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安志： 27年了，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来中国，我是1981年，应该算27年前来的。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来？待那么长时间。”那我回答说：“我也没有一个答案。”然后他们说：“那你肯定是这样的，你小的时候，你的父母是外交官，你才来了。”我说不是的。“那肯定你父母他们是传教士，你才来了。”我也说不是的。到现在，很多人还问我，“你为什么来中国？”我也没有回答。其实我现在，27年以后，也都不知道为什么。
尹畅：那这27年中，你自己想过这个问题吗？
龙安志：不想。是缘分，有因果。不知道，可能前世是中国人？我不知道。
尹畅：你27年前来中国，那个时候来这边的外国人很少，你是一个先行者。
龙安志：可以这么说，前卫者。我是先来的，但是，现在，他们来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我们那时候来，早上就是喝茶，就是吃烧饼。现在是你来，你就可以到星巴克喝咖啡，都不一样。其实现在中国的生活跟西方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人跟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中国是这么个地方，有一首Eagles（老鹰乐队）的歌，叫《加州旅馆》，Hotel.California，有一句歌词：“You.can. check.out.any.time..But.you.can.never.leave.”我觉得是，你来的时候，要有目标，要有事情，但不要混，不要没有方向。
尹畅：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尤其年轻的一代来说，绝对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因为之前，封闭得太久了，压抑得太久。我知道您有很多文化圈、艺术圈的朋友，可能他们的这种体会和经历就更深切一些。
龙安志：对。最深的一次印象是，1981年我在南开大学，我在一个活动中认识了一个艺术家。他说，那你明天晚上，在你宿舍的门口等我，骑上你的自行车。那时候外国人跟中国人接触也有很多问题。然后他骑着自行车到门口，他（吹口哨），然后我骑过来。那时候没有灯，特别黑，他说：“跟着我，别说话！”然后我骑车，（骑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龙安志与尹畅在拉萨
尹畅：好像搞地下活动一样。
龙安志：就是搞地下活动。我自己不知道骑到哪里去。后来有一个房子，他们开门进来，把我放进一个屋子里，就那么小的屋子，跟我们在这个范围里（一样），地上都是画。“那你是个外国人，你给我们评评，怎么画得更好？”那我说，“你能不能开个灯？我看不见画。”“不能开灯。不能让人知道你在。”过几年以后，那些画家找我，给我看他们的画。到90年代，他们就开始往外走，到现在世界上拍卖得最贵的就是这些中国的画家的画。
尹畅：可不可以这么说，到80年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应该也是一个节点，很重要的历史节点？
龙安志：对。
尹畅：是在1984年？
龙安志：对。80年代中国是缺产品，缺东西。你有钱却没什么可买的。
尹畅：在你的记忆里，这种缺乏是什么样的场景？你是1981年就来到中国的，那个时候要用外汇券吗？
龙安志：需要外汇券。买进口的东西，要进友谊商店，就是唯一可以买新的电子品的地方。我记得1981年的时候，天津生产一种自行车。
尹畅：飞鸽。
龙安志：飞鸽。就是买一辆自行车，也不容易。人得排队。但是我们外国人，外国留学生，有特权，我们就可以买。
尹畅：那你当时也是骑着一辆飞鸽自行车？
龙安志：对、对、对。我在友谊商店买。后来我发现，如果我在友谊商店买，我可以倒卖，再卖，然后再买一辆，所以我开了第一个……
尹畅：然后你就开始做生意了？
龙安志：对，开始做生意。
尹畅：在中国的第一个生意是卖飞鸽自行车。
龙安志：对。我倒卖自行车。
尹畅：OK。你的第一桶金。还记得你在中国什么时候买的第一辆轿车？
龙安志：让我想想。我倒是清楚地记得那辆红旗车的事。
尹畅：我们那次清晨行驶在长安街上的经历么？
龙安志：对。
尹畅：从什么时候开始坐这辆车的？
龙安志：98年的时候。
尹畅：98年，10年前了。
龙安志：对，10年前，这是最后一辆在北京在开的老红旗车。
尹畅：老的都没有了？
龙安志：都没有了。当时是斯大林给毛泽东送的类似这种车，毛泽东说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车，命令王震要做这些车。一汽的那个书记是江泽民，挺有意思，就是连续三代人跟那个车有联系。这个车也是很代表中国的，不只是一段时间，也可以说代表50年的变化。
尹畅：那这辆车在这10年中，可以说在你的手上又焕发了新的生命。
龙安志：对，对，其实很多朋友，包括很多海外的公司总裁，他们来北京的时候，坐这个车，喝点香槟酒，看看老北京，他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反差，1888块的香槟酒是喝了，是豪华的感觉，因为这（香槟酒）可以说是一种很腐败的东西。但是那个车代表一种很革命的东西。所以这种事情说实话，是“古为今用”，也“洋为中用”。
尹畅：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观念的解放吧？
龙安志：对。1984年的时候，突然在长安街，晚上，他们摆摊卖衣服，从南方、广东进来的各种各样的衣服。那个变化，我是一步一步看到了。
