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
1885年考取秀才，1886年设馆教书。此后，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由于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年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12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另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即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早年的教育活动
中国近代学校教育从1840年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前思想的酝酿时期，西方各种思潮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近代中国出现过各种救国口号，如实业救国、外交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蔡元培信奉的是教育救国的思想，并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思想的实践。他认为中国要想强大，必须从教育这个根本方向着手培养一大批革新政治的人才，中国之所以落后，其重要原因是军阀、政客、士兵受教育较少。
蔡元培早年跻身于仕途，1892年在会试中金榜题名，被录取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这时的蔡元培在科举的仕途上到达了最光辉的顶点，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十分赏识蔡元培的才华，不久他被授为翰林院吉士，后又升补为翰林院编修。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蔡元培的思想带来很大的震动，他感到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开始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思潮，潜心于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设施，以寻求救国之道。
为直接博览外文书籍，他开始学习日文、英文，对西学达到热烈程度，通过研究他认为要革新政治必须从教育入手。康梁变法失败后，他总结了教训，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干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代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找到了他的救国之路，也形成了他教育救国的思想，随后他便投身于教育救国的运动中。1898年秋，蔡元培抛弃了世俗所称羡的功名前程，托病请假南下从事教育，开始了教育救国的远大抱负。
1898年冬，他被好友聘为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开始了当时的新式教育活动。当时的绍兴中西学堂分为三斋，即相当于今天小学、初中和高中，课程也分为中学和西学，大部分属于文科，蔡元培到校后就开始在傈程上进行改革，加强外语和自然科学课程．在学校教员新旧两派的斗争中，倾向新派，支持新派所倡导的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他的做法招致地方顽固势力的忌恨，他不肯向顽固势力妥协，就辞职离去。后又到附近判山书院任院长，对这个旧式书院充实新学，倡导科学，培养学生兴趣；后因学梭经费因难，改革无法迸行，又再次辞职。以后又与去临安、余杭等地为绍兴的侨农办了一所小学，在杭州筹划将某书院改为师范学校。由于旧势力的反对阻扰，也没有办成，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蔡元培教育救国兴办教育的尝试时期，他感到了办学的困难，了解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看到了新旧思想斗争的激烈，也坚定了蔡元培的斗志。
1901年4月1日，他创办杭州方言学社，并在开学的演讲词中说：“乌呼，我国苦专制久矣，诚以诸君宗旨之正而引而申之，韦而充之，以灌输立宪思想与国民之脑中，则政体改革之机，必有影响于是者。”他指出：“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则乌得不于是加之意焉。”他主张以教育来培养入高尚的人格，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上达到对社会的整体改造，使人能具有安分乐道的志趣、独立不惧的精神，在保存固有文化的同时，创立新的文化体系以适应社会发展。
1901年8月，蔡元培被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教授。南洋公学是今天上诲交通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896年，这所学校在当时是最新式的学校。特班举行了两次招考，共招收高材生42人，他们都是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青年、“拟芒以经世之学，而拔其尤，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任当时特班的总教习，除了教课外，他还负责管理学生。在特班他根据学生的特点，采取新的授课方法，规定学生半天学习英文和娄学，中间还安排体操课，其余半天留学生自学。他还亲自修订课程供学生选学，规定每个学生阅读课程中名篇写出札记，并每天对学生的札记进行认真批改．每个月还要学生做命题作文一篇，也由他亲自批改，每夜里还召集两三个学生谈话，交流学习心得或谈论对当时时局的看法，黄炎培回忆说：“全班四十二人，隔十来日得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温色，无倦容，皆大悦服”。
在课余时间他还教学生如何学习国文，并要求学生讲好普通话，他说：“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他组织学生分小组练习演说、辩论，他自己从旁边对学生进行指导。他还劝导学生学习日文并亲自为学生上课。他说：“今后学生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明，学说日新月异。”课外，他还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提倡民权，开发民智，启发学生关心国家民族大事，“使青年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
1902年夏，蔡元培去日本游历，这是他第一次出国。在日本东京，他遇到了被日本驱逐的吴稚晖，遂同吴回国，放弃了预期的游历。吴稚晖是原南洋公学的教员，因支持学生组织卫学会，提倡师生共同治理学校，被南洋公学校方反对，开除了学生十多人，吴也气愤辞职，并率开除学生赴日学习。学生多想学习陆军，清廷驻日公使不许，吴带着学生静坐抗议，遭到日本警方拘捕，后虽释放却限期回国。吴身怀绝命书投河抗议，蔡元培则大力营救，救起后押送回国。1902年11月14日，南洋公学又爆发了“墨水瓶事件”，蔡元培辞职。这次学生运动拉开了新式学校反封建的序幕，蔡元培在当时利用他的影响支持学生运动，促成了首次学生运动的顺利进行。
早在1901年冬，蔡元培就发起准备创建一所女校，在当时背景下创办女校在社会上有较大阻力，因为有悖于封建礼制。第一次集会在蔡元培家中举行。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也到会参加。由于各方阻挠，女校到1902年才办成，定名爱国女校，蔡元培创办女校的目的是使广大妇女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享受应得的教育权。蔡元培除负责管理学校外，还为许多高材生讲课，他讲授世界各国的革命史，即“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力根本”，“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其所渭爱国矣。完全人格，男女一也。”为解决南洋公学退学，蔡元培沿用爱国女校之名，创办了爱国学社，1902年11月26日爱国学社在上海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学社总理。在办社初期，经费十分桔据，其长子身患重病，他也无暇照顾。长子病故，他委托朋友办理后事，自己前往南京去筹措经费，其高尚无私的精神感动着世人。
