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认为，假定由于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的减少，商品市场需求减少，供求均衡数量减少，在货币供求不变时，利率下降，国民收入减少，经济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即经济萧条状态。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经济将长期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状态，只有国家干预才能让经济回到原来的均衡状态。如果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总需求增加，能使商品市场回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国民收入回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利率水平也相应地提高。如果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可以使货币供求均衡，数量增加，利率下降，投资需求和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水平增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使总需求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从而将处于萧条状态的低水平的国民收入提高到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水平。
新古典综合派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观点。这个学派认为，小于充分就业的数量只有在总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才会处于均衡状态，然而，根据新古典综合派的价格调整曲线，由于价格水平能够自动地调整，因此，小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不会处于均衡状态，而会自动地回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当国民收入下降时，价格下降，通货膨胀率为负值。当价格下降时，由于货币数量保持不变，货币供求均衡量增加，利率下降，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国民收入提高后，价格逐渐提高，国民收入提高的速度越来越慢，直至回到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水平时为止。
类似地，可以分析需求大于供给时的情况，这时，国民收入处于高于充分就业的水平，需求超过社会生产能力，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经济处于繁荣状态。
这时，价格调整机制会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经济会自动地回到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水平。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不论经济处于过度繁荣还是萧条状态，都能够在价格机制作用下回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状态。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是消除波动，使经济处于稳定的充分就业状态，避免萧条和过度繁荣给经济带来损失。
五、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
（一）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
凯恩斯经济学是在经济大危机和大萧条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政策主张也就以扩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基调，而由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凯恩斯更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认为货币政策只起辅助的作用。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永远处于危机之中，而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因此，经济政策就不能总是一个基调，而应当根据经济中繁荣与萧条的更替，交替地实行紧缩和扩张政策，即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
1．补偿性财政政策
补偿性财政政策是由汉森最早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在萧条时期，政府可以有意识地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税收，以刺激总需求。繁荣时期则要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税收，以抑制总需求，并求得繁荣与萧条时期的相互补偿。
据此，政府在确定财政预算时，就不能把平衡财政收支这一传统信条作为准则，而要按私人支出的数量来安排政府的预算，使私人支出和政府支出的总额保持在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由此导致的财政赤字可以用繁荣时期政府紧缩开支所产生的盈余来弥补。换言之，只要在萧条时期因扩大政府开支而发生的能够被繁荣时期政府所产生的盈余所抵消，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就不必担心赤字，因此，不必强求年年预算平衡，只求在一个经济周期内能达到收支平衡就可以。
具体地说，在经济萧条时期，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如果这时增加财政支出，包括增加公共工程开支、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等，以增加居民户的消费和促使厂商的投资，就可以提高总需求水平，从而有助于克服萧条。
同样，如果这时实行减税，居民户将留下较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消费将增加，企业也将更乐于增加投资，也使总需求水平上升，从而有助于萧条的克服。
在经济繁荣时期，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如果这时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包括减少公共工程开支、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等，以压缩居民的消费和限制厂商的投资，就可以降低总需求水平，从而有助于消除通货膨胀。同样，如果政府这时实行增税，居民户留下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从而消费将减少，增税也会促使厂商减少投资。这样，总需求水平下降，从而有助于通货膨胀的消除。
汉森认为，只要事先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有意识地安排好各项“反周期”的措施，即在膨胀的危险到来之前主动紧缩经济，在萧条来临之前主动扩张经济，就可以避免经济的一盛一衰，求得稳定增长，并使资本主义实现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汉森还把这种财政政策吹嘘成什么消灭危机，消除经济周期波动，解决资本主义病症的全面性方案，把体现这一政策精神的美国1946年就业法案称为“经济计划大宪章”。战后，美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的任期内，1947、1948、1949、1960年度的预算盈余，其他年份则是赤字，就是企图用这种补偿性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使之既不过度繁荣，又不致于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尝试。
2．补偿性货币政策
要想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实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长期稳定发展，仅有补偿性财政政策是不够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根据IS－LM模型的分析，指出财政政策固然是最重要的，但是为了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实行充分就业，货币政策也很重要。基于这一认识，萨缪尔森又提出了补偿性货币政策。其基本含义是：中央银行在萧条时期放松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和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在繁荣时期则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以抑制投资和社会总需求的增加。
具体地说，在经济萧条时期，即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做到：第一，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以便商业银行能在活期存款不变的条件下扩大放款，增加市场上的货币量，降低利率水平，促使厂商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第二，降低贴现率，促使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这样，商业银行不但可以不抽去对私人企业的贷款，甚至可以扩大对私人企业的贷款，从而使货币供给量增加，利息率下降，促使厂商增加投资，增加社会总需求；第三，买进政府债券，这样，中央银行的支票进入市场，并被存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在增加存款后，就可以扩大放款，于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利息率水平下降，促使厂商增加投资，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
