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万人之上却耒敢自居自恃，而是很明智地提出人生两大戒忌：“傲”与“虚”确是发人深省的。
智经89公诸天下，胸怀磊落
“天道昭彰，令自投首，静言思之，翻足惑庆，借此表明于天下后世，不使白壁蒙污，莫非上苍笃佑乎！”
——雍正
雍正登位之初，社会舆论中把雍正描绘成篡逆的伪君，不讲人伦的畜类，凶恶残忍，不行广政的暴君，希望他垮台的有之。这说明一个问题，在思想和舆论上，雍正没有象在政治上那样成功，湖南秀才曾静，上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他反清复明就是一个鲜明的事例，然而，身拥大清帝国的雍正，面临如此舆论逆境所表现的光明磊落之举却让世人对其刮目相看。
曾静选择岳钟琪作为下书对象：原因是多力面的，其一当时社会上传言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要替汉人报仇，反清复明，其次说尽管手据重兵的岳钟琪尽忠爱民，但因其劝谏皇上“修德行仁”而皇上疑他不信任他，使他也惶惧不安，等等，众说纷纭：所以，人称“薄谭先生”的曾静，根据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理解，相信岳钟琪能实现他的目的，就派遣门人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策动岳钟琪造反，并递交了书信。
曾静书信封面称岳钟琪为“天吏元帅”，它的内容，据岳转述，足“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悼上书。其巾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岳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夏靓、张悼显系曾静、张熙师徒的化名，所谓“无主游民”，是不承认清朝政府。书信的意思是，岳钟琪是宋朝岳飞后代，清朝是金朝女真人的后代，岳飞抗金，他的遗胤不应该侍奉女真人的后人，希望他利用手中的兵力反对清朝，为祖宗报仇，替汉人雪耻。这个观点与别人密告岳钟琪的说法相同，与产宗汉的呼叫类似，岳当即找陕西巡抚、满人两琳同审张熙，西琳有事未到，由按察使、满人硕色于暗室同听，岳问张的师父是谁，张不回答，拷打昏绝，坚不吐口，惟说他们势力散布湖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这些地方传檄可定。岳钟琪见动刑无效，改设骗局，以礼相待，表示他早想造反，希望其师来辅佐，又赌咒发誓，痛哭流涕，以示诚意：张熙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受骗说丁实情。
曾静的政治观点，在他的著作《知新录》和被捕审问—供中所表述的，有三个方面。
（1）雍正是失德的暴君。他认为，雍正有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乐”、“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他相信雍正毒死康熙的传说，认为新处处与老“为仇为敌”；逼母是指仁寿皇太后之死为被迫自杀；弑兄是因被囚的允？死于雍正二年，怀疑是被雍下杀害；屠弟当然是指允？、允？之死丁；淫色是说雍正将废太子的“妃嫔收了”；诛忠无疑是指年羹尧、隆科多的案广；酗酒，乃因社会上传说好饮酒，带着大臣在圆明园白昼饮酒作乐，不理政事；贪财，内容更多，如曾静说雍正“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这十条罪名，包括了雍正继位及在头五、六年的重大政治事件，曾静都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暴君。
（2）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反对清朝统治。
清朝皇帝是满人，又是君主，按封建伦常，臣民对君主应该绝对忠顺，依照一部分汉人的“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对少数民族的又要反抗，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满人的统治呢？曾静说：“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其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大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他反对清朝的代明，认为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之所以这样看待，并非完全从实际出发，而是他认为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统治比君臣大义还重要，他在《知新录》中就孔子对管仲的态度对此作了说明：“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人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城中第—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因此对已经号令全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主张逐杀，他说：“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反对满族为统治者的观点非常明确。
