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安志：就是这样的。如果政府能够提高人的生活，解决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交通问题，让人幸福，就是好的政府，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们现在说30年改革开放，可以说做了很多很光荣的事情，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反过来，我们不能老飘在这些光荣里。其实我觉得现在30周年改革开放，应该是用这个契机，不只是老夸奖自己，应该要思考问题，哪一些地方做得对，哪一些地方做得错。你看那个环保问题，盲目开发，我们就丢掉我们真正发展的目标，因为发展的目标是让人的生活更好。你看，这是雅鲁藏布江。
尹畅：对，我刚想问你，我们站的地方就会让人感觉很迷失，到底是哪里？你告诉我会带我来雅鲁藏布江，可是来到这，我就分明是站在一片沙漠之上。
龙安志：对，这就是雅鲁藏布江。
尹畅：很难想象我们现在走的地方原来就是雅鲁藏布江。
龙安志：这是印度的母亲河。其实在西藏，是几个大河的源头，长江、黄河、怒江。
尹畅：澜沧江。
龙安志：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所以全中国，东南亚，还有南亚，就靠这个水。喜马拉雅山坡是所有那些大河的源头。在冬天，那些冰川变得越来越大，到春天，那些冰川开始融化，融化到夏天，秋天就又开始，恢复那个冰川。这是环境的一种轮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尹畅：所以我们才有水喝。
龙安志：对，如果我们破坏这种轮回，那我们就没有水喝。现在，这种破坏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开始。
尹畅：我们现在就在雅鲁藏布江的边上，可以看到两岸已经开始沙化，而且沙化得非常严重。
龙安志：对。其实这是印度的母亲河，孟加拉、印度等南亚国家靠这个水。而且在西藏，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都是以那个西藏的冰川做源头。我们现在生活那么丰富，但是我们每天用的东西就是破坏这个环境。这个冰川，每年越来越少，水越来越小，所以你就在雅鲁藏布江的边上，有一种置身于阿拉伯沙漠的感觉，你看这个沙漠。哦，我们天天生活那么舒服啦，我们可以去打高尔夫球，但是其实是我们没想到我们的生活，豪华生活是让我们恶化我们的环境。那下一步你没有水喝。
尹畅：要靠我们下几代人去埋单。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都是一个消费者，但是应该消费什么、怎么消费，当我们看到消费的后果，我们把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母亲消费成这个样子。
龙安志：消费掉。
尹畅：其实我们是在消费我们自己。
龙安志：对，其实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孩子钱，但是我们能不能给他们水喝？
尹畅：其实不要说下一代了，就从这一代讲，就像你刚才讲的，五大河流都是源自这里，源自西藏的冰川，而这五大河流滋养的生命是整个南亚、东南亚、中国，占了全世界人口几乎到一半。科学发展观，就是不要盲目发展。
龙安志：科学发展。中央已经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到底是什么概念？其实是我们不要盲目发展，我们不要为了盲目追求货币、盲目崇拜货币而发展。我们应该是综合考虑，就是不要把目标放得那么近。
尹畅：考虑到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
龙安志：对，因为如果你破坏人和自然的关系，其实你……
尹畅：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龙安志：没有什么意义！中央已经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就想怎么保护环境，怎么有一个比较和谐的节奏来发展。从我自己开始，我过去是做一个投资顾问……
尹畅：招商引资。
龙安志：我就是招商引资，带500强企业到中国来。现在是我不能看到这些环境越来越遭到破坏，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要负的一个责任，这是对全球人民要负的一个责任。保护环境的前线，就在西藏。
尹畅：你的工作一步步走来，可以说从一个法律顾问，从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现在变成了一个精神环保主义者和环境环保主义者。
龙安志：现在是走这个方向。我们回顾中国30年改革开放，要用这个时候好好地思考。学习正确的地方，同时改过来错的，这是30年改革开放真正要谈的一个问题，我说中国已经入了WTO，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已经是全球化了，从工业、从出口、从金融，都是全球化，我们也有环境全球变暖问题。中美关系是战略伙伴，那你不只是贸易跟金融的战略伙伴，现在必须两个国家联手，包括跟印度，解决环保问题。不解决环保问题，你再怎么发展，你金融再怎么好，你股票再怎么上，没有任何的用，因为我们不能生存。过去中国说，韬光养晦，我们就不要介入很多国际问题，反过来别的国家不要干涉我们内政问题，但是现在中国是已经全球化了，现在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重新来考虑人类的问题。保护环境是全球要抓的一个问题，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要马上保护我们的冰川，保护我们的水，而且这个问题不止是中国要做的工作，美国纽约、洛杉矶，英国伦敦都是有责任。其实我们无论哪个地方都有那个CO2.Emission，我们就是要影响这些冰川。我们就是要想怎么一起联手解决问题。
