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预则立，皋预则履。”古往伞来帝王将相皆能收拾残局乘胜追击。雍正更耒怕厮杀场面，暗算事件，他深知其中奥秘；总是事先而知，施展神力，防患未然，操纵别人，游刃有令，可谓大师的中盘胜算高手。
智经35胆大心细，用人不疑
“以政绩察人居心立志，不可姑容钓属月之誉。”
——雍正
雍正堪称用人的巨匠，管人的大师，在他的人生格言里有如下理论：“用人是受制于人，宜用忍；管人是人受制于吾，宜用狠。”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得到淋漓尽致发挥的表现。在雍正即位前，受制于其父皇，需广泛地用人，他卧薪尝胆，忍字为先，伺机而发。当他即位后，天下人受制于他，他立刻心狠手辣地将政敌一一打倒，把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才罗致帐下，细心调理，使其一个个成为自己的政治工具，为其拼死效忠。
雍正的政权之初，百废待兴，政治革新成为必然，雍正之所以注重选拔人才，是因为一个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旧人往往成为阻碍变革的保守势力，固步自封、排斥新人，使组织失去前进的动力与进取精神。因此，大量培养具有革新观念的新人是首当其冲之事，雍正在选拔人才时不拘一格，任人唯贤。也正是在这些新人的不懈努力下，康熙时代积弊大为革除，开创了一个吏治较清、国库较富、百姓较安的中兴之世。
雍正对于宦吏的任用非常重视，前述在鄂尔泰的奏折上批写“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即为一例。
雍正四年（1726年），对诸王大臣等说：“从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朕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六年（1728年），在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上批写：“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
把用人看作行政的第一件大事、根本重事。因此，对用人的原则、方法严加考究，也形成了他的性格和特点。雍正的任用官僚不像乃父，康熙对人比较宽厚，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任职较长，雍正时人事变动频繁，一些官员来去匆匆，有的微员骤升大僚，而一些大吏被逐出政治舞台，看似棍乱，其实亦有章法。雍正三年（725年），他说用人变化迅速的原因：“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前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平不得已”。“总欲归于至是”，想把事情办好，因而在用人上颠过来倒过去，以求人和职结合得当。这还是讲一般地用人原则。五年（1727年），他说得就更清楚了：
“朕现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暂行—‘时，将来自仍归于圣祖畴昔铨衡之成宪：朕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国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萎靡之气。俟咸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另有裁处之道。”雍正要清扫康熙末年积弊，使雍正改元出现新气象，与这个政治方针相适应，确定用人的原则，培养一支振作有为的官吏队伍，去革新政治，因此要破坏常规的任用官僚办法，反对因循腐败的吏治。在这个总原则下，有一整套用人的具体办法。
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关于设置军机处一事，当时雍正设立军机处的本意，可能仅仅是从军事目的的角度考虑的。之后，由于军机处办事机密迅速，雍正又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军机处的官员，以及此后廷寄制度的形成，意外的起到厂摆脱其它官僚机构牵制、发挥皇帝专权的特殊作用。因此，此后雍正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和完善它，使它成为自己的一种御用工具。结果，随着军机处的出现，整个国家政治运作体制发生了巨变，原来由内阁承旨、六科封驳、公事用题本内阁承办，私事用奏本直达御前的方式，一改而为由雍正亲书或口授谕旨，军机大臣承旨拟谕径自廷寄到各地的方式。这样一来，原来的题本就成了例行公事的公文，而原为王朝中枢的内阁则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权力跟吊销差不多了。
雍正对设立军机处的本意是好的，无奈事情的结局变化并不是按他的意愿来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之中可见一斑。
军机处不但从形式上削弱了内阁及其它政府部门的权利，还从本质上削弱了它们的实力。这是通过雍正对军机处人员的任免来实现的——雍正在对军机处人员的选择上，提出了只用能人，不用庸人的观点，并提出了惟用亲信，不问出身的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雍正开始从各部门大力选拔人才，调往军机处，这样一来，必然会对其它政府部门形成釜底抽薪之势。
