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今的体验美学认为，一个文本就是作家审美体验的一种特殊传达，解读一个文本就是体验作家的体验，体验作家体验过的世界，是一种体验的体验。而且，读者的解读体验对文本意义有着积极的建构作用，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读者的解读体验中才能生成。所以，解读即体验，体验即意义，体验是读者与文本产生情感交流、心灵沟通而进行对话的基本方式，是将文本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而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那么，何为“体验”？狄尔泰认为，体验不同于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经验”，或者普通心理学可以证明的“意识”，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源于人的个体生命深层的对人生重大事件的深切感悟。在狄尔泰看来，“体验”特指“生命体验”，相对一般经验认识而言，它必然有更为深刻、热烈、神秘和活跃的意义。用我们的汉语来释义，“体验”是带有“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亲身体验之特点，而“体验”则是专指与艺术和审美相关的更为深层的、更具活力的对生命感悟和存在状态的一种体认。讹因此，文本在作家的审美体验中产生，也只能在读者的审美体验中被激活和体认。
（四）精思：熟读中的理性分析因素的参与
清人冯班说：
“开卷疾读，可曰勤矣，然而无益。此有说也疾读则思之不审，一读而止，则不能记忆其文，虽勤读书，如不读也”。（《钝呤杂录》）在他看来，读者鉴赏作品单有情感体验是不够的，之所以要提倡慢读、细读、反复读，主要是为了让读者在体验作品情感的同时对作品传递的意义和意蕴，即古人所说的“义理”能有所思考和感悟。而这种思考，在古人那里又被概括为“精思”和“深思”。
所谓“精思”和“深思”，我们认为，一是指它不能过多，否则就成学问研究了，要思之精；二是指它不能太浅，否则就没有意义，要思之深。概括起来讲就是在文学鉴赏中要有理性分析和思考因素的参与，这样才能现出文学作品意义的精深微妙之处。读须熟，思必精而深，这就是古人熟读的基本要求。张横渠分析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他说：
“学者集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然记不熟，则思不起，故书须成诵精读，乃易思索也”。（《读书作文谱·深思》）朱熹则认为，读者阅读作品时是否进行了思考，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进行了思考，作品便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深，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学规类编》卷四），没有进行思考，“读者便很容易人云亦云，随便轻信、趋奉他人的观点，‘如矮子看戏相似，他见人道好，他也说好，及至问着他那里是好处，他原不曾识’。举世皆然，只是不曾熟读”。（《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朱熹还提出思考应该基于质疑。他说：
“读书须是仔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耳”。（《朱子语类》卷十）而且，他指出质疑和思考都不应该是外加的，如“‘倬彼云汉’则‘为章于天’矣，‘周王寿考’则‘何不作人’乎。此等语言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咏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滞诗人话底意思也”。（《答何叔京书》）在他看来，好的作品是一个活的有机整体，其内部也有贯通血脉的经络，读诗若不亲加体验，单是引进外来道理对之进行硬性分析和分解，必然就会残害其整体的艺术生命。切己、涵泳主要是感性体验的，精思与深思则是理性分析的，二者的结合也就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在古人看来，这种相结合的阅读方式在文学鉴赏中是不可缺少的。首先，它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那些以理性见长的作品和作品中的理性成分。
朱熹说：
“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朱子语类》卷八)薛雪提出：
“读之既熟，思之既久，神将通之，不落言筌，自明妙理”。（《一瓢诗话》）张横渠说：
“微言精义，古人难于明言，而人自悟者，可将其书熟读成诵，取而思之，今日不彻，明日更思；今岁不彻，明岁复思。数年之后，或得于他物，或通于他事，忽然心窍顿开，从前疑义透底了彻，有不期解而自解者”。（《读书作文谱·深思》）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无味处的理致，还是整部作品的妙理与精义，都需要读者通过长期熟读的工夫，然后在反复精思的基础上一朝悟到，才能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其次，它有助于读者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独特的阅读观念和思想。朱熹说：
