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雍正赐宴，九卿侍坐。大臣们为了讨的欢心，竟侈谈禅学。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也能谈谈禅学吗？”赵殿最说：“臣没有学过。”雍正就笑着说：“你不访试着讲一下。”接着出了个题目，说：“‘观自在菩萨’，你可讲一下。”赵殿最答道：“尧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宫，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天下之民归心，菩萨自在。”雍正哭笑不得，只好打趣地对群臣们说：“赵侍郎真钝根也。”
由此可见，赵殿最也可说是位君子。《诗经》中有“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远见，就深深规劝。
皇帝以佛法为题令下臣讲话，赵殿最以儒学以对，可见是懂得曲谏的。如果朝中多用一些这样的官员，不仅官员们互相监督，相勉相励，皇上也会少犯些错误。
还有一回，雍正问翰林院检讨任启运一些佛教经论的话，任启运也据实奏称：“臣未之学。”雍正讨了个没趣，讪讪说：“朕知卿非尧舜之道不陈耳。”臣不附和，君也不怒，玩笑开不起来，但君臣和好。不过话又说回来，大殿的空气，还是太沉闷了，皇上想用讨论来活跃一下空气，却碰了软钉子。
似这样的下臣顶撞皇上的事并不鲜见。
文觉禅师奉旨南下的时候，地方官竞相趋迎，有一位漕运总督上疏奏称：“臣不能从佛法。”雍正能宽容不加责怪。
雍正常常为自己热衷佛法辩护，向下臣们解释自己的行为，譬如他曾说：“乃祖顺治，征召禅僧玉林绣人内廷研究佛学，就像黄帝到崆峒山访问广成了，讲求治身之要。黄帝是圣王，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因此顺治延揽僧人。是师法黄帝，当然也没有错。”这自然借祖父的先例，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
《庄子·在宥》篇中有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故往见之。曰：“我闻你修行已达到了至道，请问至道的精妙。我欲取天寺这精妙，以助五谷生长，以养人民。我又欲主阴阳和众生一同生活。这怎么办呢？”广成子回答说：“你所要问的，是事物的本质，你所要主者，是摧残物质的，你自己治天下，云气不用日月而下雨，草木不用日月而枝叶黄落，日月之光也就没用了。而佞人之心狭劣善辩的，又怎么能给他说至道？”黄帝听罢，百思不得其解，三月后，又去找诚子，见那广成子正头朝南睡着，黄帝便从下风跪着行进，再拜稽首问：“听说你达到了至道，请问治身怎么才可以长生呢？”广成子惊动而起，说：
“问得好！过来，我给你说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情，别劳你的身体，别动你的精神，就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动，你的精神将守着你的形体。身体就可以长生。”
这事其实是人们枉撰出来的子虚乌有之事，雍正以此为典故，说明自己热衷佛法是可厚非的。
雍正崇佛，也信道。在做皇子时，曾求武夷山的道士为他算过命，说他是真龙天子，这无疑给他以后的拚搏皇位增添了无限的信心和必胜的意念。
《庄子·养生主》篇章中又有说法，老子死了，有个叫秦失的人前去吊丧，哭三声就算完了。老子的弟子怪秦失对老子哭得不尽哀，就问他：“你不是我老师的朋友吗？”秦失说：“是啊。”弟子说：“既然是朋友，仅哭了三声，未免太冷淡了吧。”奏失却说：“对的。以前我以为老君和平常的人一样，应该对他的死而悲戚，今见老君非人而是天，所以随顺俗情，只哭三声罢了。刚才我进去吊唁，见有老者在哭，如哭其子；见有年轻人在哭，如哭其母。他们聚会在这里，一定有不想说而说的，不想哭而哭的。这就背弃了自然，违反了真实，忘了自己是怎样生的。古人说，这哀痛情绪是天对于逃避自然者的刑罚，老君的生，是应时而生，老君的死，是顺理而死。安时处顺，哀乐就进不到心里。古人说人们被哀乐情感所束缚，就像倒悬一样痛苦；而消除了哀乐情感，就如同倒悬就解开一样快乐吗？”
不管是道家或是佛界方式儒教都是封建卫道士杜撰的。
人生所追寻的一种至善至美的完美境界，在这种超脱凡尘的完美境界里，人们想的是如何顺应上天的安排，做一个功名利禄，视同不见的世外“超人”，那天下还能不太平，统治者还能不安享天年。
智经102正真为人，无愧于天地
“朕不为出色，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互相黾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
——雍正
天地悠悠，众口烁今，然为人但求无愧于心，无愧对天地，这是雍正勉力众大臣和自己的行为准则，那怕在讲求祥瑞的时期在发生日食、地震的时刻，雍正都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千古榜样人物，是非成败留于后人评说。
在现代人看来，日食、地震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至今日，人们都不能左右它的发生。只能明白它的原因而已。
日偏食、日全食，无非是月亮遮掩太阳所致，纯粹是一种的自然现象，并不是什么因果报应，是因不施善政所致。