龙安志与他的四合院、红旗车之前所有女孩子都穿着一样的衣服，绿色的裤子，蓝色的裤子。
尹畅：应该还有灰色。
龙安志：灰色，很革命的样子。其实是那时候人的思想，可以说开始解放了，后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尹畅：其实，单从这个思想的解放或者开放程度来讲，30年的回顾，我觉得可能是每一个10年都有不同的特色。
龙安志：在80年代，我们朋友去东四的饭馆吃饭，快七点钟了，服务员很凶的样子，把菜单一扔，嘭，“快点菜”。然后菜来了，哐哐哐，放那里。“你们吃完了，我们才可以走。”然后服务员就站在你后边，让你特别不舒适，因为她们都要下班，就是七点钟。那七点以后，你出饭馆，满街都是黑的。90年代，每天我们都听到开了一个新的饭馆，然后开始有一些夜生活，歌厅、卡拉OK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那现在你晚上要去东直门，凌晨三四点，你都可以吃饭，其实是24小时有夜生活。然后人的生活就停不下来了，可以说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尹畅：那你也是吗？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龙安志：我是从北京到这里（拉萨）来，我的生活很简单。
尹畅：“开发区大有希望。”真的是很巧，没想到我们今天站在西藏拉萨，能够看到小平的这题词。我记得那是在1986年，邓小平在天津开发区视察的时候写下的这句题词。
龙安志：对。我记得是在1984年的时候，刚刚报道有14个沿海城市都会有开发区。
尹畅：你当时已经在中国了。
龙安志：我已经在中国了。我那时候做法律的业务，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哇，那个时候有14个城市，外商投资者可以来投资。
尹畅：而且14个都是沿海城市。
龙安志：都是沿海城市。
尹畅：我不知道对于你这样一个外国人，开发区这个词，Developing.Zone，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以前在别的国家有这样的一种模式吗？
龙安志：其实没有。我们叫“保税区”，但是可发区完全是一个新的模式。因为是政府投资基本建设，然后这个基本建设比较完善，那外商投资者可以进来，所有的投资、报批、手续，都在这个地方简化了。因为当时我是做律师的业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的突破。到一个地方做每个项目，非常复杂，而且很多官僚的东西，也有很多机会是地方都不敢批，要报到中央去，做一个投资非常艰苦。但是你到了开发区，什么东西都简化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大的变化，而且是一个大的突破。
尹畅：To.open.the.door。打开门，开放。
龙安志：Open.the.door，对。当时我觉得，哦，14个城市开发，哇，有那么多。因为那时候就是想不到中国突然能够开发14个城市。
尹畅：如果单从政策层面去梳理这30年的大事记，你会怎么去sum.up（总结）？
龙安志：第一个当然是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尹畅：包括“摸着石头过河”？
龙安志：就是那个。那时候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如果你看到当时探索企业改革的那些方案，很多是50年代“大跃进”以后，周恩来跟刘少奇开始计划要走的路。这也有一个矛盾，因为你已经是20年以后，你不能把20年前的东西套过来，你只能用这个基础。所以80年代，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中国开放一步，往后一步，也有时候往后两步，再走一步，再走两步。对于外商投资来说，他们那时候没有下决心在中国投资。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香港律师事务所工作，那时候香港的房地产很活跃的。那些律师事务所都不想开中国事务部，而且很多人觉得那是疯了，中国将来有可能开放吗？真的没有人有信任度。然后可以说，一个大的突破是，邓小平提出，中国不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走一条新的路。
尹畅：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这个阶段，你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提法？
龙安志：很多人一辈子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工作，突然告诉你，对不起，现在不给你医疗，不给你退休金，不给你房子，你要去买房子。那么，那些人受不了。所以其实是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很大的一个工作，不止是你怎么调整企业，你怎么分开这东西，你怎么做通人民的思想。因为人民的思想是接受不了，那么大的一个动作，那么大的改革，所以其实很多的工作，就是让社会慢慢慢慢接受这个变化的方向，而且有好几代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接受能力。
尹畅：你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感觉是什么样的？如果说资本主义也分阶段的话，比如说在美国，算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什么阶段？