尹畅：我们在快速的发展的进程中，就来不及去消化，来不及去想，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雅鲁藏布江边看到这个沙化，其实在北京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是一种精神的沙化。可能你看到一个四合院被拆了，一个胡同被扒了，你还来不及去想，唉，可惜，扼腕，去叹息，一个Shopping.Mall就建起来了，你霎时间你就变成了一个消费者，你就去消费了，就好像没有给人那个时间，去想，去消化。
龙安志：是，将来水比石油还贵，你相信我。
尹畅：实际上当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谈环保的问题，不仅仅是谈自然的环保，也是在谈精神的环保，才能谈到在未来我们要走的路，就是要文化、精神、自然都去可持续发展，都去健康、和谐、科学地发展。
龙安志：我80年代来中国，那时候我当律师，我们做很多法律规定，就是为了有一个环境能吸引外资。后来我是当顾问，很多500强公司的顾问，带他们都到中国来，很多大工业企业都到中国来投资，我做大量这方面的工作。后来我也是参加改革开放，企业改革的一些工作，我下一步就是做一个环保活动家，也为下一代的人能够提供一个贡献，能够让他们更好生活，其实是让他们能够生存。给我们的孩子钱花，但是我们能不能下一步给我们的孩子水喝？这个我不知道。
尹畅：其实我觉得在30年这个门槛，按照一个人来讲，我们讲“三十而立”，好像这个人刚进入了青壮年，然后发展得很快，很有能量，很有energy，很有drive，但是也应该慢慢步入成熟期，很多问题出来了，也开始去思考。
龙安志：对。我们要不要调整我们整个的价值观点，开始走新的一条路。譬如说，我们现在评估一个公司说那个公司的股份价值，是那个公司每年赚的多少钱，可能我们以后要评估一个公司的股票，是说那个公司每年自己花多少钱，调整自己的环保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从那个经济改革来说，下一步是为了环保改革。我们要走这条路。改变把所有人放在那个熔炉里，我们都要一样的，全球化都一样的那个价值观点，其实这是为公司、广告、销售，让你消费，人离不开这个地球，就离不开保护这个环境，人离不开水。
尹畅：这是你的家。
龙安志：水没有的话，人没有，家也就没有。
编导手记
要怎么写龙安志这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老朋友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他：
“龙安志（Laurence J. Brahm）是一位律师和职业政治经济学家，现在是南龙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居住在北京。他撰写了20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包括《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再造中国》《在中国谈判——36计》《中国的世纪》。他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商业环境的一流评论家。除了向“财富500强”提供中国投资战略咨询外，他还是中国、越南、老挝企业和金融改革事务的政府顾问。1989—1998年期间，他在安徽省支柱企业国企改革试验计划的协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老挝的银行和企业起草立法。他还担任越南国家银行信用债券和货币稳定事务的顾问。”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介绍他：
“1981年，为了像一个红小兵一样，为了所谓的革命理想，龙安志来到中国，兴奋地与所有中国人一起经历着一场真正的变革。20多年过去了，龙安志成为一个彻底的“中国通”——一个长着西方面孔，却有着中国表情中国思维的精神混血者。作为20多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的作者和为许多位居世界500强企业作过咨询的中国问题专家，龙安志甚至比不少中国人更了解这个他们安身立命的国家。”
龙安志是我的师兄
龙安志是我的师兄，我是爱南开的，龙安志比我爱得早一些，更久一些。
南开的历史上，出过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我在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周总理。从某个角度来说，正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敬仰，我报考了南开。
南开的历史上，也出过龙安志这样的神人，不过我甚至在96年大学毕业离开南开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等神人。不过只要是爱南开的就是有缘的，若干年后能和龙安志做朋友，我觉得这并非纯属巧合。
龙安志喜欢玩神秘，至今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毫无中国血统的鹰钩鼻子、双眼深陷、个子挺拔、喜欢摆酷的纯老外当初会选择来中国求学，而且还是学中文。
为什么来中国？
龙安志这家伙就是不告诉我，但是他告诉我：他很快爱上了中国。
