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诗歌文本细读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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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中国古代的细读(6)

五、金圣叹《杜诗解》的分解式细读对金圣叹《杜诗解》采用八股时文的章法结构分解杜诗,前人有腰斩之讥,今人对其价值也认识不足。其实,金圣叹的批解在以文本为中心、细致分解文本方面类似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但金氏的解读与新批评的细读又有很大不同,明显地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式的文心追索和读者体验精神,可称之为“中国式的细读”。金圣叹的这种细读批评为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注入了理性分析的血液,无疑是对长期以来那种“妙处不必可解”感悟和印象批评模式的一种反驳,它以其充满现代智慧、科学分析的方法和传统文化审美精神受到当代研究者的重视,它是现代诗学建构和当代文学批评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在金圣叹评点的文学文本中,“细”字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字眼。就诗歌而言,强调“细玩”“细寻”讹和“细细看”;就小说而言,标举“细细详察”輧“讹;就戏曲而言,重视讹、细细求之”

“细细读之”讹;就散文而言,讲究“细读”讹。从中可以看出,金圣叹评点文学文本非常重视细读,细读构成了金圣叹在文本解读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何为细读?从根本上来说,金圣叹所谓的细读就是一种“文本阐释”策略,它是以紧盯细究的方法,对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甚至逐篇逐章地加以批注与评点,以便见出文学作品的精深微妙之处,它颇类似于英美新批评所主张的“closeereading”即“细读法。”

金圣叹在进行批点时,始终不脱离具体文本,对文学文本有一种强烈的沉醉感。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已对人生事功失去兴趣,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着书立说中,并把它作为藏之名山之事业。

“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彼《庄子》、《史记》,各以其书独步万年。”讹由于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金圣叹时常能够与诸才子书日夜无间、沉醉其中。这样,金圣叹就凭全身心的投入,通过积极的想象和情感体验,埋头于文学文本的分析与解读,从中又总结出一套解读之法。

他说:

“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

金圣叹所说的这种文本解读,不太注重文本究竟说了什么,而在意文本是如何说的。如何说或怎样说便成为他文本解读的中心和重点,这有点类似于英美新批评侧重从文本语言、语义、结构和表现手法等艺术性方面解读文本的“细读法”。新批评的代表人物兰色姆曾把文学文本划分为“构架”和“肌质”两部分,“构架指的是诗歌中能用散文加以转述的部分,亦即作品的意义得以连贯的逻辑线索和事件框架,即作品的内容”,“肌质指的是诗歌中无法用散文转述的部分即附丽在作品事件框架之上的那些文学性和审美性特质,即作品的形式”讹。兰色姆认为,诗歌之所以为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关键在于它的“肌质”,而不在于它的“构架”,正是“肌质”构成了诗歌文本独特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特质。所以新批评认为,文学细读批评关注的对象应该是由诗歌的“肌质”,即由诗歌的语言、语音、语义、语调、修辞和表现手法等形式因素构成的诗歌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特质。而金圣叹在诗文评点中侧重的“略其形迹”、“伸其神理”、“直取其文心”(《水浒传·序三》)的对文本艺术性的分析和艺术手法的点拨与兰色姆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兰色姆说:

“如果一个批评家对诗的肌质方面无话可说,那他也就等于在以诗而论诗的方面无话可说,那他就只是把诗当作散文加以评价了。”

金圣叹要求批评家必须透过字里行间去反复揣摩文本,紧紧扣住诗作“精严的文法”结构,即诗的字法、句法、章法、结构、修辞和表现手法等文本内在“精严”的形式结构去理解诗意。其目的是要对文本本身作详尽的分析与阐释,特别是通过对文本的语言、语义、修辞、比兴、象征、隐喻等复杂的形式结构关系的分析来揭示文本的意义。这种“重文”而“不重事”的评点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新批评注重对文本形式结构的艺术分析的细读法具有某种相似性,构成了某种对话关系。

正如美国新批评家古尔灵所描述的:

“(1)要细读就必须对文本中的词、对这些词的所有直接意义和内涵意义有相当的敏感。

(2)掌握了作品中个别词语的意思之后,还要找出形式、结构和模式,即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

(3)必须辨认的还有语境。”

(一)分解式细读的特点

新批评文本细读的对象主要是诗歌,它为我们研读诗歌文本提供了一把较为科学的工具和利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因长期受“诗无达诂”等直观感悟和印象品评传统的影响,不大重视对诗歌进行客观的语言、语义和结构的细读与理性分析,所谓“诗分可解、不可解和不必解。”