一拨大吏以没看见日食为乐事、为祥兆，显示了旧时代知识的可笑处。当然，他们向皇上表贺是十分真诚的，是一种掩不住内心喜悦所引发的冲动。时刻想着感恩，时刻想着皇上和国家，以及不受灾的老百姓，这也算是有德之臣吧。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我国历史上，古人多以日食、月食的自然现象来指责国君为政不善。这并不能仅仅作为迷信来理解，是大臣们对国君的一种提示性曲谏。但山西巡抚石麟、江宁织造隋赫德这两人凭着良好的愿望，以没见到日食为祥瑞，岂不知是在装糊涂，也并不深信邪说的。他照常勤政，只把一些憨愚之臣蒙住了。
在雍正讲求祥瑞的政治策略下，就出现了这种荒唐祥瑞的事。
按照迷信说法，一场大灾难也还在后边。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北京发生了剧烈地震。中国史书上对这次地震有记录，但雍正活动资料，却只有朝鲜人作了点滴的记叙。
这场大震之后，朝鲜使臣李真望等人回国，曾向国王说雍正“恶闻灾异，钦天监虽有灾不敢奏”。
朝鲜当时是大清的属国。朝鲜英宗六年（即雍正八年）十一月，出使中国的朝鲜官员李枢、李桡分别讲叙了亲历北京地震和耳闻的情况。据他们描述，地震之前，忽然狂风暴雨。接着地震，掀动了桌椅，居民用的沙器，因互相撞击，都打破了。房屋倒坍也很严重，皇宫、圆明园、畅春园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连太和殿的一角也倾颓了。当时死的人很多，有的说两万多，也有的说四万。
据称，当时雍正的情况是朝鲜人听清朝内大臣常明讲的皇上“乘船幕处，以避崩压”。这是说地震发生后，雍正先是跑到船上，后来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中，他没有办法回宫理政和休息了。
朝鲜国王英宗为此讥笑雍正说：“以万乘之主，作此举措，可谓骇异矣。”这一讥笑其实是不应该的，大震面前，作为属国之君，英宗未必不是如此，只是嘴上功夫，一时说说罢了。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说到过地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惨莫惩？”
古代人不懂科学，总把灾难说成是对什么什么的报应。
这种遗风在没有文化的上岁数的人那里也可以找到影响，譬如说谁家院里的大树遭了雷劈，就说谁家人做了亏心事、不孝顺了等等。当代有文化的人自然不会这么看。
是封建社会的秀林之木，是人们詈骂和敬畏的对象，凡有什么灾象，自然会招人怨恨。雍正岂能逃之于例外？
但是否是因为雍正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而遭天谴的呢，然而雍正在位时吏治清明是当时臣民有目共睹的，在对其兄弟的事情上我们来看雍正自己的解释：
朕既然承袭了列位皇祖留下的基业，担子是很重的，其中有关国家杜稷安危的大事，而受到人心和世道深为担忧的事，朕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嫌疑，存在着一点小不忍的私心，那么反而使朕大大得罪于列位皇祖在天之灵了。古人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假如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不死，将来也未必不明正典刑，但是二人之死确实是受了阴司惩罚，这是很多人亲眼见到的，朕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执行诛杀。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本来便不怕杀了他二人被别人说闲话。如果朕心中存有不敢公开杀他们的心思，那么在拘禁他们的几年里，或暗用毒药，或派人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害他们性命，何必发旨征，求内外大臣们的意见呢？大家意见一致认为该杀，而朕内心仍然迟疑不决，仍使他们得以保全头颅落个全尸而死！至于允？、允榴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则要看他们本人的表现。朕也无法预定，而这二人目前还活着。
朕的兄弟很多，当阿其那等结党营私时，对于头脑聪明，稍有胆识的，便千方百计地去笼络，使他加入他们的匪党；对于懦弱无能，则采用恐吓和引诱的方法，使他去依附他们，以壮大声势。因此诸位兄弟大都受到他们的迷惑而不省悟，落人他们的圈套。即使在‘朕即位以后，而心中包藏着叛逆之心的，还不止一二人，朕对这些都置之不问。朕的一贯志愿，是希望化导他们顽固思想，一同归于善美。使朝廷里面，共同谨守君臣的道义，而在宫廷里没有一丝毫的芥蒂存在心里，而要对他们作出报怨泄愤的行为，无奈他们恶贯满盈，以致自己受到鬼神的惩罚，辜负了朕的—一片苦心，这是我最大的不幸。
智以103大胆开创，锐意改制“‘大公无我’卿当知之，断不可因执已是。”
——雍正雍正七年，准噶尔蒙古部落的策旺阿拉布坦策动叛乱，雍正决定对其发动平叛战争，为{经办军需，雍正设置军需房，后改称军需处或协理军需处，最后定名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雍正在对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即将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奏报批示：
