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学文本，常常需要把自己读过的别的文本的审美阅读经验与新的文本的审美阅读经验连接和对照起来解读，“以诗解诗”，或曰“以诗证诗”，以旧的审美经验惯例来阐发新的审美经验，就可能真正地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获得丰富而独特的审美阅读体验。特别是对那些较为晦涩的作品，最好是联系已经读过的、与之有关的作品来解读，不说迎刃而解，至少也不失为一种“化难为易”的有效阅读之法。如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诗，是诗人任宣州团练判官时，游开元寺，登水阁，眺望敬亭山，俯瞰宛溪，只见江山风景依旧，而六朝文物却消失殆尽，不禁感慨，咏成此诗。原文是：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我们在解读时，自然就会联想到杜牧的《山行》诗对秋意的流连与寂寞，《泊秦淮》中对历史兴亡的悲慨与无奈以及《江南春》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苍凉与感伤。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句子：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还可以联想到崔颢《黄鹤楼》中的句子：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有了这重重的“联想”和互文性的对照，就可以在吟咏之间，感受到诗人杜牧内心的寂寥惆怅，感受到诗人面对李唐王朝日渐衰落的哀痛与怜惜，感受到诗人爱国忠君却只能“英雄无用武之地”
的忧愤与落寞。因为受读者的阅读经验的限制，因为受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限制，因为读者阅读的特定情境的差异，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解读必然是有差异的，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的解读背景下也会对文本作出不同的阐释。自然，这些阐释有可能是与作者和文本的本意相背离的，因而造成一定“误读”。但是，这样的“误读”却不可避免，甚至无须避免，因为恰如德里达所言“我曲解，所以我多解”，这“误读”中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读者的审美创造性。
（三）从自己感觉最亲切、最深刻、最鲜活的“词句”出发，读出其文学性和审美味来
作为读者，最重要的是从自己的“感觉”出发，忠实自己鲜活的体验与感觉，从自己感受最亲切、最深刻、最鲜活的“词句”出发。如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其中的“啼”字，并非“啼哭”，而是“啼叫”、“啼鸣”，或者说是“歌唱”，与“戏蝶”的翩然舞蹈结合，则更能够表现春天充满盎然生机的气象。之所以用“啼”字不用“莺歌燕舞”的“歌”字，一是“啼”字更能够显出莺鸣之清丽与婉转，二是押韵的需要，这“啼”字与“千朵万朵压枝低”属于同一韵。如果与金昌绪《春怨》中“打起黄莺儿，莫教枝头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比较，就可以发现这相同的“啼”中却包含了不同的情绪。杜诗表现的是欢愉、欣喜的心情，金诗表现的是怨怅、伤感的情怀。读《江畔独步寻花》，最容易忽略的是“黄四娘”，或者是“以今推古”，以为这“娘”字就是“老太婆”，其实，这“娘”当是与“杜十娘”“杜丽娘”、“红娘”的“娘”同义，应当是指“年轻漂亮的女子”。
“黄四娘”就是黄家的排行第四的妙龄少女。自然，依理可推，还应该有一娘、二娘、三娘了。这是一群美丽的姑娘与千万朵姹紫嫣红的花相互映衬的景象了。
杜甫是到江畔独步寻“花”，结果也寻着了“花”，那花充满了小径，姹紫嫣红，姿态各异，群芳竞妍。而更重要的“花”似乎却是“黄四娘”
了。或许她并没有出场，但从这“满蹊”的招蜂引蝶的“花”则可以侧面地烘托出“黄四娘”这朵花的娇丽绝俗。于此，还可以联想到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句子：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也是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美丽，这情景的确是让人着迷的。
三、文本细读的文化维度：内部的语境还原和外部历史文化语境追索的统一
新批评的代表人物克林斯·布鲁克斯说：
“只要从新批评家的角度稍稍考虑一下批评问题的性质，就足以看出，这种批评在许多情况下大都需要语言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帮助，在所有的批评家中，它最需要运用别人进行缜密细致研究而得到的成果。实际上，治学严谨的学者正是以这样的批评作为自己的目的，换言之，上述批评也正需要、并依赖于这些学者们出类拔萃的劳动。由此可见，只要不产生误解，新批评在原则上是一种与正统研究最少冲突的批评。”（见克林斯·布鲁克斯：
《新批评与传统学术研究》，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可见，要对文本进行充分细致的解读，自然需要借助语言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知识和理论，它既需要把文本放到特定的内语境中进行“语言意义的情境还原”，重要的是，还要把文本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外语境中来阐释。
这样一种把文本内在的语言审美与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起来的细读，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文化诗学的文本细读观”。按照瑞恰兹的语境理论，“语境是语言产生意义的原因和前提”，“语境是在文本之外的与文本相对的概念，是没有在文本中出现、但却决定着文本意义的那些事件，是文本意义产生的原因”。作家的写作常常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进行的。特定的历史创作背景，特定的写作机缘，特定的心情和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也决定着作品的内容和主题也常常是特定的。所以，真正科学和合理的文本细读应该是这种文本内语境与社会历史文化外语境相结合的一种解读。
（一）联系作者写作时的具体而微的历史情境和语境，解读文本所蕴涵的深刻含义
阅读文学作品，如果能够进行“情境还原”，进入作者写作时的特定情境，与作者对话，“得作者之用心”，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就可以感悟到作者情感的脉搏和思想的跳动。这样的解读才会更为真实，更为深刻。我们在进行“还原”分析的时候，最根本的是将作者写作的历史情境“复原和再现”出来，将作者所表现的具体而微的生活情境“复现”出来，再与文本中的叙说与描写进行比照分析；其次，我们的“还原”必须是“微观的”、“具体的”。
“情境还原”越是具体、特定和独特，就越有利于对文本的解读。比如，张继《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从“客”字我们就可以感知到诗人对故乡的怀念，而“愁”字则点明了离别故乡的痛苦和辗转难眠的孤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历史情境的还原”，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写作的特定的“情境”是诗人科考失利，人生受挫之际，显然，这里的“愁”更重要的还不是思念故乡，而是因人生的不得意而生发的一种“人生经验”与“人生感触”。这时候，我们从“客船”与“寒山寺”的“对立”中似乎就可以隐约地感受到“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出世的与入世的。诗人或许就是在这两种不同的人生煎熬中而倍感痛苦、彷徨不已。当然，这似乎有些“曲解”，但是，又能够从文本中找到合理“线索”和现实的“情感因子”，纵然是误读，但也是一种“知人论世”和合理式的误读。
（二）联系文学与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发掘出文本中独特的文化蕴涵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