龙安志：美国有金融危机。因为这个金融危机，美国要用中国在90年代的同样的方法拉动经济，投资基本建设，给人上岗的机会。你不这么做，那你调整不过来这个经济。所以美国只能够靠中国买它的国债，因为中国外汇储备是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美国只能够靠中国跟日本买美国的国债。80年代，是社会主义救了共产主义；在90年代，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现在2000年以后，是社会主义救了资本主义。1991年我就回来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是关门了，他们说你回去看看能不能开，值不值得开。那个办公室在国贸，那时候国贸基本上是一个大空楼，只有几间会计师事务所。我回去找一些我的同学、老朋友们，他们在体改委，他们当时跟我说，龙安志，你特别要注意，就是1992年我们准备有一个活动，邓小平会去南方。他们早就告诉我，事情会有一个变化。
尹畅：南巡？
龙安志：对，就是南巡。然后邓小平用这个机会，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1992年前，市场经济是很敏感的一个词。但是邓小平说了以后，到南方，到深圳，那就是，你收不回来。我来中国1981年，到1992年，我可以说，变化并不大。但是在1992年，突然就突破了。一个朋友在国务院法制办，晚上突然到我的四合院来，说，“我现在是要到另外一个部门。”我说，什么部门？他说是有一个叫国务院生产办。因为当时经济有很多问题是协调不了。譬如说，我们要做钢铁的，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钢铁从哪里来？你有一个关于钢铁的部门。那你必须运到这个地方，必须去铁道部，然后有工业部。如果作为一个小的东西是轻工部管，然后要销售，你还要有一个商业部。
尹畅：这已经是五个部门了。
龙安志：你要找很多部门。其实你基本上做不了任何的生意。不说外商投资者别考虑，国内你都做不了。因为这些大部门，都得协调。那就是为了把这个事情从一个平台到另外一个平台，成立经贸委，经贸委有权力协调所有部门。而且逐步逐步把那些部门取消，其实这是目标，把那些计划经济的功能，逐步逐步缩少，就变市场经济了。
尹畅：那时，你在北京友谊商店的门口看到有人摆摊子卖东西了。你说中国的商品经济才算开始了。
龙安志：才开始了。对，没错。突然，很多人观察中国的经济，包括金融、政治，都有一个新的体会。
尹畅：那到了今天，到了拉萨，我们也看到“开发区大有希望”。而且拉萨的开发区，跟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有很密切的关系。
龙安志：对，这个开发区跟沿海开发区，有一个区别比较大。1999年开始那个西部开发，就是有一种调整。因为那种开发的战略，跟沿海地区不可能一样。因为沿海地区有很密集的人口，所以，必须做工业化，而且做出口很方便。但是在西藏，在西部这些地方，即使你生产，也出口，也没办法跟沿海地方竞争。你最宝贵的资源，是你的自然。如果你破坏你的自然，旅游，很大的一个行业，很大的一个收入的来源，也会被破坏了。所以他们就把工业，或者生产藏药这些方面的工厂都聚集在一个地方，不会扩散。然后可以保护古城，保护环境，保护各方面的自然人文资源。是从这方面来说，这个开发区的意义跟沿海地区，有稍微的不同。
尹畅：我记得当时，你在80年代、90年代，开发区打开大门之后，你做了很多招商引资的工作。那现在我们随着西部大开发，你就自己干脆把投资拿过来做。
龙安志：是我自己的投资。而且我做那些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保护古建筑文化遗产的那些投资。其实这个投资也不一样。也不是工业，是环保、旅游，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尹畅：你的香港南龙集团就是based.in.Hong.Kong，那你应该在香港待了很长时间。
龙安志：对，我在香港读过书，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过政治、经济。然后在香港80年代，很多的投资想到中国来，就不来。其实都在香港，那些跨国公司，就想到中国来投资，都在香港考虑怎么投资，怎么进来，就计划、谈判、计划。
尹畅：很多人都在香港徘徊着、等待着。
龙安志：对，就是这么个感觉，都在香港，就是计划怎么投资中国。
尹畅：那个时候，在香港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龙安志：我是律师，在律师事务所。我就是老飞来飞去，代表他们到中国各地谈判。回来就谈判结果，再研究，再做。
尹畅：那你也是跟着香港人民一起在等着回归。
龙安志：是，因为我算是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回归那天晚上，我必须在。然后我记得那个气氛非常好。那天晚上，各个商店都开始挂国旗，就有解放的那个感觉。
尹畅：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龙安志：那天晚上，港督Patten（彭定康）、英国查尔斯王子都在，他们就阅兵。突然下大雨，下那么大的雨，哇，哇噻，那么重要的一个晚上，下那么大的雨。然后一个香港朋友跟我说，哎呀，你不懂风水。这个下大雨意思是，港人以后都发财啦。之后我们就去了外国记者俱乐部，然后又有另外一个气氛。
尹畅：外国记者俱乐部，应该是各国的记者都集中在一起。
龙安志：都在，都在。
尹畅：那你应该能听到很多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