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之设，经历了不断发展，以至完善的过程。当初是为应对西北青海用兵的特殊需要而设，其职责是专办军务，以办事迅速而机密收到了巨大效果。以前，办一件事，经各部门周转，至上层还经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等商酌，最后才到达，已迁延许多时日。其中如扯皮、推诿、拖沓等官场陋习，已习已为常，办事效率低，因为各部门经手，也谈不上保密，无法保证的意旨得到迅速落实。白军机处设立。所得效果是雍正始料不及的。他看到，任用军机大臣，摆脱了朝廷中各官僚机构的牵制，更重要的是，他发号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从而把国家机要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可以随意运用权力而不受阻滞，因此，雍正将军机处专办军务逐渐扩大到国家政务，发挥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作用。
军机处创设后，就使中央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先经由内阁及有关部承旨、承办的事，改为由雍正亲书谕旨或口授、军机大臣承旨撰拟，直接“廷寄”各地。原为朝廷权力中枢的内阁，自此变成有名无实的机构，大学士位阶崇高，却无事可干。同时，也把清初独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制置于无用之地，无大政可议，有其名而无其实。
在削弱乃至排除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参与国家政务的决策权后，皆“总汇”于军机处，而军机处则牢牢地控制在雍正之手，如“人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切权力皆由雍正自操，军机处官员真正成了他的办事人员，唯雍正之命是从，如雍正所说：“生杀之权，操之自朕。”雍正建立了君主独裁的政治体制，把封建专制推向了顶峰。比较明清两代的内阁与军机处，很明显，明时内阁，权属于阁臣，对君权尚有很强的约束力；军机处虽为政府权力的“总汇”，其权属君主，故对君权没有任何约束力，相反，军机大臣处于层层制约与的严格监视之下，无不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历代曾屡屡出现的权臣专政，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等难以克服的政治弊端，自雍正设军机处以后，自行根绝。仅此一点，其父圣祖也略为逊色。圣祖时，犹有鳌拜、明珠、索额图等人擅权，稍作成福，虽未酿成大祸，也暴露了历代通常所见的弊端，雍正设军机处，建立了君主高度专制的运行机制，保证了中央集权，实行了政治上与思想上的“一元化”统治，特别是最高层的统治集团维持了长期的稳定与统一，避免了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动乱和社会的骚动，给百姓带来了持久地休养生息，推动社会向着繁荣的方向前进。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雍正创设军机处所带来的始料不到的后果，不无积极意义。
智经104戒急用忍，内藏机锋
“凡事只以忍好、戒急用忍，时刻莫忘。”
——雍正
雍正奇高的智谋在于一个字“忍”，在他还是皇子时，康熙经常告诫他们，“戒急用忍”诸多皇子中，雍正可算是把这“忍”经运用到最高境界的一个，凭此“忍”诀才能从一个不起眼的亲王而一跃成为万人瞩目的大清天子。
就是在即位后，雍正并没像历代帝王那样急于将政敌置于死地，而是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这是经过认真的分析、判断和策划，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假如雍正急头急脑地实行屠戮政策，不仅会引起政局动荡，而且还有可能激发他的政敌发动政变。
雍正恰恰看清了这一点，他知道在政局还不稳的时候，冒然采取狠辣手段是相当危险的——狗急跳墙，兔急咬人，穷寇莫追，这正是所有能干大事业的人的禁忌之一。
作为一代天骄的雍正自然不会犯这种浅薄的错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大意即：我经历多见识广，因此才能有超常的忍耐力，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从雍正处理允？、允？
等人的情况看，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的确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周密策划和精心安排的。
首先，他考虑到允？是这个集团的首领，必须先给予宠信，笼络和控制他以防止发生变乱；允？在朝野上下支持的人较多，性情又强悍，不囚禁不足以制裁；对允？、允？等人的打击，实是以杀鸡儆猴，令其党人产生恐惧心理而有所收敛为目的。对于即位之初，头三脚还未踢开，御座尚未暖热的雍正来说，他需要的是时间，把必然会来的动荡尽可能地后推，等坐稳了江山再说。因此，政敌晚一些生事比早一些要好，越晚他就越有力量，越有主动权。
其次，他对政敌只是拘禁，而不妄加杀戮，是因为他不敢杀。雍正意识到，对手之所以敢于同他或明目张胆地对抗，或背地里给他出难题，就是为了触怒他，使雍正对他们中的一些做出过分的处置，这样不仅会使他得到一个“凌逼弟辈”的恶名，还可能激起事端，使他们有机可乘。
所以，雍正经常在朝臣面前揭露他们，说他们“任意妄行，惟欲朕将他们治罪，以受不美之名”。还说：“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太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而说他自己将“断不使伊志得遂”，因此他们曲加优容。譬如允？一开始就不买雍正的账，当面加以顶撞；允糖也在他面前傲慢无礼，雍正都能忍则忍，并没有立即治罪。上面说的那一些顾虑，使他对政敌的处置不得不慎不敢恣意而行。
