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号青桐、秋桐、孤桐等，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学者。1912、2-1912、10曾担任北京大学第二任校长。
幼读私塾，勤奋好学，颇有国学根基。1902年，他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次年便成为学潮领头人，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1903年5月27日，受聘主持《苏报》。1905年留学日本，1907年在苏格兰大学修硕士学位，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1912年回国主《民立报》笔政，后又与王无生创刊《独立周报》。次年，起草二次革命宣言书，被孙中山委为讨袁军秘书长。1914年5月至1915年10月，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月刊）。后曾做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著有《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等专著，在学术界有较大响。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上海学院、中央警官学校等学校任过教，培养了大批国家急需人才。他晚年从事的统战工作，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1973年病逝。
年轻的反封建斗士
章士钊20岁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第二年，在上海，章士钊广结革命志士，并与章太炎、张继、邹容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共发革命言论，共商救国大计。此间，他利用以前学过的日语知识，编译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二年落花梦》，更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刊行于世，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熟悉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孙中山这个名字最早就是从这本书中流传开来的。
当时，章士钊的同乡、《苏报》馆的主人陈范很赏识他的文采，因而聘他为该报的主编。他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戴湉小丑，未辨菽麦”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7月7日《苏报》亦被当局封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庇护下，蔡、吴逃逸，章士钊逍遥法外。
1903年8月7日，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创刊，，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章士钊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在思想领域，出现在章士钊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接任《苏报》主笔后7天，他添设“舆论商榷”专栏，特地说明：“本报之设此门，专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此后的言论，贯穿始终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民族独立、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等观念。他追求这些公理，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当然，他笔下的奴隶不是严格的学术词汇。但它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
这实际也是他的追求。他很早就把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要求，向往社会主义溢于言表：“迩来社会党之风潮，其影响所被亦广矣。锲而不舍，异日革除奴隶之中心点，非斯人殆无与归。……以今日之现势而论，则有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之破坏，将胥天下而为强盗。建置之破坏，则胥天下而转移。夫于社会党二者将来之所必至，顾视吾国之运动何所底耳。”简单地说，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就是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民国元年回首往事，他“自悔前作新闻记者之无状”，诚恳地说：“十年前记者即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为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
1904年冬章士钊出狱后抵达日本。从那时到辛亥革命前后，他做了几个出人意料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闭门思过和读书，拒绝参加同盟会。1905年，聚集东京的革命者热火朝天筹组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邀他加盟，他却坚决拒绝。章太炎和孙少侯甚至把他关了两天，逼他参加；他仍不答应。作为华兴会的重要成员，热情洋溢的革命报人，这个选择可谓反常。他解释自己的选择：“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愿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大队趋重实行，小队容其攻苦”。他冷静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决心克服自己的弱点。在他看来，读书，了解世界文明的成就，为挽救祖国作好充分准备，仅仅是分工，并非脱离革命。于是，他在东京闭门苦读，并于1907年到英国阿巴丁大学修法学硕士学位。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顾还差半年就可拿到学位，立即回国。他以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第二件事是到了南京，谢绝官职，出掌《民立报》笔政。1911年冬，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邀他参加，他却宁可重端报人饭碗。《民立报》是公认的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应邀入主编辑工作；这已经有点出乎常规。更令一些人为之侧目的是，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有些作为，已是“暴民政府”的“暴民专制”行为！抨击这些错误措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自然引起不少国民党人强烈反对。于是，他挂冠离开，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