（3）希望拯救百姓于贫穷。岳钟琪审问张熙为什么谋反，回答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曾静著书说：
“土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他看到了社会上财富占有不平均，特别是土地集中的情况，又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到深刻的感受。他出身于“家事单寒”的家庭。在清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他父亲就想迁居蜀中，没能实现。曾静时家中景况更坏，他收张熙、廖易两个徒弟在家，住房电不够。他兄、嫂也因家巾各方面条件不好而导致夫妻反目，哥哥把妻子改嫁，单这一件事就充分说明他是寒素之家了。他的岳家“贫不能自立”，在康熙未年搬到四川去了。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张熙赴陕，靠当的家产做路费。曾静师徒及亲友是小上地所有者，生活没有保障。
所以曾静读《孟子？滕文公篇》这本书时对文中所讲的井田制，“心中觉得快活”，认为现时应该实行。他希望农民的耕地问题能得到解决，使他们并包括自身从困苦中解脱山来—看来曾静是比较清苦的汉族读”人，具有敌视满族政权和不满意贫富不均的思想，碰上舆论中颇多异议的雍正政治，激化厂原有的反抗意识。他的发难，当然首先是对雍正的挑战。
当时，明智的岳钟琪耳濡目睹雍下的言传身教，觉得雍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爱憎分明的有道明君，这些谋反的“逆书”自然顺理成章地送到了雍正手里，这不寻常的“逆书”
在雍正心里翻起了滔天波澜，他面临着天下臣民试目以待的合理解释。
雍正六年十月，雍正给岳钟琪回信说：
“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逆情如此之人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即白投罗网之意）非天（意）而何；朕实感天祖之恩，吴天罔矣，此书一无可隐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
在以后的追查中，证实雍正的确蒙受丁许多不白之冤，雍正面对突然而来的不白之冤勇敢面对，非但没有禁止，而且将这番言论公之于世，世人评说。
还要将曾静的言论公之于众，主要是因为雍正还想借此查明曾静这番言论是从哪里来的，意即弄清到底是谁造谣中伤了，说他弑父、逼母、淫嫂、屠兄…等十大罪，很明显，作为一介布衣，曾静不司能凭空捏造出雍正的{‘大罪状，这就是说，朝中肯定有人在故意散布种种流言蜚语，恶毒攻击当今，并想借此图谋不轨。因此雍正这才想借公开曾静一‘案，以顺藤摸瓜的方式追查出元凶。
经过多方追查之后，终于查出亡述谣言系允？、允？的太监所为。如巡抚赵弘恩在查明真相后，曾向雍正汇报说，允？的太监在发往戍地途中“沿途喊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喝喊，自称冤屈，诉苦人众，造谣君上……”再如耿精忠的孙子耿六格招认，他被发往黑龙江时，曾听允？的家人转述过允？的心腹太监何玉柱等人讲述雍正改诏即位，以及逼死皇太后的事这样一来，雍正终于查出造谣的元凶。即允？集团才是此类谣言的散播者和罪魁祸首。于是他便可以借此向允？
集团发起毁灭性的攻击了。这是雍正的第一个用意。
其次，还要查明曾静师徒究竟与哪些人往来，曾静“华夷之论”的思想又是得自谁人的传授，以剿除余患。结果，曾静最后供认的思想是受吕留良的影响，而他的徒弟张熙则与吕留良的弟子严鸿奎及其再传弟子沈在宽交往密切。这样查究下去，株连广泛，以致将许多人牵连其中。后因人数众多、涉及太，难以一时查清，冈此雍正将一干人犯从湖南调往了北京，以加速审理进度。
心怀磊落的雍正，事后感慨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大道昭彰，令自投首。静之思之，翻是感庆，借此表明于天下后世，不使白璧蒙污，莫非上苍笃佑乎厂。
智经90重用直士，广纳谏言
“此人刚方公正，深明大义，自然有料理之道。”
——雍正
一个朝代要想政治清明，在于当朝的能否任用正直的良臣，雍正在位期间，澄清吏治，四海清平，靠的就是一大批忠贞正直之士的大力辅助，这跟雍正本人重用直上，广纳谏言的风格是分不开的，在此期间，留下了许多君臣相宜的佳话。
李卫，江苏铜山人。康熙：十五年生，五1六年捐资为兵部员外郎，两年后升户部郎中。因平时做事认真，不畏强权。因此被雍正看重，即位便任为云南盐驿道，二年升布政使，三年擢浙汀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兼理江苏盗案，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少傅，十年内召，署理刑部尚书，寻授为直隶总督，终雍正之世留居此任。
清朝的户部掌管全国的士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
郎中是部里主管某项的司长，有实权。李卫在户部时可能是掌赋税的。当时有‘亲王管户部事，止李卫每收钱—‘千两，加收平余十两，李卫谏阻不听，李卫便置—柜，存放平余钱，外写“某王赢余”，放到廊下，让来往的官员都能见到。
为此，亲王很难堪，就停止多收平余钱。《诗》上说：“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当官的不知廉耻，没有德行，不嫉妒不贪求，还用做这不善的事吗，李卫此举，表示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李卫心地坦蔼，勇于仟事。曾奉旨奏议治河事务，对齐苏勒为河务总督提出异议，请求雍正寻访深知黄河水利有治水经验的内行人去总理河务。