雍正所任命的这些军机大臣，与他们原来的官职相差悬殊，从正一品到从四品都有，这就是说，雍正在选拔军机大臣时，官职不是必要的条件，而工作能力和与皇帝私人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雍正在用人一事上，既体现了“惟用亲信”的思想，也体现了“不问出身，不拘—格用人才”的用人策略。
同时，由这些亲信负责军国大事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即这些人必定忠诚于雍正。而且作为军机大臣，他们的职责多是从事议事、撰述、传达工作，虽有一定的权力，却没有内阁的票拟权。这样—来，雍正就更能大权独揽了。
雍正的这次行政机构改革，在加强了皇权的同时，还削弱了满洲贵族和满汉大臣的“相权”。使雍正能够亲自批答奏折，并向军机大臣面授机宣，这样做，实权全部落在了雍正的手里。
智经36不杀忠士，容忍出错
“为公为私，小措难免，开训勉励，去其短而取其长”。
——雍正
能取长补短之人，才是进步最快之人，人无完人，在做事的过程中，允许有些失误，这是雍正对人客观现实的观点。只有把事情做好，才是心诚的体现。
雍正用人，首先认为所用对象要有能力，也即把才放在第一；才以致用，才是用人的基础或前提条件；强调所用刘象的素质，而轻视其德，是雍正不同于康熙，不同于乾隆的独特处；在于他依靠铁腕强权，严加管理，对自我驭下能力的自信。
雍正打击政敌，的确够狠，够毒。但是对一些持不同政策见解而不是势不两立的人，有时不但不迫害，反而相当的容忍甚至重用。
朱轼，康熙末为左都御史，雍正继位，封太子太傅，雍正二年（1724年）命兼吏部尚书，赐诗云“忠岂惟供职，清能不近名。眷言思共理，为国福苍生”，希望在他辅佐下治好国家。但是朱轼违反雍正意愿，反对耗羡归公。三年（1725年），雍正任用他为大学士，还要他教育皇子弘历等人。后来他又反对西北用兵，据传说，他曾不安于位，以病乞休，雍正挽留他，说：“尔病如不町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他感激梯零，从此不复有去志，及至雍正死，他立即针对老主子政策，上条陈，指责司法严刻和垦荒之弊，旋即病死，遗疏反对言利。他同雍正的一些主张唱反调，雍正知道他的思想，但仍然重用他。太原知府金？也反对耗羡归公，雍正却很快提升他为广西按察使，寻即擢为巡抚。他为地方官任用的合理，向雍正建议把州县分为喵、疲、难等几类，依据分类情况，任用官吏。前已说过，他的办法为雍正所接受。曾静案子中，他清查军流人犯在广西散布反雍正的流言。他既得到雍正的信任，也极力为主子效劳。侍郎沈近思反对火耗提解，雍正仍重其为人，赐诗赞许他：“操比寒潭洁，心同秋月明”。沈近思反对雍正崇佛，雍正并不为意，他死后，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遣官往祭，又以其子幼，令吏部派司官经理丧事。另一反对耗羡归公的御史刘灿，雍正始初认为他有私心，改授刑部郎中。后见他“居心尚属纯谨”，升之为福建汀漳道。五年（1717年），他因漳州政府及屑县仓米缺少，揭报督抚，文书被府县截回，他气得以头撞壁，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密参他浮躁失体统，雍正保护他，说他是感恩图报心切而忘掉了礼体，倒是肯定力任事的表现，没有过错。七年（1729年），李元直为监察御史，上任八个月，疏奏数十上，其一对满汉大学土等均有指责，说“朝廷都俞多，吁？少，有尧舜，无皋羹。”意即朝中只有赞同，没有争论，名虽谴诘廷臣，实亦涉及皇帝，雍正问他：没有皋羹臣子，那来的尧舜之君。不过雍正认为他没有恶意，告他：“汝敢言自好，嗣后仍尽言毋惧。”恰好广东上贡的荔枝送到，雍正即赐数枚，以表彰他正直。不久用他为巡视台湾监察御史，雍正亲自取时宪书，为之选择上路的日子。李陛辞时，雍正说他肯定不会贪赃，只怕“任事过急”。
雍正刚刚即位不久，翰林院的一个叫孙嘉淦的小官就开始给皇上提意见，希望雍正“新骨肉（亲近兄弟）”，“停捐纳（停止卖官）”，“罢西兵（停止对西北用兵）”。
雍正看了奏折、当时大怒，责问这个小官的上司，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为什么此人如此狂妄。
朱轼小心翼翼地提醒雍正说，孙嘉淦这个人是狂放了一些，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胆量。
雍正沉思一会儿后大笑说，你说得有道理，朕现在也很佩服他的胆量，就提拔他当国子监的司业吧！
然后，雍正又专门就这件事下诏对文武百官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总是直言进谏，朕并不觉得生气，反而很欣赏他这种作风，以后你们要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
雍正这样做，也井非全然言不由衷，后来孙嘉淦不但没有遭到打击报复，反而步步高升，一直当上了恃郎。
上面提到的朱轼也曾经屡屡反对雍正的一些新政策。
比如山西巡抚诺岷提议耗羡归公以后，雍正大力支持，决定实行。但是朱轼觉得这样慎违反祖宗成法，恐怕一旦提留耗羡名正言顺，耗羡之外再加耗羡遗患无穷，所以连连上书，始终表示不赞同，附和朱轼的还有侍郎沈近思、御史刘灿等人。
雍正一再反驳他们，但是朱轼等人的立场就是不改变。
后来雍正还是坚持推行了耗羡归公的政策，但是对于朱轼等人并不怀恨，反而嘉奖他们的直言，命令朱轼担任大学士，作乾隆的老师。