更有甚者，就连允糖因“图谋不轨”获罪后，雍正在处理允？的女儿和外孙时，也是思之再三，决定不下。他原想拆散母子二人，又恐孩子小，容易夭折，怕自己因此“招许多闲话议论”而费尽思量。
由此可见，虽贵为一国之君，有时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即便如此，雍正还是招致许多非议。什么处置允糖是“凌逼弟辈”；什么惩治不法之徒是“公报私怨”等等。
雍正对此简直百口难辩。在当时情况下。辩也没用，就算雍正说得天花乱坠，也少有信他。于是他做出了一件高明的举措施，即：提升上书要求他“亲骨肉”的孙嘉淦为国子监司正，以示鼓励——提升孙嘉淦，雍正这一招出得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要通过此举，雍正向满朝文武表明：他也是赞成孙嘉淦的意见的，他也想去“亲骨肉”，顾念兄弟亲情。
说白了，雍正提升孙嘉淦，就等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说：我原本就是顾念兄弟亲情的，以后能不能亲，让不让亲，亲不亲得，那可不由我说了算，就看这拨人的作为了！
雍正采取老虎挂念珠的策略。外示慈悲，内藏机锋又何尝不是一种忍者的智谋呢！
智经105勤于政事，涵养性情
“生平不为权诈虚语。”
——雍正
身拥大清帝国的雍正以他雷厉风行的鲜明个性，锐意改革，使一个外强中干的大清帝国真正步人大治盛世，这与他不为权诈虚语的性格和勤政爱民，明察秋毫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雍正的父辈康熙，子辈乾隆，性都是好动，都是天马行空，爱好出行，四出巡游不绝，康熙曾于隆冬之际还出塞打猎。而雍正则端庄内敛，生活得很严肃。一即位就诏“罢鹰犬之贡”，而宫中所畜养的珍禽异兽也全令放出，一只都不留，以声示他不事游猎，不但东、南、西的巡幸不搞，连康熙每年举行的北狩也不进行。
雍正极少离开京城。他于元年先后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柩去遵化东陵，以后也还去过东陵祭祀，除了这个地方外，雍正即位后哪都没有去过！
所以在民间的印象，康熙、乾隆都是很有风趣的，并为他们的四出巡游编出了许多丰富精采的传说，而雍正就始终给人一种深不可测、冰冷坚硬的印象了！
雍正固守京城，可能一方面是经历了残酷的储位斗争后，树敌过多以致心有余悸，担心一离开都城，就会引来敌人寻仇。另外，雍正也是中国历史上公认处理政事最积极的，所以他也实在无暇出行。
雍正不时把他同父亲作比较，自云比父亲更洞悉下情。
雍正有自知之明的一方面，办事有主见，不易受到各方的影响，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志坚定，一往直前实施既定的方针。雍正五年，他说：“朕年已五十，于事务经练甚多，加以勤于政事，昼夜孜孜，凡是非曲真尚有定见，不致为浮言所动。”大意是说，我已经是过50的人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加上我自己日夜不息，努力处理政事。所以，对于不同事情的种种现象了然于胸，不会被各种假象迷惑。
雍正在自信心上的意志也是颇具一代帝王之气的，在批阅直隶总督李绂的一份奏折时，他侃侃而谈：“尔自被擢用以来，识见实属平常，观人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尔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凡聆朕一切训谕，如果倾心感服，将来智虑自当增长扩充。……尔城不及朕远甚，何也？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若能精白自矢，勉竭同心合德之诚，朕再无不随事训诲玉成汝之理。倘以为能记诵数篇陈文，掇拾几句死册，而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不及。朕非大言不惭，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极当敬而慎之，五内感激，庶永远获益无穷，尔其钦承此谕毋忽”。
要让有文名而又刚直的臣子心悦诚服，雍正不仅仅凭恃帝王的权威，也非不知羞耻地大言不惭，他自信见识远在被教导人之上，自信不庸愚的入主，才能够驾驭群臣，把握局面。
雍正懂得做的种种难处，他不只一次地讲“为君难”，他说：如果对弊政不加改革，众人会说懈于政务，如果真的竭力整顿，又会被人视为执政苛刻扰民太甚。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人们会说我不能受谏，如果因为其言荒谬加以处分的话，人们又会说堵塞言路，真让我左右为难，怎样做才好呢？
雍正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好，还特意铸造一板“为君难”的玉玺。
雍正说：“尔诸臣宜矢公矢慎，共襄盛治，嗣后会务屏去私心，勿事机巧，凡事只求当理，即合朕意，逢迎之术，断不可用。朕在藩邸，洞悉记弊。岂有向以为非，至今日而忽以为是耶！”
雍正适时地要求臣下“将向来怠玩积习务须尽改”，以跟上他的思维。
因为雍正对政情、民情极为熟悉，既了解历史，又具有“振数百年颓风”的抱负，才能够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奋斗目标，从而进行了一番改革。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讲到雍正的才智时大加赞美：
“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止，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也确是中肯之言。