他爱中国的友谊商店。不过，这是不得不爱的爱。刚刚到中国的1981年，那时候的中国缺的不是钱，而是商品物资极大缺乏。在美国闭着眼都能买到的可口可乐，当时在全天津竟然只能凭外汇券在友谊商店这唯一一个地方买到。龙安志天天都跑一趟友谊商店，早就日久生情了。
他爱中国的胡同里弄。不同于上海的石窟门、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胡同别具一番风情。这个城市有四四方方的老城里，老城里的街道都围绕着钟鼓楼平行铺展开，体现着中国几千年来有条不紊有板有眼的生活节奏。这个城市也有一条横贯市区绵延曲折的海河，河两岸的街道和建筑都依河道而建，随弯儿就弯儿，没有绝对的平行也没有绝对的垂直，看起来是如此的随和，仿佛这个城里面人的性格。龙安志就这样忽左忽右地在这些胡同里面拐来拐去，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这个城市里面的老百姓略带惊异的微笑。龙安志爱好逃课，因为他觉得在天津老城里的胡同里弄中骑自行车穿梭，比在课堂上听不懂而睡大觉有意思多了，而且这样学到的中文还原汁原味，何乐而不为呢？龙安志说他那会儿的中文不是在教室里学的，而是在胡同。“我把课本上和词典上有关的词儿挑出来，第二天转胡同时用。我喜欢到胡同里跟老百姓接触，我说得出，他们听得懂，我就很高兴。我经常说错，弄得大家大笑。这就是沟通，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背个绿包，里边装着魔术工具，我在美国时学过魔术。到了街上，我突然玩起魔术，‘呼啦’，很多人来了，围着我。我表演完了，他们还想重复看，‘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天津的老百姓很有意思。玩魔术是我的一个借口，我想跟人说话。”
他爱中国的自行车。一辆飞鸽的“二八”车，伴随着龙安志在中国的青葱岁月。龙安志因为爱自行车，所以更爱天津的友谊商店了，他很得意地说：“就是买一辆自行车，也不容易。人得排队。但是我们外国人，外国留学生，有特权，我们就可以买。”也正是源于对这样的购车经历的思考，才有了今天的龙安志。他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表情明白无误地写着年轻没有失败的得意：“我在友谊商店买。后来我发现，如果我在友谊商店买，我可以倒卖，再卖，然后再买一个，所以我开了第一个……”你能想象得到龙安志在中国的第一桶金正是通过友谊商店倒卖飞鸽自行车么？
——我师兄龙安志，绝对是一个神人。
龙安志是我的嘉宾
我知道龙安志的名字好几年了，不过龙安志和我的第一次交流却是近期，2007年的事情了。还好这个“中国通”不但有迷人的微笑、流利的汉语，还有在中国20多年来学会的自来熟的熟练技巧。这使得我们在三言两语之后立刻消除了初次见面的尴尬，仿佛见到大师兄一样立刻无话不说了。其实我们为龙安志只做过一次节目——《风中的声音》（上中下），但是龙安志作为我们的嘉宾和我们去无数地方拍摄过：无论是天津北京还是云南西藏，他和我们摄制组在中国到处短暂停泊。
有时候，在拍摄的过程中，我甚至有一种幻觉：有些分不清到底龙安志是我的嘉宾，还是反过来？龙安志对中国的了解、熟悉和感悟在某种程度上不但超过了我的认知，甚至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走一路，龙安志讲一路，到处好像都是他熟悉的家，到处好像都有他生活过的故事，我们就这样听着听着，好像明白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忘记了。
龙安志是我的朋友
龙安志同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哈哈，这句话听起来好想笑。
龙安志有一个中国式的家庭，家庭的女主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传统的美丽大方贤良坚强的中国女性，两个男孩儿，一个叫小龙，一个叫麒麟，不但活泼顽皮，而且长得漂亮极了。所以，不只是龙安志和他的妻子疼爱俩孩子，我们摄制组也很喜欢在这两个俊朗的小顽皮上消耗菲林，甚至，龙安志的朋友们也常常和小龙和麒麟打成一片，其乐融融。
正是通过我的朋友龙安志，我们认识了很多龙安志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们的新朋友。
龙安志是沙博理老先生的忘年交，不过在我看来，小龙和麒麟明显和沙老的关系更铁。这样的情景时常发生：沙老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两个小精灵突然一人一边扑到了沙老的腿上：“Sidney（沙博理先生的英文名），Sidney！快起来，吃饭了，不要睡了。”沙老就这样被两个小精灵一左一右地拽到饭桌前面，龙安志早早就在饭桌前忙碌起来。透过初冬槐树枝的阳光，穿过雕花窗投射到扑腾着热气的饭桌上，oh，no，我饿了……
看得出来，龙安志是联合国驻华协调员马和励先生和夫人马嘉婷家中的常客。说路线熟悉、物品摆放熟悉、仆人对龙安志的咖啡口味熟悉——这些比起马和励夫妇家的两只大肥猫对龙安志的熟悉来，都毫无说服力。我们摄制组可没有这个缘分能和那两只肥猫亲密接触一次，两个胖家伙见到我们警惕极了，一直和我们保持着两米以上的距离，从不靠近。可它们对龙安志的待遇可不一样，龙安志一唤它们的名字，它们就立刻两眼一咪，屁股一甩一甩地走到他的脚下，然后在地毯上打滚撒娇。龙安志把其中的一只随手抱起来放在腿上，来回抚摸——这胖家伙，居然就睡着了！！！
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实在是太多了。
龙安志就是龙安志，一个深爱中国的泊客。
他的“新红资”，他的“香格里拉”，他的“香巴拉”，他的那些众所周知的故事，喝一杯格桑的酥油茶，您自己慢慢品吧。
尹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