由此可见，雍正不杀谏官可见其远见卓识，如果真把进谏的人杀了，那么以后谁还敢进谏呢，雍正深知此理。
不杀耿介之士，是雍正又一心智，从中可以看出雍正的远见和气度，说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也不是不可，就其直言而不以为杵，自信且能兼听，雍正远见气度是古来帝王所少见的。
智经37人力竞争，唯才是举
“进贤勿避嫌，知其不肖而不言，是谓党恶。”
——雍正
“惟才用之，不能假借，凡有才之人，必先用之，只有人才是货真价实，才能成其大气。”这是一代智帝雍正任人唯贤的心境告白。
用人则需知人，知人才能善任。雍正用人，权力是大赐的，但天赐就能管用，就能长久，就能归心吗？这里面除了皇权，还必定有招儿。
大胆使用贤能之才是雍正吏治思想的核心。他用人的原则一直本着官得其人、人尽其职、不拘成例、不限资格的原则。
不拘成例，不限资格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有能力，即便你官职低微，也可以将你破格提拔任用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为此，他曾说：“即府县等官虽阶局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吏，亦准列于荐牍之内。”
与任人唯贤的思想对立的是，雍正讨厌只会做表面文章的俗儒、腐儒，他认为：那些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却实无一策”。因此，他鄙弃这些虽能下笔千言，却根本不知道“吏治及一篇真文章”的腐儒，自然不会重用他们。也就是说，那些腐儒并不是真正的贤才，怎么能够堪当重任呢？
雍正是思贤若渴，但他本人也知道真正的贤良之才是不可多得的。为此，他曾讲：“盖自古迄今，大抵中才居多，欲求出类拔萃之贤，世不屡遇，故理国之道贵储才有紊：
从以上可以看出，雍正的用人之道自有其理，他高瞻远瞩，对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可谓心机百出。
雍正储备人才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设立和借助科举、教育制度把可造之才送进政府机关培养和训练。用雍正的话来说就是：“培馆阁之材，储公辅之器也。”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注重培养馆阉人才，就是为了使他们有朝一日能成为辅佐国家的王公委臣。这主要是指选翰林而言。
雍正说，选翰林“必人品端方，学问纯粹，始为无忝厥职”。就是说要把那些人品、学问都很优秀的人储备充实到中央政府的枢要部门去锻炼。
为此，雍正还特地设立了朝考制度。即对每年殿试中举的进士再进行一次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从中选出最优秀的人选，委以提拔和重用。这个制度以后一直实行了下来。
清代许多有名的宰辅都从这里开始展露头角。
看来，雍正的“培馆阁之材，储公辅之器也”的目的确实达到了。
另—种方式是注重在实践中储备从事具体工作的实千人才。比如河防水利，雍正就经常讲：“是通晓河务人员不可不预为储备也。”并时常选拔优秀的官员到治河第一线去学习泊水之术。
雍正时期，就知道人才的培养训练之重要，雍正用人之道是不论有无文凭，只要有能力又能实心办事的人，他就会对其破格录用。
在管理一个国家事务上，雍正也会慨叹：“天下唯人才难得广雍正选贤要求举荐贤才时不能惧怕嫌疑，就算他是你的亲朋好友，只要他确有贤能，也要大胆举荐，但对那些不肖之徒一定要揭发他，不要怕因此遭到他们的怨恨，假如你知道某不肖却不揭发，那你们就是朋比为奸了。
在看到这一事实之后，雍正明确下令：“凡为督抚者，为国家爱惜人才，而于参劾之间，尤当加意慎重，若误去一员，其过更在误荐一劣员之上。”这就是说：各省督抚，应懂得爱惜人才的道理。在对部下进行弹劝时更应当谨慎。若为查人不明误将一个有用的人才罢了官，那就比误荐一个不肖官员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雍正在选贤之时运用唯才是举的策略是对的，这样做于国于己都是有利的，世界是靠人来创造的，如果没有人，就等于没有了一切，雍正深知此理。所以，在用人上面他慎重起见，表现了其独特的魅力及高尚的品质。
智经38不论满汉，只论公私
“凡人为臣，不当论满汉，但求一身尽职，不必牵擅兄弟手足及亲朋至友。”
——雍正
不循私情、秉公办事是衡量清官与污吏的标准，雍正提出“戒贪务聪、谨言勉真”是人生处世的八字秘决，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任人唯贤自然要包括许多方面。在对贤才的选拔上，雍正并非不强调德行，但是他一再强调当官者必须不循私情，不谋一己之私，竭尽全力为国家办事。
鄂尔泰曾在奏折中把雍正的用人方针剖析得人木三分。
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办事，不是为用人，尤其不是为养闲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强教育，对不能办事的善人，或调换职务，或离职赋闲，让出缺位给有能力的人来干。他进一步说明和发展了雍正的使用有才能的人及其有缺点即加以教育的用人方针，雍正看后大为欣赏，称赞他的说理“实可开拓人之胸襟”。雍正用人，一定要使他的才能和职务相当，有才而不肖，贤而无才，取前者而舍后者，这是他用才思想的一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