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1年3月29日，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通货新论》（1944）、《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中国国外汇兑》（1925）、《中国银行论》（1929）、《中国关税问题》（1930）、《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中国经济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新人口论（重版）》（1979）、《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等。
反帝爱国的教育家
综观马寅初的一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民主斗士。而且，他总是站在国民利益上奔走呼号，可以说是真正的爱国者。早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就主张依靠民族资本集团，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扩大再生产，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与西方资本竞争，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
一战其间，由于西方资本部分退出中国市场，中国民族资本得以快速发展。在棉纺织业中，民族资本集团开始出现。但是，1922年后，西方资本重返中国市场，对中国民族工业发起了变本加厉的进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大战时期获得的短暂繁荣很快停止，步入衰退阶段，不仅导致了中国中小民族资本的破产，也使民族资本集团的利润大量减削，甚至连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申新集团都陷入困境。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军阀赞成中国内乱，阻滞了中国实业的发展，使中国市场充斥外货，造成“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其表现为“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税收日以重”。面对西方资本的冲击，中国民族资本集团纷纷厚集资本，利用中国中小企业大量破产的机会，在兼并中小企业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民族工业衰退的过程中，马寅初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民族大资本集团的发展，则使他更加确信，中国必须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集团的大量生产，才能在与西方资本的竞争中生存。要实行保护关税，首先必须收回关税自主权。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逐渐掠夺了中国的关税主权。到辛亥革命时期，以关款存放权的劫夺为标志，列强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关税主权的全面掠夺。为保护民族工业，中国民族企业家很早就注意到收回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早期维新派人士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曾就关税自主权问题发表过许多议论。
一战刚结束，中国开始了收复关税自主权运动。西方资本重返中国后，在打击中国民族资本的同时，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中国人民对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要求更加强烈。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甚至上层的反帝愿望得到空前的提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五卅”运动为标志，中国人民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掀起了一场反帝运动的高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用人民在反帝运动中实行的抵制洋货之机，适时地发起了“提倡国货”的运动，以改善自己因受帝国主义压迫而导致的不利处境。由于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最大，侵略中国最厉害，对于中国人民的收回关税自主权要求也反对最厉害。中国人民首先将斗争目标瞄准这两大敌人。1925年，以五卅惨案为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展了“三罢”斗争，使英日在华纱厂受到沉重的打击。
在全国民众的抵制洋货运动的鼓舞下，马寅初遂由此而提出了以抵制洋货代保护关税，并压迫西方同意中国关税自主的思想。因此，这个时期，围绕着如何发达民族资本集团这一核心问题，他主张对内实行自由经济，要求政府不干预经济，对外主张实行适度的保护贸易，要求从外人手中收回关税自主权，以关税保护民族资本集团的利益。在收回关税自主权的依靠力量上，他经历了由依靠北洋政府到依靠民众、依靠民族资本家，最后到依靠南京国民政府的多种变化。而其在五卅时期提出的以抵制洋货代保护关税思想，则是其依靠民众力量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尝试，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一定程度的反帝要求。但是，马寅初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其根源则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
抵制洋货思想并不是在五卅运动后才出现的。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05年5月10日，为抗议美国资产阶级政府长期歧视凌辱旅美华工，上海《时报》刊登了《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号召人们“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上海总商会亦通电全国，倡议“相戒不用美货”，并得到全国20多个省的支持和响应。抵制美货的结果，不仅在政治上起着“去压抑、保自由，吾国文明起点”的作用，还在经济上给美帝以沉重打击，扩大了民族工业的销售市场。
据资料显示，抵制美货运动后，美国“面粉大为滞销”，中国织布厂“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一些先进的人士在借鉴西方国家富强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泰西各国皆以改良土货，抵制外货为立国之本”。他们还驳斥了西方国家以抵货运动为排外运动的谬论，指出，抵货运动与锁国时代的排外观念绝然有异，是“主张自国之权利，而于其必需者，排除外国人不使共有之谓”。从此，抵制洋货就被当作反抗外国侵略、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有效武器而被频繁使用。1908年的抵制德日货、1909年、1915年和1919年的多次抵制日货运动，以及大革命期间方兴未艾的抵制洋货运动中，中国民族工业无不受益匪浅。
