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号蜇生、容卿，自称澹静老人，安徽省寿县人。他年幼丧父，依靠母亲林氏抚养成人，长大后跟随设私塾教学的兄长读书。1851年，他中一甲一名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1859年，他又考中状元，授修撰。
1868年，孙家鼐提督湖北学政，任满后奉旨入值上书房授读。1878年任侍读学士，与尚书翁同龢一起教授年幼的光绪皇帝，长达20年。他教学严谨，礼仪周全，光绪皇帝十分敬服。此间历任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1890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1892年，擢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力主议和。1896年，主办官书局。1898年，以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土身份掌管学务，管理京师大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任礼部尚书。历任体仁阁大学士，东阁、文渊阁、武英殿大学士及学务、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等职。1907年，朝廷设资政院管理国家政务，孙家鼐和博伦同为总裁。1908年2月，封为太子太傅，赐建太傅第于寿县北街。1909年病逝于北京，谥文正公。1910年，葬于寿县南九龙乡柳圩附近。
晚年积极主张兴办工业。曾在河南创办广益纱厂，协助侄孙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厂。此外，还向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厂、井陉矿务局、滦州煤矿等处厂家投资，发展民族工业。
孙家鼐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时称管学大臣），其时是历任五部尚书的清廷重要命官，称得上是一位较为开明的政治家，办学主张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之处。
状元校长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陷入国家与民族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大。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日甚一日。光绪皇帝不甘心为亡国之君，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影响与支持下，决心冲破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阻力，积极变法图强。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亲临天安门，向中外颁布实行变法维新的除旧布新之大计。为了培养变法维新所亟需的大量人才，光绪在这一纲领性的谕旨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明文规定在京师成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1898年7月4日，光绪帝正式下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的第一任“管学大臣”，相当于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稍后，礼部于8月24日，通知孙领取官印：“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之关防”。这充分表明，孙正式成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了。在当时，他还兼管全国学务。
孙家鼐在咸丰九年（1851年）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孙家鼐当状元，也有一段有趣的传说。那年，他在考场上三艺九制都通过了，然而巧逢强手如林，状元的人选一时还定不下来，只好由皇帝亲自出廷面试。当时，轮到孙家鼐上场时，咸丰皇帝命他以大清王朝的兴盛写一副对联。孙家鼐稍加思索，挥毫而就：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维羲皇尧舜；
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副对联，既含歌颂清王朝之意义，又巧妙地将咸丰以前清朝皇帝的年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嵌于其中，气势磅礴又自然天成，不露痕迹，歌颂了清王朝的丰功伟绩。咸丰皇帝当即击节称道“绝妙”，并举起朱笔点了孙家鼐为头名状元。
从此以后，孙家鼐一直官运亨通。1878年，孙家鼐受命教授光绪皇帝，被光绪皇帝十分敬重，屡屡委以重任。戊戌变法时，孙家鼐参与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活动。1898年，孙家鼐任吏部尚书，兼任协办大学士，掌管学务大臣，主持创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孙家鼐一生创作的对联不多，但平实典雅，颇见功力。其联风深受曾国藩影响。一次，孙家鼐到凤阳龙兴寺进香，为朱元璋遗像题联：生于泗，学于沛，长于濠，凤阳昔钟天子气；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凤阳东）人，少年时曾在皇觉寺（即后来的龙兴寺）为僧。此联对朱元璋生平作了高度概括，赞颂凤阳地灵人杰，并将朱元璋视为“圣人”而顶礼膜拜。
