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自清的现代解诗学与新批评的细读法
朱自清
(1898-1948)，字佩弦，祖籍浙江绍兴。朱自清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进本校哲学系读书。
1919年加人北大学生发起的“新潮”社，并开始新诗创作，次年1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朱自清成为该会的早期成员。
1920年毕业后到杭州第一师范任教，此后5年间，他一直在江、浙、沪等地执教。
1925年朱自清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这是他一生服务清华的开始，也是他研究、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始。
1931年去欧洲游学，1932年回国后长期担任清华中文系系主任。抗战爆发后，随清华南迁，后至西南联大。
1948年8月12日，因长期严重的胃病辞世。在中国现代文学上，朱自清堪称一代学术大师和散文宗主。他早年在北大学哲学，后来转到文学创作和国学研究。他谦虚地称这次转换是“爱博而情不专”。其实他一生的事业，主要就在这两大方面：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朱自清任清华国文系系主任期间，第一次提出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和文史哲打通”的中文学科教育和教学模式，他的文学研究也遵循这一路数。朱自清多方面的学术素养，使他得以将新诗创作、诗歌细读阐释和诗学理论结合起来，且将古代与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参考了孙玉石的《朱自清的现代解诗学思想》一文，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现代打通，中西兼容，试图在历史变迁的维度中，阐扬古今和中西诗歌的通质与异变，体现了一种“贯通”的学术研究精神。
（一）重分析的解诗学思想的提出
传统诗学观念认为，诗歌“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对诗的欣赏只可观其大意，理性分析有伤于诗美。这只说对了一半，诗歌之美固然需要浑然完整地把握，但它是建立在理性了解之后，没有经过透彻分析这一关，就想窥得缪斯女神之美，那必然与盲人摸象、痴人说梦无异。朱自清对此有非常系统的见解。他明确提出：
“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他说，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的欣赏，一分析就没有诗了，这是误解。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下细密分析的工夫不可，否则不能捉住它的意旨。分析或了解的内容包括哪些呢？朱自清主要从传统诗歌惯用的比兴、用典、暗示、想象、含蓄等要素入手进行分析。
他把文学史上的比体诗概括为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和咏物。
这四类诗名目虽不同，其本质都是用比，都是以他说己。咏史之作以古比今；游仙之作以仙比俗；艳情之作以男女比君臣；咏物之作以物比人。朱自清还认为，典故是比的一种，是广义的比喻。比喻多取材于眼前的事物，用典不过取材于古代的素材。
“诗的含蓄，诗的多义，诗的暗示力，主要的建筑在广义的比喻上”。（《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对于“暗示”，他曾有精辟的阐释：
‘是人心自然的要求，无论中“暗示’
外古今。这大概因为人都有‘自表’
((selfmanifestation)的冲动，若将话说尽了，便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免索然寡味。法国Marlarme曾说，‘作诗只可说到七分，其余的三分应该由读者自己去补足，分享创作之乐，才能了解诗的真味’。
‘分享创作之乐’，也就是满足‘自表’的冲动。小泉八云把日本诗歌比作寺钟的一击，‘他的好处是在缕缕的幽玄的余韵在听者心中永续的波动’。这是一个极好的比方。
中国以比兴说诗也正是这种意思”。（《文学的一个界说》）他打比喻说，文字好比月亮，暗示的端绪，即种种暗示之意，好比月的晕；晕比月大，暗示也比文字的本义要大。他举“江南”一词为例，指出其本意只是江南“一带的地方”，但读者想到的却是“草长莺飞”的江南、“落花时节”的江南。
重比兴、用典、暗示的诗歌，其艺术效果必然是含蓄不尽、余味曲包的。朱自清论诗的含蓄蕴藉，例举了《唐诗三百首》中，被明清两代诗论家推举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八首诗的后两句为例：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长信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早发白帝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指出这八首诗的末句均用否定语作骨子即结构(如用“无”、“不”
等字眼)，前后两句在思想内涵和外延之间形成一种巨大张力，给人一种审美阅读受挫和延宕，含蓄蕴藉，意蕴丰厚，耐人寻味。（《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他认为，只有用这样细腻的眼光对诗的语言、意义和结构进行细读分析，或者说，也只有在这样细读分析的基础上，才能领略诗之妙谛。