“……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其西路办理事宜。则专责于总督岳钟琪是任。王大臣等小心慎密，是以经理二年有余，而各省不知有出师运饷之事。今览岳钟琪折奏，备陈十胜之情形，军务所关重大，朕不敢予言其必然，惟有倍加敬谨。”
军机处的本意为经办军需，要求迅速，往往不得迟误，军需供给保证前方将士建功立业，在运作中不受朝廷中任何官僚机构的牵制，只听命于一人，可以随意运用权力而不受阻滞，再后来，雍正为了稳固其皇权，重新创建一个可以囊括一切机要权柄又能服从自己指挥的，由亲信人员组成的新机构。
军机处不同与其他机构，它无定员。六部、内阁及其它各机关都各有定员，唯军机处的官员多少不一，皆由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增减。最初只有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如果加上岳钟琪，也只有四人。以后又有增加，最多时也不超过十一人。其次，被选人军机处的官员，都属兼职，不设专，职，从阁臣、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员中，选取“熟诸政体者，兼摄其事”，称为“军机大臣”。依他们原有的晶级和地位，排定先后次序，以品级高、资历深者为“首席”、“首揆”、“揆席”。如他们中有的失去原职务，或授于京城外的职务，其在军机处的兼职则被取消。军机处的属员，则由“各部曹、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充任，名曰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人臣互不统属，即无隶属关系，各自对一人负责。
军机大臣地位崇高，但无如六部等官员的实权。他们的职责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常日直禁庭以待召见”、即使巡幸外地，亦如内廷。具体规定每天寅时（三时一五时），军机大臣人直，办事完毕，由内奏事太监“传旨令散”。每天召见没有定时，或一次，或数次。
召见时，“赐坐”，将“未奉御批”的各处奏折进呈，等候钦批，“承旨”毕，即退出。凡的“明旨”，由军机大臣拟写，下发到内阁；凡不宜公开的“密谕”’，经由军机大臣“封交”兵部。视事之缓急，或“马上飞递”，或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不等，传送到各地。概括军机大臣的职责就是“承旨”，说得通俗些，不过是上传下达，当面替起草文件，或记录皇帝的指令，向有关部门传达。这些工作，实际是充当了皇帝的侍从秘书。军机章京有满汉人，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该奏议。满人抄写满文，汉人抄写汉字。这也是文墨秘书性质。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身处权力的核心，却无任何决策权，不能作任何决定，一切听命于，完成交办的事。
特别强调的是，军机大臣的工作具有高度机密或称为绝密。军机处不属一般的衙署，它需要保密，并时刻同皇帝保持直接联系，军机大臣要留在离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而快速地应召人宫。因此，军机处便设在隆宗门内，靠近内廷，既与外廷隔绝，以杜绝人来人往泄秘，又以离居处甚近，而召见便捷。“军机为枢密重地，非有特召，不许擅入”。如敢私人，或私自会见军机处官员，随时纠劾论处。军机大臣办公的地点，亦随的行止而定。如驻跸圆明园，其军机处则设在园内左如意门内：如在西苑、军机处设在西苑门内。如出京远行巡视，途中暂驻处，称为“行在”，或抵达目的地，其暂居处又称“行宫”，军机大臣皆随往，在行宫门“直房”，或设蒙古包为其办公处。不管在何处“人直”，都属的禁区，离甚近。军机处没有固定衙署，具有机动性，只有在京城，才有较稳定的办公地点。从召见军机大臣议事，更见其机密性。雍正每次议机要大事，只“独见”一名军机大臣，其他军机大臣不得参与。因为每个人的记性有强弱，理解深浅不一，文字表达能力也有高低之分，只召一人“承旨”，其中也有力所不能，转述世宗口谕，或据雍正指令撰拟圣旨未必尽合本意。至乾隆初年，始由“独见”变为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依靠合作，才避免“独见”的弊端。
军机处的高度机密性，体现在对其印信管理极严。军机处初无印信，至雍正十年三月，雍正命铸军机处印信，交由内阁大学士办理。据此，内阁大学士提出：“办理军机处密行事件，所需钤封印信”的印文拟为“办理军机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银质印信，贮于“办理军机处，派员管理。”
启用印信事，应行文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周知。雍正予以批准。印信贮存初定由军机处自贮，为防止私用印信，加强管理，遂改贮它处。其管理办法：用印时，由当日值班的军机章京持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字牌赴“仙奏事处请印”，然后又凭此金牌向领班军机大臣请开启印匣的钥匙，在他们的共同监视下，打开印匣用印毕，金牌交给领班章京，开印的钥匙仍交领班大臣保管，印信当即送回原处。印信分程序管理，相互制约，互相监督，无论职位多高、权多重的大臣，都无法私自动用印信。管理极严，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