第三件事是，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在参与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创办《甲寅》杂志，深入进行理论思考，系统宣扬自己的调和论政治哲学，影响颇大。从内容看，它对辛亥革命进行冷静反思，提出和阐释各种问题，与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从人员构成说，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都是这个刊物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胡适也和章士钊函件往来，积极投稿。
《甲寅》和《新青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高一涵和李大钊，从思想到文风都深受章士钊影响。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辛亥革命前后，章士钊关注的中心是在中国实现政党政治。他赴英留学后，迟到1910年9、10月间才重出论坛，第一批政论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直至1919年整整十年间，他的基本观念不变，多方进行探索，在思想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更加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与坚持了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辛亥革命前夕，开国会、立宪，已成了全国性的热潮。当人们热衷请愿之际，他棋高一着，写出13篇论政党政治的专文，阐释了一系列有关问题。1、国会是政党活动的中心。辛亥革命前，他便严肃地指出，中国还没有政党。当时政闻社已经解散，而同盟会在他看来是政治团体而非政党。这样看的前提，是政党活动必须以国会为中心。他说：“政党者有一定之党纲，党员占议席于国会，日向现政府之隙而攻之，且谋倒之，取而代之，以实行其党纲者也。普通政治结社，则无组织内阁之野心，不过对于一定之政治问题，发表其意见，且期意见之发生效力者也。”他把同盟会和英国的宪章派一样，划归后者。
1911年冬，章士钊自述从英国回到国内，“谒宋遁初（教仁），寒暄乍已，主人捧剪报巨册见示。则数年间，吾所寄京沪诸报论政文字咸在……吾笑谓遁初：‘江左夷吾偌大本领，原来孕育于故纸堆中，亦自可喜。’遁初以一笑见报，两俱莫逆。吾思之，吾重思之，遁初后来见毁，终为此类断烂朝报所误。”可见，他的文章在当时深受他人器重。
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有两大缺陷：1、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2、为行政侵犯司法独立留下了隐患。《临时约法》第10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章士钊敏锐地揭露，所谓平政院属于行政裁判系统。“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别词也。凡有平政院之国，出廷状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与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权侵入司法权，则约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谓猫口之鼠之自由矣。”因此，他坚决主张删除这一条。他的思路非常明晰：要吸收现代法学精华，建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和司法独立制度，为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国家长治久安奠立坚实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看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这两条路径有时可以相互为用，但在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公民觉醒障碍之际，批判成了历史的必然。民初的章士钊便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当袁世凯打败了国民党，与康有为之流互相呼应，企图立孔学为国教的时候，章士钊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他说：“吾国之尚孔，本班固所谓利禄之途使然……惟今之尊孔者，舍其所习，丧其所守，离学而言教，意在奉孔子以抗耶苏，使中华之教，定于一尊，则甚矣其无当也。”说这些话，意在维护思想和信仰自由。对孔学本身，他也不无微词。首先，他不满孔孟之徒言行不一。在肯定基督教在西方和中国的贡献后，他写道：“吾孔子之徒，名教之士，蓄妾狎娼，纵欲无度，口仁义而心盗贼，敢为伤天害理之事，倡尊孔愈甚，修行愈恶者，视之大有愧色焉。”其次，他认为儒家好些基本观点也是极为错误的。例如，国家与统治者———君主不分，“报国之事，同于报君”，“儒家既以此垂为大训，历世之独夫民贼，复崇其说以便于己。以是举世之聪明才力，悉为所禁制，而不敢一为是非之思。”又如，抹杀个人的欲望和权利，并披上“为公”、“国家至上”等华丽外衣。对这类源于儒术的说教，他也给予严厉抨击。他认为：国家与个人关系根本不能以损此益彼去概括，而是要各自找到恰当的位置。“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为国之道，不在毁民之所有以集乎公，而在致民之所有于相当之位……民利不张，国利胡有？民力不坚，国力胡生？民求民利，即以利国……凡言毁民而崇国者，皆伪国家主义也。”“公私不得其平……国家根本问题，坐是无由了处。而真正之和平幸福，举冥冥堕坏于名分经制诗书礼义之中。”再次，他认为，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他说：“吾人议设政制，亦多就其制本质求之可矣，不可为吾国历史见象所束也。苟见束矣，则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复兴，然后足以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吾人今日之悲观，正悲旧历史之重演”。
时至今日，对有现代社会常识的人们说来，这些观点都已不足为奇。但回顾中国人摆脱以圣贤、君主的是非为是非的艰辛；正视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仍把这些常识视为洪水猛兽；人们不能不对章氏及其他敢于冲击思想网罗的前人深表敬意。而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它上承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下启新文化运动的新浪潮，其意义更不容抹杀。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大声疾呼要有“最后之觉悟”，追求的正是要唤醒中国人，勇敢接受现代文明的普世性成果，认识和维护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这正是章士钊在这一时期孜孜以求的目标。章士钊曾奋笔疾书；“民欲不以正通必以变通，不以缓通必以急通，而吾有史以来之改姓易朔，狐火篝鸣，皆可以此点窥其真蕴。”在李大钊的名篇《民彝》中，我们可以一字不易不加引号看到这段名言，显示了两者的传承关系。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章士钊逃到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自己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
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