孙家鼐有一副赠同年柴墨林联：欲能则学，欲知则问；守身如玉，守口如瓶。这幅对联揭示了一个朝廷命官文章道德所应遵循的准则，对今天的为学做人也很有启示。上联由《荀子》“不知则问，不能则学”点化而出；下联成语，信手拈来，皆成佳对。文字质朴，对仗工整，于平淡中见神奇。
光绪十一年（1885年）农历六月初一，孙家鼐的一品诰命夫人宋氏病逝，终年56岁。他和泪撰书挽联一副，悬于灵堂：幼同贫贱，中更患难，富贵才几时，偏疾病缠绵，回首平生多坎坷；仰视翁姑，俯蓄子女，娣姒皆无间，能勤劳和睦，伤心垂死竟分离。联语情真意切，读之哀婉动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党谋废光绪帝，孙家鼐力谏不可，并借口养病请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获准以全俸重归仕途，寓居京师。他在此时作了一联：葵藿有心惟向日；竹松晚节惯经霜。这幅对联现藏于寿县博物馆，楷书馆阁体，端庄秀丽。他以葵藿向日表示对朝廷的忠诚，以竹松惯于经霜比喻晚节的坚贞。既以赠人，又以自勉，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品格。
孙家鼐为官清廉正直，平生无疾言厉色。屡充阅卷大臣，独无所私，阅卷评级，从不与人争。但对地方舞弊录取者，“即屏退之”。
光绪二十六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平民百姓被烧杀掳掠，死难数字无法统计。为此，编修官刘廷琛上疏责其政事失职，而孙家鼐主动承担了责任。以后光绪皇帝下诏推荐御史；孙家鼐却独保刘廷琛，并说：“往日他以大义责我，故知他忠鲠必不负国。”这种不记前嫌，用人唯贤，以国事为重的胸襟，颇受时人赞誉。
维新帝师
在维新人物中，孙家鼐常被忽视，或者被误认为“帝党”中的思想保守的“右派”。其实，孙家鼐是当时统治阶级特别是高级官吏中爱国、开明并对维新运动作出过一定贡献的历史人物，他的作用和功绩不可忽略。孙家鼎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为官长达半载。他虽是科举出身的封建官吏，且为朝廷重臣，却不顽固守旧。特别是中日甲午战败后，他目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能够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支持变法图强。
1895年8月，康有为、文廷式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时，孙家鼐是朝廷显贵中极少数承认并实际赞助的人士之一，不仅“代备馆舍，以供栖止”，而且名列会中。当强学会遭到顽固势力攻击时，他又在光绪面前为之辩护；“力言其诬，且谓事实有益”，“有利无弊’。光绪皇帝对他十分倚重，变法开始后授他协办大学士之职；委派他筹办京师大学堂，并将一些有关变法的呈折交给他妥议具奏，或酌核办理；对他所奏有关办学编书、办报的建议则照准不误。
孙家鼎是个务实主义者。他认为“为政之道，不在徒托空言，而在力行实政”。因此，在戊戍变法期间，他主要是执行变法诏令，办理实事，而不是撰文立说，高谈阔论。孙家鼎在戊戌变法期间，最主要的活动和成就是筹建京师大学堂，并在博采众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办学的理论和主张。和当时许多改良派思想家一样，孙家鼐也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和使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他认为西方国家近数十年国势骤兴之原因，并“非仅持船坚炮利”；而是得力于“人才辈出”。人才能够辈出，又与广兴教育有关。由于“学校遍于国中”，才使“威力行于海外”。中国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入才。为此，他强调“时局多艰，亡羊补牢；非有人才不能自立”，而要培养人才，就不能沿袭过去办学包括官学、义学，乃至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武备学堂的老路。因力这些学堂，不是为了猎取功名，仅学经义帖括，就是斤斤于文学语言；即使学得一才一艺稍有成就，又多不识大体，不能成为“缓急可恃之才”。只有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参考西方国家和日本办学的经验，举办新式学堂，才能培养出作国家栋梁的人才。
基于上述认识，当1898年光绪下诏变法派他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时，他即全力以赴，并在建校的同时通过奏折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办学思想．这些思想有以下几点：
（一）办学宗旨孙家鼎认为办学必须先定宗旨。宗旨如不明确，办学便无从谈起。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决不能舍己芸人。因此，京师大学堂的宗旨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有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二）分科立学孙家鼎认为过去所办学馆，也有西学，但因浅尝辄止，成就甚小。如不设立专门学科；学生仍无造诣。为此主张将京师大学堂分为天文（包括算学）、地学（包括矿学）、道学（包括各教源流）、政学（包括各国政治与法律）、文学（包括各国语言文学）、武学（包括水师）、农学（包拾植物、水利）、工学（包括制造、格致）、商学（包括轮船、铁路、电报）、医学（包括地产植物与化学）等10科．力求“总古今，包中外，该体用，贯粗精，理索于虚，事征诸实，立格以待奇杰，分院以庋图书”。
（三〕访求教习孙家鼐认为，要办好大学，教师至关重要。他主张聘请中西教习各二人．其条件是“中国教习应取品性纯正，学问渊深，通达中外大事者”；“外国教习，须深通西学，精识华文”。教习的待遇则酌情从优，目的是吸引“天下贤土”从教。