李卫也曾奉旨论用人，譬如：他曾评价户都侍郎张伯行，说：“清廉可嘉，但不能搞筹综理，密于小而疏于大，是以多被群奸蒙蔽而不知。”又论户部尚书赵申乔，说：“于钱谷吏治无一不谙练精详，但其精神只用于分厘毫忽之间，及重大有关系之处反多有出入未妥、”李卫论人论事毫无顾及，性直无私，是位慷慨耿介之士。
李卫兼管浙江盐务时，政绩可嘉。当时，盐霸横行，盐官与私贩勾结，官盐流入私贩。李卫控制盐官向私贩走私，同时降低官盐价格，让百姓由吃私盐改吃官盐，夺回食盐市场，显示了经济头脑。同时，他还组织武装力量与沿海盐枭斗智斗勇，扑灭厂浙江沿海多股武装盐枭，使混乱不堪的浙江盐政得以肃清。不愧为国家经济、政治的一方栋梁之材。
在其为浙江巡抚期间，打击贪官污吏，清查积欠，治理诲塘，发展生产，使浙江的经济走在了诸省前列。他仁慈为政，保护人民，打击豪强，济危扶田，赈灾救难，很受老忻姓的拥护。调任直隶总督后，有—次李卫去南方办事路过浙江，老百姓又见到厂李卫，立即奔走相告，说李总督又回任了，前来迎接的人们排厂十余里。
雍正十一年，户部尚6兼步军统领鄂尔奇犯法，当时为直隶总督的李卫不顾鄂尔奇的哥哥鄂尔泰位高受宠，毅然密奏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乱民。后来李卫又再次具析奏参鄂尔奇，雍正命允礼审查，终把鄂尔奇革职。
李卫自出仕以来，不瞻情面，勇敢任事，持之以恒，小改初衷，是清朝一位方刚大臣，雍正看重的即是他的这一品质。
雍正对李卫的言传身教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也是持之以恒的，打开《？批谕旨》中的《李卫奏折》，可以翻到很多。李卫就任云南盐驿道的第—批奏折，雍正在批谕中讲，对他的忠诚勤敏没有顾虑，所不放心的是“尔以少年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于卜司僚友中过于强毅自用，致招恃恩犯纵之讥。”要他一定以“谦能”待人，避免“以气凌人之咎”。但是李卫恃才傲物，对上司粗鲁无礼，有人密参他私下称呼总督高其悼、巡抚杨名时为“老高”、“老杨”
在自己执事牌子上书写“钦用”字样，还偶尔接受他人礼物。雍正于是在他的奏折上批写：“……嗣后极宜谦恭持己，和平接物。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
脾，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其兜谨克慎毋忽”。随后，李卫在奏折中表示：“若稍避嫌怨，万难整顿，惟有谨遵礼法，不敢任性，亦不敢委蛇从事。”雍正怕他分不清刚直与傲慢的区别，又？批道：“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弗相交涉，汝宜勤修者，惟：涵养’二字最为切要，务须勉为全人，方不有负知遇殊思，竭力操持可也。”又田人的习性难改，郑重告诫他：“书云习与性成，若不痛自刻责，未易改除。将来必以此受累，后悔何及！”不久，雍正又在李卫奏折上以身说法：“和平度宇，为朕生平之所羡慕；骄傲形态，乃朕生平之所检戒。以汝气质而论，亦宜时存此念，方收涵养功效”。雍正到了晚年，对李卫仍谆谆教戒不绝。在李卫卜二年四月二卜八日的奏折作？批：有人在朕前批评你“任性使气，动辄矢口肆詈。”
接着开导他：“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啻再三，丈夫立身行己，于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町期，向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滂毁不弭自消矣。惟口出好兴戌，可不慎诸广据袁枚记载，尹继善评论过鄂尔泰、田文镜和李卫三个“模范督抚”。事情是这样：一天，雍正召见督臣尹继善，问他在督抚当中该向谁效法，尹思之有数，应声回答，因论雍正历年来表彰的三总督：“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袁枚给雍正时期许多人物作传记，持论不全允当，他写尹继善之廷对，颇有戏剧性，疑有加工成分，未必尹继善如此看待三位前辈。但其论李卫，确是入木三分，可为定评。雍正因李卫之勇，戒其之粗，不因过失而弃人才，正如他同鄂尔泰论用人中所说，对有缺点的人才惜之、教之，对李卫，就是这种思想和方针的实践。
雍正大概知道，当朝之世，少不得李卫这样的人，{诗》
曰：“柔亦不茹，刚也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意思是说：柔弱的我也不吃，刚强的我也不吐出去，不欺侮鳏寡孤独，不畏惧强悍豪霸。正说的是李卫这样的人。雍正能看上李卫的也就是这几点，并加以利用，使其能做一个造福于民的好官。
智经91恩威并施，满汉一统
“怨家宜解不宜结，无事不可生事，凡事以谦存心，以和接物。”
——雍正
雍正在为人处世上，往往别出心裁，象对待曾静一事，可谓新奇独特，发人深省，雍正的“奇”就奇在敢于抓住曾静的观点，公开辩论，敢于把不利于自己的观点加以公布，这个奇，表明他的政治气魄非同凡响。
在处理曾静案的过程中，除了出于宣传和安抚的需要，将曾静、张熙两名要犯赦罪免死，令其四处演讲并在衙门里当差真是恩威有加。此外，雍正可就没那么“客气了。”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及其子、已故进士吕葆中、已故学生严鸿逵戳尸枭示；另一子吕毅中、学生沈在宽处决立斩；吕、严两家其余亲属发往宁古塔永世为奴；凡刊刻卖、私藏吕留良书籍之人或被斩首，或被充军，或被杖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