（二）解诗学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与解诗学思想的形成与朱自清一向重视对诗歌文本的细读分析有关。他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与方法论实践，主要集中于对古典诗歌的分析。这一方法论意识的来源，当然与他对中国传统诗论和批评方法重主观印象轻理性分析的认识有关。如他谈到古典诗歌时曾强调说：
“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说，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
①在表述这一观点的时候，朱自清例举了古典诗歌解诗中的实例，证明自己注重“分析的方法”的见解。
“譬如《关雎》诗，你可以引《毛传》，说以雎鸠的‘挚而有别’来比后妃之德，道理好。毛公只是‘章句之学’，并不想到好不好上去，可是他的方法是分析的；不管他的分析结果是否切合原诗。又如金圣叹评杜甫《阁夜》诗说前四句写‘夜’，后四句写‘阁’，‘悲在夜’，‘愤在阁’，不管说得怎么破碎，他的方法是分析的。从毛公《诗传》出来的诗论，可称为比兴派；金圣叹式的诗论起源于南宋，可称为评点派。现在看，这两派似乎都将诗分析得没有了，然而一向他们很有势力，很能起信，比兴派犹然；就因为说得出个所以然，就因为分析的方法少不了。”
②在谈到他所开设的“陶渊明诗研究”
课程时说：
“陶诗余最用力，而学生不甚起劲，大概不熟之故，嗣后当先将本文弄清楚，再弄批评。”
③这些实例说明，朱自清对于“比兴派”、“评点派”的传统诗学批评，已经认识到它们的一个弱点，是忽视对诗的本来意义的分析，或以“比兴”观念笼罩一切，或随任己意的“评点”，遂将诗“分析得没有了”；他对这种分析方法深感不满；而传统诗学原有的一些理论资源，又不能够完全“将文本弄清楚”，那就只能引入外来资源了。
1.对瑞恰兹语义学理论和燕卜逊词义分析方法的引入基于此，朱自清开始自觉地向西方新批评的诗学理论学习和借鉴。
而在这方面，就文本细读的方法和诗的多义性分析方面，他显然是直接接受了瑞恰兹和燕卜逊的影响。瑞恰兹，英国人，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教授，是20世纪西方新批评的大家，着有《美学基础》
(1921年)、《意义的意义》
(与奥格登合着，1922年)、《文学批评原理》
(1924年)、《科学与诗》
(1925年)、《实用批评》
(1929年)等。在《实用批评》里，“他首创的‘细读’方法为新批评派的理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
1929年至1931年，他曾作为客座教授，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讲学。瑞恰兹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在当时的中国诗歌批评界与学术界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如清华着名诗人曹葆华，当时就系统介绍过他的着作。曹葆华这样认为：
“瑞恰兹是被称为‘科学的批评家’的。现在一般都承认他是一个能够影响将来，或者说，最近的将来的批评家。因为他最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趋附时尚的作家，实际他的企图是在批评史上划一时代，在他以前的批评恐怕只能算是一个时期。关于他的重要虽时常不能和他同意的艾略特也承认的。”
⑤瑞恰兹“在文学中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他看透了过去一切批评共有的根本弱点是什么，而想加以补救。他认为前人说的是模糊惝恍的话语，听者因为不知所云，说者也往往莫名其妙；所以要想改正，首先必须有心理学的知识，有了这种知识，才能把语言文字的意义弄清楚。”
⑥瑞恰兹“曾经说过他治文学批评在直接间接都希望贡献于另外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他和不少位学者正在研究着：他们叫他为‘意义学’。他和奥登(O.K.Ogden)曾合着一本《意义的意义》
（《The.Meaning.of.Meaning》），这里所分的文学作品的四种意义，便是其中精义的一部分”。（注：他的四种意义是指意思、情感、语调、用意）朱自清认为新批评的一些文学思想和理论主张，能够使文学批评中许多问题得以解决。“读者虽然不能尽悉这些问题，但在领略了四种意义后，在欣赏诗的时候试为应用，必然得到很大的帮助。”
⑦叶公超也这样肯定说：
“瑞恰兹在当下批评里的重要多半在他能看到许多细微的问题，而不在他对于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
“我希望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兹的着作，因为我们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与方法。”
⑧瑞恰兹批评理论中关于“意义”分析的理论和他所倡导的“文本细读”
的理论与方法，对清华学者和关注诗歌文本意义分析的朱自清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瑞恰兹的学生燕卜逊所着的《朦胧的七种类型》，是实践瑞恰兹这种细读主张的学术力作。威廉·燕卜逊，英国批评家，诗人。
1937年来中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不久平津沦陷，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
1940年返回英国，任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编辑。