“读诗之法，且熟读深思寻绎之，不要被旧说粘定，看得不活”（《朱子语类》
卷一百十)；“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子语类》卷十)所谓“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所强调的都是读者阅读体验中的思想认识必须来自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切身认识，强调这种认识的独特性、创造性和真知灼见性，而这一切又完全要得之于读者的精思。再次，也与朱熹对文学文本内在构成层次的认识有关。朱熹将文本划分为两个层次：
“晓得文义是一重，晓得意思好处是一重。”文学鉴赏不仅要了解文本表层含义，更要把握其丰富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深层意蕴。要把握文本的深层意蕴，就必须在“顺文解义”遵循文本语境的条件下，对文本的语言、语义作理性的细读分析，在鉴赏中有理性分析因素的参与。
在古代文学鉴赏中，由于受直观感悟和印象品评之风的影响，人们一般不大重视对文本进行语言、语义的仔细分析与寻绎，朱熹“熟读说”的文本鉴赏观的意义就在于对文本语言语义的精思与细读分析上，他为中国古代文学鉴赏注入了一种理性分析的血液，对后来的诗文评点的分析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朱熹“精思”说的文本鉴赏观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文本表层含义的分析达到对于文本深层意蕴的把握。也就是说，只有立足于文本语境，通过对于文本“顺文解义”语言和语义的细读分析，进而才能够获得对文本“兴象风神”深层意蕴的把握。正如后世的金圣叹所说：
“《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会反复细看”（《读第五才子书法》），就是强调在感性的文学鉴赏中要有理性分析和细读因素的参与。这里以他对《春日》诗的细读鉴赏分析为例。诗曰：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乍看起来，只不过是一首游春踏青之作，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倘若如此简单，便也不会这样脍炙人口了。诗作在表面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色彩明丽的游春图，读之使人感到春光满眼，丝毫没有抽象说理的痕迹。然而，透过图式和意象表层，却另有深层含义和所指。洙、泗之间，乃是当年孔子居住讲学之地。泗水寻芳，实则是求圣人之大道、悟人生之哲理。春天的生机，乃是“仁”的一种外化和外现。孔子当年让他的弟子子路、曾、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曾（点）回答说：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闻之，极表赞赏，“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朱熹为这段话作注曰：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天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讹显然，这里的春日不仅仅是一个万紫千红、朝气蓬勃的丽日良天，更是儒家推己及人和宽厚仁爱思想的一个隐喻，一个儒家所崇尚的天地宇宙境界“人化了的自然”。他的这首诗与这段注释文字可以相互引证、互文细读，共同引证着他的文学文本互为表里的两重含义。
如果不仔细分析、熟读和细读，就很难发现隐藏在文本后面的深层的文化思想蕴涵。
（五）“感发”与“兴起”：熟读的目的与最高境界熟读文本的目的在于引发读者的审美“感兴”。朱熹这一方面的论述很多，他对文学作品感发人们意志和动情感人的审美特点深有体会，并以能否以情动人、感发人的性灵、想象、联想和生命作为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重要区别，也把它作为文学鉴赏的终极目的和最高境界和效果来追求。他说：
“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的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者，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着《诗》义，兴起人善意不得。读《诗》便长人一格。《诗》之兴，最无紧要。然兴起人意处正在兴。会得诗人之兴，便有一格长。”讹像这样强调读《诗》应使人感发兴起，应反复涵泳体味，讲求“滋味”、“意味”的论述在朱熹诗论中是很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是作者的心灵世界与外物相荡相融的结晶，是作者以独特视角对自然、宇宙、人生进行审美体验、观照和感悟的结果，是作者丰富情感和心灵世界的物化形式，它有多重和深层的意蕴，其深沉的哲思情韵往往隐藏在语言文字之下，须反复咀嚼品味才能尽其余韵，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与作品的言外之意。朱熹一再强调的“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并不是读诗”，正是对文学作品审美特质的肯定和对美感鉴赏效果的终极追求。朱熹屡言文学作品应有“兴起处”，应有“感发人的意思”，虽然他未具体说明“兴起”什么，“感发”什么，但我们仔细寻思，可知他指的是文学作品能兴起、感发人的审美情感和人的心灵深处道德“善意”与审美“良知”，甚至是全部的人格与生命。朱熹说：
