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汤用彤的学术贡献，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其在考据方面的成就，往往有可能使人误以为其学术地位仅赖于此。其实，仅以精于考据而赞汤用彤之学术者，断难得汤用彤学问之全貌，亦难以知晓汤用彤学术之博大精深。汤用彤真正过人之处，乃是他对历史和文化最透彻了解后发出的独特己见，而且带有最富于理性的思虑。而且，如果缺乏理性思考，一切学术都会媚俗，乃至依附社会势力之下，难有真正的独立性。例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汤用彤的传世名著。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过，1962年再印。1983年作为“汤用彤论著集之一”又印过一次。前两次重印，汤用彤都写了“重印后记”，特别是1955年版的后记，能见出当时他当时的心态。
从1949年前过来的知识分子，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专业本身与政治分不开的，如搞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的那些学者，像费孝通、等，这些人最容易招祸上身。一种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却对政治有热情，像冯友兰等和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遇事多难幸免。还有一种人是专业与政治无关，本人对政治也不热情，像陈寅恪、汤用彤。按说这种纯粹的学人，又都是公认的大师，由于远离政治，他们本应无不适感，因为他们从事的学问，与政治变化并无多少牵连。不过汤用彤的经历虽然平静，但他的心境却不从容，不清静。
1938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在长沙发行的，当时抗战已开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初版时有一“跋”，汤用彤在“跋”中只述与学术有关之事，并述及自己的治学经历，虽然用语谦虚，但也能见出学者的自信：“然敝帚自珍，愿与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又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传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
汤用彤生性忠厚，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还说他在朋友为学互相驳难时，“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可见性情之忠厚。梅贻琦掌西南联大时，在人事安排上较偏重清华，如当时文学院院长一直由冯友兰担任，而没有轮及北大。钱穆就说：“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钱穆对汤用彤的评价是“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40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
对那些好说话易冲动的人来说，经历新时代，看不惯就要说，这一说就麻烦了。但像汤用彤这样性格、这样学问的人也变得不由自主起来，是很令人深思的，甚至他在1955版说出这样的话：“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1955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有过了批胡适、批胡风，像汤先生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没有触动不可能，所以才有这样主动的检讨：“在这一部书中，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可能是正确的。”这篇“重印后记”，从言语行文中，能感到汤先生的心情，处在一种悄悄不安之中，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有更多的读者，但重印旧著，又生怕惹事生非，生怕承认自己的过去，总是在一种否定旧我的心情中，试图找到与新时代的契合点。他的研究方法本来是很先进的，但他也只能说：“应当肯定，在旧的观点、方法支配之下所进行的考订研究工作，它可能取得的成绩终归是有限的。”
可以讲，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精神是一致的。假如以上不是过分谦虚之辞，则肯定是违心之说。如果说汤先生的违心之论是有道理的，那么按新的方法、新的时代精神来研究学问，应该达到比过去更高的水平，但事实是无情的，今天研究佛教的人，还得看汤先生的旧著，他们在汤著面前只能发出高山仰止的慨叹。
汤用彤年谱简编
1893年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出生于甘肃渭源，祖籍湖北黄梅，字锡予。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其“幼承庭训，早览乙部”。
1908年，入北京顺天学校。已“寄心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
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虽终日接受西学教育，但自至1913年，与闻一多、吴宓等人同进清华国文特别班，相互切磋研习国故典籍。
1914年长文<<理学谵言>>连载于<<清华周刊>>第13－29期，立论以为“理学者，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
1916年夏，考取官费留美，因治疗眼疾未能如期成行。任清华国文教师和《清华周刊》总编辑。
1917年夏，赴美留学，入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
1919年夏，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仍主修哲学。曾与陈寅恪同时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并与吴宓、陈寅恪一起接触过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在文化思想、治学领域及方法等多方面皆与白氏有颇多契合之处。
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立即归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年初，与吴宓、梅光迪等人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其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在<<学衡>>上发表了《评近人之文化研究》等多篇论文和译文。又与熊十力等人入欧阳意无支那内学院听受佛学。次年兼任该院梵文和巴利文导师，并授<<释迦时代之外道>>和<<金七十论解说>>两课。
1926年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1914年回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1930年夏，应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之邀，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
1936年，TheEditionsoftheSsu-Shi-Erh-Chang-Chin发表于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1卷1号。
1937年1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交胡适校阅，胡适在日记中称“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夏，“时当丧乱”，于庐山集《大林书评》。年底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汉魏两晋南北朝教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年底至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仍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
1939年，因手头缺乏佛教资料，乃更加留意于魏晋玄学之研究。之后几年，有《读<人物志>》、《王弼大衍释略》、《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多篇论文面世。
1940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一等奖。
1945年，《印度哲学史略》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
1946年，随北大复员，任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校长为胡适。
1947年，应美国加州大学之邀赴美讲学，授《汉唐思想史》一年，撰有英文讲义。
1948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于9月返回北平。年底再谢绝胡适的南下之邀，留在北大。
1949年，被推选为北大校业委员会主席，行使校长之职。
1952年，改任北大副校长。
1953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委员会专门委员。
1954年，曾出席由《人民日报》主办的胡适批判会，归后即患脑溢血，昏迷数月。康复后，学术活动主要由任继愈等人助理。
1957年，《魏晋玄学论稿》由人民出版社印行。5月17日，向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递交书面发言，批评科学院、高等院校对外闭关及不重用一些专家学者的现象。主张量才用人，恢复教授休假制度，派他们出国考察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呼吁整理出版一些重要的文化典籍如《道藏》、《太平御览》、《大藏经》等。
1960年，《印度哲学史略》由中华书局重印。
1961年，《康复札记四则》发表于<<新建设>>6月号。
1962年，《魏晋玄学论稿》由中华书局再版，《往日杂稿》由中华书局印行，《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发表于<<哲学研究>>第3期。
1963年，《汉晋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由中华书局再版重印，《给巨赞的信》发表于《现代佛学》第2期，《中国佛教宗派补论》发表于《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5期。
1964年，《读道藏札记》发表于《历史研究》第3期。3月，因心脏病住进医院治疗，5月1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