在经济过度繁荣时期，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做到：
第一，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迫使商业银行不得不收缩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水平，阻碍厂家增加投资，从而减小社会总需求；第二，提高贴现率，限制或减小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迫使商业银行减少放款，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水平，阻碍厂商投资，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第三，卖出政府债券，这样中央银行就得到商业银行的支票，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减少，从而其放款也减少，货币供给量减小，利息率水平提高，阻碍厂商投资，减少社会总需求。除此之外，中央银行有时还可以采取一些次要手段，主要是：
第一，道义上的劝告。也叫打招呼，即中央银行用口头或书面的声明，对商业银行在放款、投资等方面采取的办法和行为，给予指导和劝说，希望商业银行能在货币政策等方面同中央银行相互配合。不过，这种劝告没有行政上和法律上的约束力。
第二，“垫头规定”的局部控制。所谓“垫头”，是指购买有价证券必须支付的现款。规定垫头可以控制金融市场的活动，管理市场的信用，影响货币供给和利息率。具体做法是，在经济萧条时期，降低垫头，放松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在通货膨胀时期，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垫头，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利息率，从而压缩总需求。
第三，控制利息率上限。主要是控制商业银行支付给定期存款的最高利息率，这样可以使定期存款减少，短期存款与债券增加，便于中央银行控制。
第四，控制分期付款条件。主要是中央银行规定消费者购买耐用消费的分期付款条件，包括偿付现金的比例和分期付款的最长年限。这样，通过调节信贷，以达到鼓励或限制消费需求的目的。
第五，控制抵押贷款条件。指通过控制不动产的抵押贷款，来影响建设住宅的支出。中央银行对抵押贷款签约时，应对企业支付的现金和偿还的年限都做出规定。
由此可见，所谓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就是要根据经济的一盛一衰，交替使用紧缩政策与膨胀政策。其特点是“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萧条时期，设法使经济繁荣，以消灭失业，在繁荣时期又要抑制过度繁荣，以控制通货膨胀，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整个50年代，美国基本上奉行补偿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经济危机仍频繁发生但已平缓得多，没有发生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二是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1953年-1960年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5％，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出现了所谓“艾森豪威尔停滞”。
为了克服“艾森豪威尔停滞”，加速经济增长，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托宾、奥肯、海勒等对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增长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不仅要在萧条时期实行膨胀性财政货币政策，即便是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小于潜在的（即充分就业的）国民生产总值时，也要通过赤字财政货币政策人为地刺激总需求，使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托宾把这种经济政策称作“新经济学”，这种“新经济学”新就新在“确信商业循环不是不可避免的，确信在不变的失业率目标下政府政策能够而且应当使经济接近于稳步的实际增长”。“增长性财政政策”很快被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所采纳。肯尼迪认为，“艾森豪威尔停滞”的形成，原因就在于混淆了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两个概念，当经济达到繁荣阶段时，并不能说明生产能力已经被充分利用，而正是在这个时候，艾森豪威尔就止步不前了，停止了对经济的刺激，从而使经济增长中断。所以，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不像其前任以消除经济波动为目标而采取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而是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整个60年代的连年不断的赤字财政被当作常规手段，无所顾忌地推行规模越来越大的赤字财政政策。
“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在60年代前半期的确相当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正如托宾所总结的：“1955年-1965新经济学经营指导下的国内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功，人们普遍都有这种感觉。经济享有5年不停的扩张。4％的失业率的目标事实上已经达到。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1％，创造了68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物价上涨不快，可以为人们所接受，每年上涨率为2％。”
到60年代后半期，由于把赤字财政当作常规手段，使得1961年-1968年间赤字越来越大，终于酿成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严重的“滞胀”问题。
（二）对付“滞胀”的政策
面对“滞胀”的严酷现实，新古典综合派并不认为是60年代的“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失败，因为它只是说明现在不能仅仅采取加速经济增长的膨胀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必须在此同时采取其他多种政策措施来治疗膨胀性政策的副作用。所以，70年代以来，新古典综合派又在基本执行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下列经济政策主张。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
这里所谓“松”是指膨胀性的政策，所谓“紧”是指紧缩性的政策。在50年代-60年代，这两种政策都是分开使用的，即对付经济萧条可以用“松”，对付经济高涨则宜于“紧”。70年代的“松紧搭配”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两种政策配合使用，可以搭配的形式有：
第一，“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在财政政策上用投资优惠（例如对投资者给予补贴、减免税、保险等优惠待遇）、减税、扩大政府开支的办法来鼓励投资，以增加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在货币政策上则通过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以防止因投资需求旺盛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加剧。
第二，“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在货币政策运用上用扩大银行信贷和降低利息率等办法来鼓励投资，以增加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在财政政策上通过缩小政府开支，压缩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来减少对市场的压力，以稳定物价。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
所谓“微观化”是指政府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来制订区别对待的财政货币政策。主要包括：
第一，财政支出政策的微观化。即通过财政支出来促进部门结构的变动，使某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部门优先增长。宏观财政支出政策调节财政支出总量，而不涉及财政支出的结构。而财政支出政策的微观化将考虑如何通过政府的投资和购买促使某些部门的优先增长，增加某些产品的供给，解决可能带动整个物价水平上升的某些产品供不应求的问题，特别是要通过财政支出政策的微观化，增加某些方面的财政支出来刺激那些可以容纳较多非熟练工人的部门的发展。这样，一方面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一方面使失业率得以控制，解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的问题。
第二，财政收入政策的微观化。即通过税收结构的变动和征税范围、税率的调整，使税收政策能促成资源的有效利用，以便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不致于降低经济效率。宏观财政收入政策只调节税收总量，而不涉及增减的税收的详细项目以及个别税率的变化。而财政收入政策的微观化则对个别消费品或投资品实行增税或减税，这除了能起促进投资或影响消费的作用之外，有时还能缓和物价上升或维持较多的人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