“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人，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论语集注》）说到底，一切的读书穷理、格物致知、吟诗作文，都是为了做人，为了充实自己的人格与生命，为了提升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为构筑一种感性与理性相和谐的完整的审美人格。因此我们说朱熹关于文学作品熟读鉴赏的目的、功用和效果的论述，不但把握到了文学文本独特的审美情感体验特质，而且已经触及人生“诗意的存在”，即人生审美境界与人生道德品格的升华这样一些重大的人的生存问题。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的断章取义。钱穆先生说：
“朱子治诗，主要在求能兴，能感发人，此即文学功能也”。（《朱子新学案·朱子之诗学》）后来的王夫之继承了朱熹的这一主张，并作了高度发挥，他说：
能兴者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肢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俟解》）王夫之认为，由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整天为眼前生计和功名富贵所限，生活得毫无意趣，只有在读《诗》的审美感兴中，人们才能超越现实的各种羁绊和限制，进入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解放和审美自由之境。这里的“兴”显然是“感发”与“兴起”之义。也就是朱熹所说的“须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动有意思，跳掷叫唤，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朱子语类》卷一一四)这也就是后来胡应麟所说的：
“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机”。（《诗薮·内编》）金圣叹在自述他阅读《西厢记》后的感受时也说过一段话：
“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此真活人于此可死，死人于此可活。悟人于此可迷，迷人于此可悟。不知此日圣叹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至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批语）这里的“感发”与“兴起”，显然指的是一种深度的文学审美鉴赏体验，它不但是情感的宣泄，而且是灵魂的唤醒、生命的超越和人格的提升。因为当读者在文学鉴赏中体验到作家的生命意识和情感激流而为之心醉神迷之时，就会顿然形成一个生命进入另一个生命的主体情感传导活动，使文本成为一种活感性的创生和传达，造成鉴赏主体内在灵魂的强烈震荡和剧烈的感情冲击，或给读者带来生命价值信念的苏醒，使震颤的心灵连带着整个生命获得更新和再生；或造就读者的新的思维秩序和感知方式，从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去观照世界，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与评价世界人生意义的标准。毋庸置疑，这就是一种通过审美感兴体验而达到心灵和人格启迪效应的阅读鉴赏极境。也就是说，熟读文本的目的是要求读者获得审美的“感发”与“兴起”。也就是获得“瞬间的生命感兴与意义的生成”。是指文学鉴赏中读者对文本世界超越于一般经验和认识之上的那种独特的深层领悟和活生生的感应境界，那种沉醉痴迷、心神震撼的同构状态，只有切入这种鉴赏体验才可能有文本解读的建构性。在文学鉴赏过程中，深层的体验意味着消解，消解“此在”与“彼在”的鸿沟，把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豁然贯通起来，使读者从现实世界飘然跨入超然的艺术世界，体验更意味着生成，它将“此在”与“彼在”两个世界融合，构成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使读者在沉迷的瞬间感悟到文学世界的真义，发现生命世界的奥秘。它类似于西方接受美学的“深度体验”和马斯洛的“高峰体验”。
总之，与西方新批评细读法相比较，朱熹等人所倡导的“熟读”说的细读鉴赏观，既有注重对文本细读、详读和反复读的细读分析特点，又有着丰富的民族审美文化蕴涵，它要求读者摈弃“前见”，凭虚静的审美态度直观作品所描绘的艺术世界，以个体生命设身处地的体验和涵泳作品的审美情感意蕴。因为文学鉴赏既是一个沉浸在文本中不断获得感性艺术享受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理性认识以及主体思想境界和人格修养不断得到提升的过程。熟读的目的在于兴起人们一种审美体验和建构一种完善的人格精神，使人的感性和理性达到平衡。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相比较，堪称中国式的文学细读鉴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