（四）慎重编书孙家鼎认为，“学堂教育人才，首以书籍为要，而书籍考订尤不可以不精”。他认为“学问乃天下万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即要注意书中义理，不能使之偏歧，更不能以一家的学术观点束缚学生对学术的研究。
（五）慎选生源孙家鼐同意请办京师大学堂的李端棻意见，学生由同文、方言各馆调取内外各衙门咨送及举贡生监学过西文，年龄在30岁以下者，自行投考，但主张“中西各学均需切实考验，第其优劣，分别去留”。入选学生按实际成绩分为三等：“中学、西学一律赅通者为上等，中学通而略通西学者次之，西文通而粗通中文者又次之”。三等学生各编一班，并按等级发给不同的薪水（即奖赏）。
（六）推广出身即按照学以致用的原则，安排学生出路。孙家鼐认为，开办京师大学堂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如果“学而不用，养士何为，用违其才，不如不用”，而“不宽予以身之路，终不能鼓舞人才”。为此，他“参酌中西，特辟三途”：（1）立时务科。由大学堂咨送学生参加乡会考，中试名额酌情放宽；
（2）派差。应试不中者，由学堂考验后发给金牌文凭，请总理衙门派往驻外使馆充当翻译随员，或分配到南北洋海军、陆军、船政、制造各局，帮办一，以资资阅历；（3）分教。学生如不能应举为官，考验发给牌凭充任教习，既使各省师资来源有了保证，又有助于京内外各学堂之间联系的加强。他还主张凡学堂肄业之人，不论是召授职，在使用时都应“各就所长”各有所属，学政治的归吏部；学商务、矿务者归户部，学法律者归刑部等等。目的是“俾所学所用相符，冀收实效”。
此外，孙家鼐还对大学堂的基建如教室、藏书馆、博物馆和附设小学的建设，仪器、钻机与图书的添置，校园的布局、绿化，办学经费来源，以及派人到国外考察学务等等，都作了具体规划和安排。
在孙家鼐的办学思想中，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办学宗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中体西用”并非孙家鼐所创，但他是在总结前人思想基础上将其明确表述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有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的第一人。孙家鼐的目的是以之作为办学宗旨，实际上整个戊戌变法乃至后来的宪政改革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在上述办学方针的指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使京师大学堂初具规模，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的译书局也依旨并入。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当时只开办了诗、书、理、易四堂及春秋二堂，后来并汝通艺学堂，并附设师范学馆。1899年再增设史学、地理、政治三堂．尽管原来设想分设10科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立大学，因此，一开始就吸引不少人，“京外官投名愿附学者逾七百人；学堂不足以容。”而且在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带动下，许多省份都筹建了新式学堂，各地公立、私立学校迅速得到发展。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各种新式学堂的兴办，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成果之一。
在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孙家鼐还上疏请另办医学堂和武备大学堂，并拟定了开办医学堂的办法；又请改金台书院为顺天中学堂，拨所属24州县生员40名入堂肄业。这些建议虽未——实现，但表现了孙家鼎重砚教育革新，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爱国进取精神。戊戌政变后，维新运动遭到严重挫折，但孙家鼐仍不忘如何使国家摆脱困境走向富强。为此，他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改革政治和发展经济方面，并且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慈禧和顽固派虽然通过政变打击了维新势力，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他们中不少人终于认识到要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己不可能。因而在亡命西安时连续发布了几道变法上渝。1905年又派人出国考政。1906年8月令军机、政务大臣、内阁大学土及亲王载沣、直督袁世凯等就立宪问题举行廷议。会上孙家鼎针对奕劻要求从速立宪以便夺取内阁大权的阴谋指出，“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全异，而其异之主要点则不在形迹在而在宗旨，……此等大变动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变之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俟政体请明，以渐变更。”他认为立宪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国民程度能否适应宪政的发展要求．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举国上下“能实知立宪之利益者不过千百之一”。如此之低的国民程度，必定有碍宪政的发展。经过争议，孙家鼐的意见获得与会多数人赞成。并同意预备立宪应以改革吏治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