讹而金圣叹的批评文字,尤其是对唐代律诗和杜甫诗歌的批解和评点文字就具有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在立足文本语境的基础上,侧重对文本的语言、语义、意象、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的细读和探寻的理性分析特点。但又与新批评有明显得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保持了鲜明的中国式的民族气派与特点:一是金氏的评点文字在立足诗歌文本为中心的基础上,不像新批评那样纯粹的将文本孤悬和封闭起来,用两把刀子,一边砍断文本与作者和社会生活的联系,亦即“意图谬误”;另一边又斩断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亦即“感受谬误,”而是把文本分析与我国古代“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古典批评传统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新批评纯属于一种立足文本的内在批评,而金氏的评点文字则把这种内在分析与外在研究结合起来。二是金氏的评点文字在对文本语言、语义、意象、结构和表现手法的细读和理性分析基础上,将这种理性分析与对文本深度的情感体验与审美玩味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感悟体验式的细读,我们可称之为“中国式的细读”,而不像新批评一味反对对文本作任何的感性体验和主观印象式的玩味。三是新批评竭力反对“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式的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考索和对文本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关系的考察,而金氏的评点文字则在细读分析文本意蕴的基础上,在知人论世等外部考察的基础上,着力去追寻和还原作者为文之用心,努力做诗人的真正理解人和思想艺术知音,是一种通作者之意的知音式细读。四是新批评竭力反对以读者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作为评价作品的依据,而金氏的评点文字则大力倡导读者的主体意识和创造参与精神,强调读者的“自得”与“自造”,是一种“开览者之心”的重读者创造式的细读。五是金氏的评点竭力强调作者、读者通过文本产生深度的心灵晤谈与深层的情感交流和对话,强调对文本中永久感人和人类共同、共通的情感经验和艺术魅力的深度开掘,并在这种深度的“人类情感和审美经验”的基础之上既“通作者之意”,又“开览者之心”,从而在这种双向交流和对话中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是一种注重对文本深度“审美经验和意蕴开挖式的细读”。这正是金氏评点文字的当代价值和被人称道的地方,也是它与新批评的不同之处。

(二)分解式细读的背景

金圣叹批解和评点杜诗有两个本子:《唱经堂杜诗解四卷》和《贯华堂评选杜诗二卷》,都是未完稿,辑录篇目略有出入,共计200余首。

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钟来因先生整理的,也是将上述两个本子合编在一起的《杜诗解》。金圣叹对杜诗推崇备至,并自觉地接受杜甫的影响,曾将自己和杜甫的关系比作孟子和孔子之关系。金氏以杜甫为师为友,创作了大量诗作,都收在《沉吟楼借杜诗》一书中。邓之诚先生在《清诗纪事初编》中说:

“人瑞之诗学杜,最见工力,乐府诸篇皆有实际,不同七子凡响。”沈德潜编《国朝诗别裁》选有金圣叹的《愁》诗,其评曰:

“此似老杜夔州以后诗。”金圣叹以聪颖、机灵、敏锐的锦心绣口和一双灵秀的慧眼,对他效法仰慕不已的杜甫诗作,玩赏析解,搜罗挖掘了几十年,其探幽掘微,发他人之所未发、道他人之所未道。其《杜诗解》就是这些会心见解的结晶。金圣叹族兄金昌在《叙第四才子书》中对金圣叹批解评点杜诗的深隐心态和独到之力颇有会心:

“余尝反复杜少陵诗,而知有唐迄今,非少陵不能作,非唱经不能批也。……乃其所为批者,非但刻心抉髓,悉妙义之宏深,正复祛伪存真,得天机这剀挚。盖少陵忠孝士也,匪以忠孝之心逆之,茫然不历其藩翰。”讹其中虽有溢美之词,但确实也道出了金圣叹批解杜诗时那种张扬生命、呕心沥血而为之的主体精神。倡导分解批评,是金氏杜诗研究之评点和批解的主要方法和特征,也是他对杜诗评点和批解的价值之所在。

金圣叹是通过对传统“好诗妙不可解”的批判与反驳来入手对杜诗作分解批评的。他说:

“弟自幼最苦冬烘先生辈辈相传诗妙处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一语。弟亲见世间英绝奇伟大人先生皆未尝肯作此语。而彼第二第三随世碌碌无所短长之人,即又口中不免往往道之。无他,彼固有所甚便于此一语,盖其所自操者至约,而其规避于他人者乃至无穷也。今弟虽更伺候先生再至六七早暮,亦无妨也。独愿先生必赐奋笔批驳明白,有以惠弟。当,则弟且拜焉;不当,弟亦不以相怨。但断断不愿亦作妙处可解不可解等语。”讹金圣叹《杜诗解》继承和发展了南宋刘辰翁以来崇扬主体的批评观念,在批评方法上修正了评点方法过于随意化的倾向,吸收了时文和诗歌文体评点理论与方法的一些特点,是对“妙不可解”的传统印象批评观,对于注释批评之拘泥于文词句法和求死解、求定解是一种有意颠覆和反叛,而且也契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艺术特点。平心而论,如果文学批评家都惑于“妙不可解”而去臆想玄说,既不去释义,也不作导向,这在文人圈中自娱自乐尚且可以;若在金圣叹那样一个世俗文化高涨和市民文化消费盛行的时代,这种批评就不会给市民阶层和平民知识分子以多大帮助,诗歌的社会教育意义和审美艺术价值就难以实现,更难免一些一知半解、无所短长之人以“妙不可解”为口实,流连风雅,混入文人圈。金圣叹从当时市民阶层对文艺的社会需求和需要出发,期望一种奋笔批驳、分肌擘理和明白晓畅的文学批评,以期给市民阶层带来一种便利的文艺消费。这种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给当时的文学批评注入一种明白晓畅的风气和理性分析的精神,的确具有一种石破天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方法上的启示。

(三)分解式细读的方法

其一是与传统注释法不同,它是一种注重对文本本身语义和结构的细读分解法。传统的注释不论是“释事忘义”还是“附事见义”,都是从作品外部的时事、语典、事典、出处和来历等方面阐释作品,如果按照新批评后期代表人物韦勒克的话来说属于一种外在实证考索即外部批评和研究,而他的分解批评则是一种立足诗歌文本上下文语境,通过对作品本身的文义、语言、意象、结构和肌质的详细分析与阐发,由诗歌的言内之意来仔细寻绎其丰富的言外之意,进而把握和捕捉其丰富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即诗歌的深层意蕴。金圣叹明确地说他的批评是分解法而非注释法:

“然则先生谓弟与唐人分解则可,谓弟与唐人注诗实非也。”輨“庄子·养生主篇》,讹对于分解,金圣叹解释说:

解之为字,出《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以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磔然其已解也。”讹这里的“解”,就是分解切割、擘肌分理,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分析与阐释之义,也含有价值评价之意。以批评主体“无厚”的“灵心”和“慧眼”游刃于批评客体即诗歌文本“有间”的语言、语义、意象和结构的纹理之中,对文本做客观理性的语言、语义分析和价值评判,是“解”的主要特点。在分解批评中,批评家不仅要对文本以外与研究文本有关的材料广博搜求,重要的是要将批评矛头直指分解的对象:文学文本。在立足文本的语言、语义和语境分析的基础上,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解诗之法显然与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的细读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二是“体验式的细读”。金圣叹在批评实践中多次强调读者审美感官全方位地投入,将这种对文本精切的分析细读与审美情感体验和玩味结合起来。可见金圣叹的分解细读是充分继承了中国古代印象品评传统并对它作了一定的补充与修正,主张将客观的理性分解建立在对文本感性审美体验和欣赏的基础上,把知性分析和审美品味相结合,使文学批评既是审美感悟,又是理性传达。这是一种更具中国民族感悟和体验特色的体验式的分解和细读法,它避免了新批评对文本单纯客观的语义分析所带来纯技术性的操作。这也是他的“分解法”高于新批评细读法之所在。

在杜诗分解中,他敞开心灵,拥抱诗人的情怀,表现出极大的主体能动性和自我体验精神。在早期对诗的分解中,他提出的批评原则是:

“读书尚论古人,须将自己眼光直射千百年上,与当日古人捉笔一刹那顷精神融成水乳,方能有得。不然真如嚼蜡矣,勿以吟咏小道忽之。”

也就是说金圣叹的分解法绝不是一味地对文本作纯粹机械的意义分解与切割,而是将其建立在对文本情感体验和作家创作心理和情境还原的追寻上,《杜诗解》便力图体现出这一“追体验式”的解读原则。金圣叹分解杜诗,不着力于史实稽考与字句的索引,而是从诗歌作品本身包孕的情思感兴、意象结构的分析中,捕捉诗人在创作文本时当下特殊的创作心理、心态和情感寄托,展露诗人独具的艺术匠心和作品在艺术传达和审美表现技巧等方面的魅力。以批评主体的眼光穿越时空界限,直射千古,与诗人的精神和心理相汇通,沿波探源、披文入情。正是这种“直射千古”的批评主体活性与过人的审美穿透力,使得金圣叹能够穿越历史时空,洞见杜甫诗作中诸多丰富复杂的情感和精细微妙的精神心理,发他人之未发、言他人之未言,对杜诗作出许多重感受、追体验和具有创意性的新解说。如杜甫的《去蜀》: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转作潇湘游,万世已黄发。残生随白鸥,不必泪长流。如何关塞阻,安危大臣在。”金圣叹评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