学社教员讲课都是义务性质，生计全靠别的经济来源。蔡元培亲自讲授伦理课。不久学社还与当时的革命报《苏报》建立合作关系，蔡元培还轮流为《苏报》撰稿。学社内倡民主、自治、自由，还收留了响应南洋公学学潮退学的南京江南陆师的学员，蔡元培还通过电报、报纸支持杭州求是大学的学潮运动，与章太炎等组织演说会，宣传反清活动。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唯一之革命机关矣。由于清政府查封，爱国学社遭解散，蔡元培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开始着力于革命活动。
“五四”前主持北大校务时期
1916年9月1日，蔡先生在法国收到北京教育总长来电，说“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他立即在10月2日离开欧洲归国。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的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在北大正式就职，开始了一生最具建树的高教改革。他根据多年在国内办教育的经验与两次游学德法取得的认识，将二者有机地给合起来，从北大的实践出发，从根本上推行多方面改革。顾颉刚回忆悦：“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并“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
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他的许多知心朋友就劝他别去担任此职务，当时的北大大腐朽，如治理不好会毁掉他的名声，但孙中山却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最终蔡元培还是进了北大。
在当时的北大，官僚习气的浓厚、意识和观念的陈旧、生活作风的腐朽弥漫着校园。大多数学生都是京官及外官候选，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不认真读书，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对于学术研究，毫无兴趣。北大被视为科举时代的翰林院，教学质量很低，学生对专任教师都不欢迎，认真的教员就会遭到学生的反对。至于教员，一些教师原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特别大，有的教师不容许在学校内有新思想，不学无术混饭度日者居多。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学生课外，没有高尚娱乐，大多在校外进行吃喝嫖赌等不正当消遣，部分有钱的教师和学生生活靡烂，是妓院的常客，真可谓乌烟瘴气。这就是1916年以前北大的腐败校风。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从进入北大校园就开始了，“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吃惊。他倡导民主作风，最重要的在于他对各种学术、各种思想的兼收并蓄，也在于他确能使学有专长的学者，办事有创造性的干部，在他的领导之下，发挥才能，施展抱负。关于校内事务，他尽量让大家发表各自的意见，提出方法，做到民主办学。另外，还创制了各种会议制度，如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教授会议等。在对待封建专制文化上，蔡元培采取批判的态度，以达到改革的根本目的，他认为“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
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强调在学校内重学术研究。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师生演说，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他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在学校内，他则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学术研究、思想辩论的风气，此外在学校领导体制、学制及课程上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些使北大向现代化迈出了最坚实有力的一大步。
为贯彻教育救国方针，蔡元培首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由于旧北大文科顽固守旧者较多，故整顿工作，先从文科入手。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迅即访晤陈独秀，请其出任文科学长。随即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在北大的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一起，致力于文科的革新，“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除上述数人外，文科尚有陶孟和、顾孟余、陈大齐、杨荫庆、钱秣陵、杨昌济等教授，也热心于哲学、英文、德文诸门的改革。理科教授，也都是饱学之士。法科方面，虽尚无人讲授比较法之类的课程，但已有马寅初、高一涵等专任的教授。他们绝大多数，都年在三十岁左右。其中，胡适、刘半农、年仅二十七岁，最小的年仅二十四岁。
蔡元培凭借这批英年才俊为骨干，依靠他们带动全校，共同努力把腐朽的“官僚养成所”朝向昌明学术的最高学府推进。蔡先生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在兼容并包原则下，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例如辜鸿铭，留学欧洲多年，辛亥革命后，仍留蓄长辫，表示效忠清室，但他精通英、法、德及希腊语文，于英国文学深有研究，仍请他讲授《英诗》。又如刘师培，曾参与反清革命，后变节为清探，又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刘于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
蔡先生还不拘一格选拔与培养人才，二十四岁的梁漱溟，中学毕业后自修哲学，蔡先生看到他所撰《究元决疑论》一文，认为是一家之言，即聘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和梁同龄的毛泽东，刚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到北京襄办留法勤工俭学，急需就业，蔡先生就通知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让他当上图书馆助理员，得以博览北大藏书，“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原有中、外教员，一律按约解聘。一个辞退的法国教员向法庭控告，但有合同为凭，他的无理要求全遭驳斥。英国教员克德莱等被黜退后，鼓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亲自到校，要求续聘，也遭拒绝。
北大原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蔡元培大胆改革北大学制。他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法、医、农、工、商等科分别成为独立的大学之新规定，对北大各科做了整顿，例如扩充文、理两科专业、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商科并入法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