1947年重返北大任教，至1952年回国。瑞恰兹的许多着作，燕卜逊的这本书，在观念和方法上，对当时的朱自清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他的一些日记和记述可以看出：一是朱自清很注意瑞恰兹、燕卜逊的文学批评与学术思想；二是他认真阅读了瑞恰兹的主要学术着作，包括他的语言学着作和诗学批评着作；三是先受聘清华大学，后来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燕卜逊，曾为朱自清所关注。而这些阅读、接受与关注，在朱自清的诗学批评思想中，与他传统诗学修养的结合，便成为他现代解诗学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基础。对于瑞恰兹、燕卜逊的文学批评思想的认同和接受，是朱自清解诗学思想的主要来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朱自清对于文学文本意义分析的重视。如1933年他就表明自己赞同并接受瑞恰兹的观念：
“郭绍虞先生说这种方法(按：指严羽《沧浪诗话》里提倡的以‘兴趣’论诗：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近乎游戏，多模糊印象之谈，是不错的。兴趣论所论的其实也与作家或作品无多交涉，只是用感觉的表现描出作品的情感部分而已。但情感以外还有文义、口气、用意等，兴趣论都不去触及；模糊印象，就为的这个。”从这一观念出发，朱自清反思了中国传统以“神、气、味”等观念与形容词论诗的局限，认为：
“对于诗文的文义、情感、口气、用意四项都未曾经提及，但知囫囵地说，加以用得太久，意义多已含糊不切，所以没有多大效用。”
⑨朱自清又说：
“大概因为做了多年的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兹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几二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说话》，又写过一篇《沉默》，都可以说是关于意义的。还有两三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
⑩“我读过瑞恰兹教授几部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从前曾写过几篇论说的短文，朋友们似乎都不大许可。
……而客观的分析语文意义，在国文教师的我该会合宜些。”讹他分析文本，特别关注“文字与意义”，“文字有文义(sense)与用意(intention)，最好能分别清楚。如‘该死’二字，文义是应该死掉，其实用意不过表示自责或责人。这种只是表感情的词，与表思想。
第二，对于诗歌多义性的认识和批评实践。朱自清说：
“意义学，的不同”
‘这个名字是李安宅先生新创的，他用来表示英国人瑞恰兹和奥格登一派的学说。他们说语言文字是多义的。每句话有几层意思，叫做多义。唐代皎然的《诗式》里说诗有几重旨，几重旨就是几层意思。宋代朱熹也说看诗文不但要识得文义，还要识得意思好处。这也就是‘文外的意思’或‘字里行间的意思’，都可以叫做多义。瑞恰兹也正是从研究现代诗而悟到多义的作用。他说语言文字的意义有四层：一是文义，就是字面的意义；二是情感，就是梁启超先生说的‘笔锋常带情感’的情感；三是口气，好比公文里上行、平行、下行的口气；四是用意，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种用意，指桑骂槐，言在此意在彼，又是一种用意。他从现代诗下手，是因为现代诗号称难懂，而难懂的缘故就因为一般读者不能辨别这四层意义，不明白语言文字是多义的。他却不限于说诗，而扩展到一般语言文字的应用。”
讹在涉及瑞恰兹的理论时，朱自清又说：
“他说听话读书如不能分辨这四层意义，就会不了解，甚至误解。不了解诗或误解诗，固然对自己的享受与修养有亏。不了解或误解某一些语言文字，往往会误了大事，害了社会。……瑞恰兹被认为科学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学说的根据是心理学。他说的语言文字的作用也许过分些，但他从活的现代语里认识了语言文字支配生活的力量，语言文字不是无灵的。他们这一派并没有设立‘意义学’的名目，所根据的心理学也未必是定论，意义独立成为一科大概还早，但单刀直入的从现代生活下手研究语言文字，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讹他又说：
“多义也并非有义必收：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须严；不然，就容易犯我们历来解诗诸家‘断章取义’的毛病。
……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切合’为准；必须切合，必须贯通上下文或全篇才算数。从前笺注家引书以初见为主，但也有一个典故引几种出处以资广证的。不过他们只举其事，不述其义；而所举既多简略，又未必切合，所以用处不大。去年暑假，读英国Empson的《多义七式》
(《SevenvTypesvofvAmbiguity》，今译《朦胧的七种类型》)，觉得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辊讹朱自清关于对古典诗歌“多义”等的阐释，都是与接受瑞恰兹、燕卜逊的批评思想和方法的影响有关。
第三，就是朱自清把瑞恰兹、燕卜逊的重语言、意义细读分析的诗歌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古典诗歌的批评实践，产生了“新理论应用于古作品”的分析法。他撰写的《诗多义举例》
(1935年)、《古诗十九首释》
(1941年)、《〈诗三百篇〉指导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