受帝国主义压迫和英日坚持不允中国实现关税自主权的刺激，在中国人民反帝行动鼓舞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反帝愿望也有所加强。五卅惨案是“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受威胁的最严重的暴露”，而“因五卅事件而起的全国民众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自五月卅日南京路发生惨剧以后，凡我同胞，莫不切齿痛恨，致酿成罢课、罢市、罢工之举”。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造成的，而人民群众反帝运动打击了英日在华工厂，更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民族资产阶级不失时机地参与了这次运动，并适时地开展了“提倡国货”运动，将反帝运动与提倡国货联系起来。
受国民革命、人民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在列强不愿给予中国以关税自主权的刺激下，由五卅运动抵制洋货造成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新机遇中，马寅初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与其享有平等地位。1925年10月，马寅初在南京大学演讲《上海之工部局》，称工部局为一在中国的“国中之国”。从英国控制下的工部局排斥五华董一事中，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要与英国合作谋租界全体华人的利益实不可能。他说：“权利与义务，相与并行，世上未有专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亦未有专尽义务而不能享权利者。不图号称文明国统治下之上海租界，华人只负纳税义务，而不能得参与市政之权利。年来市民屡鸣不平，政府多次交涉，卒至英人无理可拒，始有五顾问之设。然夷考其实，则此五顾问徒拥虚名，而无实权，此举纯属租界当局敷衍华人之面子耳。夫顾问之设，在我人视之，可说力争后所获之权利，然在工部局，则顾问居于客体地位，其性质只有备员咨询而已，决非执行市政之董事可比。故设置顾问为一事，设而不顾不问，又是一事。”
从英国人在租界内公然枪杀国人一事上，马寅初打破了自欧战结束以来信奉的“公理战胜强权”的信仰。“此种惨无人道之行为，竟出之于号称文明之先进国，实我人所梦想不到者。……惟彼自诩为公理战胜强权之英人，竟有此种举动，发生于欧战之后，未免在二十世纪之人类史上，留一极大污点也。”从这种认识出发，马寅初开始分析中国民族工业所处的困境，寻找保护民族大工业的出路，认为在中国关税保护未实现之前，必须用抵制外货的办法来代替关税保护民族工业。1925年6月10日，马寅初在《中英日之经济关系》一文中，首次肯定了抵制外货的积极作用，并从理论上论证了“抵制”办法的合理性，认为：“中国现在既不能在关税上实行保护，那末‘抵制’自然是最好不过的方法。”
他还在《晨报》上撰文，公开主张“以抵制英日货代保护关税”的口号。马寅初以为，抵制外货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能取到保护关税同样的效果，他提出，中国在实业上为后进国，不仅不能进入列强各国市场，就是落后国家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如非洲、南美，都已为列强占据，不容中国插足，中国生产的工业品，推销海外一层，尚谈不到，只能以内向、满足国内需要为主。然而，中国国内市场又是洋货充斥，岌岌可危的中国民族工业，迫切需要保护。可海关又在外人手里，要想加税保护，必得外人的认可。而列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的大量投资，挟其雄厚资力、丰富经验及政府的种种保护，中国民族企业，自难与其抗衡。华厂唯一的优势在于国民不购外货的援助！因此，马寅初主张，为今之计，只有用排斥外货的办法，作为收回关税的替代。他说，“盖保护关税之目的，在培养实业，使之基础巩固，不致受他国之攻击而动摇。排斥外货之用意，直接予敌人以痛苦，间接予国货以销路，且使之日益勃兴，足供本国全部之需要。是其目的与保护关税相同也。”
另一方面，马寅初将抵制日货与发展民族工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光有抵制外货还不够，还必须发展本国工商业，倘吾国大小工业，能从舆论之鼓吹，在外货受抵制时，能趁机发荣滋长，则既能达到保护民族工业的目的，又能迫使英日对中国关税自主权的让步”，“岂非一举两得？”从抵制外货以发展民族工业的可能性上看，马寅初以五四时期中国人民成功地抵制日货为例，指出抵制洋货是发达民族工业的一大武器。他认为，五四时期，中国经过一年的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日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如日本布匹竟减少80％之多，“可谓创巨痛深”！与此同时，中国民族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在抵制发生前，中国国内各种小工业，如洋瓷、牙刷等类无不是日本货。抵制后，中国各种小工业，相继而起，到五卅时期，这些小工业品，多系国货，日货差不多绝迹于市场，“凡此未始非抵制日货之功”！既然五四时期抵制日货的成绩如此之大，马寅初相信，五卅时期的抵制英日货运动，影响必更大。“盖军、政、工、商、学各界，无一不在运动抵制之中也”，必将进一步打击英日在华势力，扩大民族工商业的生存空间。因此，“国内工业，当以抵制外货与供给国内之需要为前提。”！
既然抵制洋货有如此之效，因此马寅初提出，抵制洋货是弱国对强国唯一的武器！中国欲收回海关，不能仅凭外交手段，而必须先给英、日两国以经济上的损失，通过惩罚使之有所觉悟。抵制运动之所以会产生效果，是因为自欧战后，英日两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只要将抵制英、日货坚持到底，“定能予英、日以极大之损失”！从而迫使英日两国就范，不得不同意改约，予我关税自主权。“纵令英、日顽强，不肯修改条约，亦可以长久的抵制，代保护关税。”而英国的衰落，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再如鸦片战争时那样，派遣军舰来华与中国开战。只要中国人民能有坚永之志，则不用十年，英将不战自败！因此，对英国只需以文明方法抵制，就能收回关税自主权。
由于与帝国主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不愿意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人民群众在斗争中思想觉悟的提高，更令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感到极度的害怕。马寅初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提出，在缺乏独立主权的中国，要发展经济，首要的不是从根本上打倒帝国主义以求国家民族独立，也不是发动工人群众，而是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说，“吾国目前所应提倡鼓吹者，一为资本———有形之物；二为人才”，只要两者俱备，则他日凡遇抵制外货，定可稳操胜券，“仅手执打倒资本主义之旗帜”，于实际无补。马寅初的这种思想倾向是有历史根源的。早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东方杂志》就有对抵货运动的批评态度。他们虽不反对当时兴起的拒用美货的的活动，但认为这是“所谓急则治标之计也”，因为“我国工艺穷陋，一切实业均未讲求，核其程度，尚在开荒未破之时代”，拒用美货，就“不能不取资于他国之货物”。
中国如何开展抵货运动呢？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马寅初认为，中国的抵货运动应该是平和的，有重点的抵制。因此，他反对三罢斗争、反对与英日绝交极端抵制洋货，提出了他的适度抵制洋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