雍正元年，京口将军位置缺人，雍正命令李？署理，大学士票拟时不小心将张天植拟用为副都统署理京口将军。事后发觉，大学士们自请交吏部处置，雍正借机教导他们要认真办事，并说自己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
二年，雍正向朝臣说：（朕）仰荷皇考诒谋之重大，夙夜抵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
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钦承列祖开创鸿基，体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
雍正为了拓新政治可谓用心良苦。
雍正五年，雍正把他比较欣赏的疆吏朱纲任用为云南巡抚，在朱纲赴任时，雍正同他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雍正说：我刚刚登基的时候，各位大臣大多没有见过面。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去鉴别这当中谁是可用的人才，因此每天都努力办事至深夜，中间没有任何休息时间。一心以天下大计为重，连身体亦不爱惜。
雍正处理朝政的习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可谓是日以继夜，孜孜不倦。
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晚间，也是雍正最繁忙的时刻，往往批览奏直到半夜三更，劳心费力，搞得自己精力疲惫。
大权独揽的雍正，由于其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其繁忙可想而知。
从雍正六年作的《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中，不难看到一位勤政的日常写照：
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
独览万几凭溽署，难抛一寸是光阴。
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
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
另外，雍正还作有一首《暮春有感》，同样表达其执政之艰辛：
虚窗帘卷曙光新，柳絮榆钱又暮春。
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日易匀。
宵衣旰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
风纪分颁虽七度，民风深愧未能淳。
由于时时小心谨慎，不敢怠情，虽然天气节令变化很大，自己无心也无暇欣赏暮春花木盛景，倒还对民风未能教化淳朴而深感不安。
智经106传统美德，尊敬长者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雍正
雍正身为大清天子，治理一个泱泱大国需要一大批忠臣，而他更懂得一句古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含义，所以他每每告诫臣民“尽孝是忠臣之本”提倡人民孝顺父母，以推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培养一大批尽孝，忠君的好官，以利时局稳定政治清明，一统天下。中华传统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有关孝子忠臣的故事不胜枚举。
《战国策？齐策》有个齐威王叫章子作为将军去和秦国打仗的故事。当时有人报告齐威王说：“章子领兵投降秦国了。”齐威王听了不予理睬。后来又有人来报告：“章子领着齐国军队投降秦国了。”齐威王仍然不理。接着这样又有来不断报告说章子投降秦国的人，齐王都不理。大臣们见齐王如此无动于衷，就一起对齐威王说：“说章子投降秦国的，不是一个人却是一样的话，国王你怎么不发兵去打他呢？”
齐威王说：“章子不叛寡人，我最明白，为什么要去打击他？”
齐威王如此自信，令大臣们不解，不少人都替他捏一把汗。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前线来报：“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那秦国因兵败而称臣于齐国。到了此时，齐威王左右的人问：“国王你怎么能知道章子不反呢？”齐王说：
“章于是一个不欺父亲、孝顺母亲的大孝子，怎么会欺活着的君王呢？”
家庭是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细胞组织。孝道实行于家庭，而家庭又是宗族的成员，崇孝道，就必然要重宗族，由宗族而升华为重民族、重国家。正缘于此，雍正在《圣谕广训》上第二条写道：“笃宗族以昭雍睦。”又进一步解释：
“大抵宗族所以不笃者，或富者多各而无解推之德，或贪者多求而生觖望（不满意而怨恨）之思，或以贵凌贱而势利汩（乱）其天亲，或以贱骄人而忿傲施于骨肉，或货财相竞不念袒免（五世之祖，不在九族之内，但同姓为丧礼而不带孝）之情，或意见偶乖（不合）顿失宗亲之义，或偏听妻孥（儿女）之浅识，或误中谗匿之虚词，因而之后谇倾排，无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忘之为宗族矣。”
看雍正此语，不像是个国王在训话，倒像是民政部家庭事务司的官员在做社会调查或在调解宗族和家庭纠纷。
其中除了有轻视妇女的话语而外，可以看来他是在布道，在游说，在不厌其烦地为社会风气的好转指点迷津，指出一条教化之路，而且把一些歪风邪气产生的根源和严重危害说得十分明白了。
雍正要求族人要相亲相爱，为此他号召宗族：“立家庙以荐尝”。于是兴建词堂，添置族产成了维持宗族制度的要务。
雍正四年，下令在宗族设立族正，其职责是“察族之贤不肖”。族长的选择，是宗族内自主的事情，族长主持族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