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头来，忘掉这一切的是是非非，我们可否暂且合上《红楼梦》的书卷，不要被任何成见所诱导和被任何现存观点所引导，不要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主观认识，也不要被任何权威和名家所影响，完全凭着自己对文字的感觉，凭着自己对这部文学巨著的喜爱，平心静气地掩卷思之，或许一个神游思髓的问题自会飘然而来，在众口一词的赞颂气氛中，虽然微弱但仍期期然地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之声：“《红楼梦》真的就是那么地好到极致吗？真的就是天下第一吗？真的就是中国文学的首选之作吗？真的就是代表了民族形象吗？”。
恐怕未必吧！我们不妨把这位《红楼梦》美人从武林大会的神坛上请下来，以客观公平的眼光来审验一下我们面前这位被美誉和褒奖包围已久的神秘美人，是不是真的是天下不二、世上无双？
首先就关于评价此书最为关键的思想性而言，虽然似乎现在已成定论，《红楼梦》全书体现着浓厚的反封建意味。甚至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讲“贾宝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革命家”直接把贾宝玉归入了革命同志的行列，还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被压迫的，都是奴隶。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这部书写了封建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等等。
其实不单单毛泽东这样认为，对于诸如关于此书反封建、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科举制度、消除等级观念、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等积极进步思想的反映，在学术上的概括和人们在阅读此书时也都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存在。
但是，不可否认，作者不管是曹雪芹还是别的什么高人，加上疑似续书作者的高鹗，毕竟都是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雍正到乾隆年间的大清顺民，在他们身上寄予太多的超出其时代精神局限的现代观念恐怕是不太现实的，他们不可能领导一场反对帝制的新文化反抗运动，也不可能倡导新民主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思想，所以有那么一点对于自由、民主的向往是肯定的，但绝对没有达到像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改良派一样那么高的高度，更不可能具备陈独秀、李大钊甚至毛泽东等先辈的共产主义信念，不然的话，清朝的封建帝王统治就不会在那之后又持续了近二百年才被宣告结束。
因此，如果我们也把作者从神坛之上请回凡间，按蔡义江先生的认为，其实曹雪芹写《红楼梦》主要的着笔点也就是写了一个大家庭从繁荣到衰落的过程，是在作者亲见亲闻、亲身经历和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的生活素材基础上创作的。就是曹雪芹自己，由于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就不能从本质上认识那些激动着他、尽管他也出色地描绘了它、并且从而使他产生强烈创作愿望的复杂社会现象。
所以作者写书的主要用意还是记录那段曾经存在而又已逝去的生活场景，追忆在他的生活中曾经存在的几个他所认为的奇特女子，因此，悲己抒怀的自我情绪宣泄需求显然是他的首要诉求点，所以我们在书中更是可以感受到一股对过往繁华生活和物质享受的眷念和留恋之情，也有一种诸如余英时教授指出的《红楼梦》是描写了对一个理想世界的向往和王国维先生曾经点出的宿命式的悲剧意味。
事实上，不惟《红楼梦》如此，因为文学创作往往带有极为个性化的色彩，愈是文学艺术成就高的作品，其作者的个性情感表达倾向亦愈强烈，任何一部小说在创作上都是从作者的个人思维立意出发来讲述编织故事情节，自然作品的主题意愿也就会更多地顺乎作者个人的情感表达。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红楼梦》具备有反封建意义的进步性的光辉闪耀，也是在其故事创作前提之下的显现，是顺附在字里行间透射出思想意识的取舍和选择，是在作者的个人倾向、主观意愿和感情好恶之下，附带产生的平等自由的朦胧民主思想的散播。
另外就小说的本体功能而言，编小说、说故事最大的前提是有可读性，可读的第一要素是悬念迭起、冲突激烈，而《红楼梦》的创作手法是在细流慢潜、不着痕迹之处喻示情感的深远大义，当然，这里暂且不说作者这样的写法另有其意图，但是说实话，从故事情节的角度看起来，远不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般情节紧凑得让人不忍弃卷，一场接一场的打斗，一个接一个的计谋，一个个好汉的亮相，一个个战将的登场，都让读书的人大呼过瘾！
自然，不可否认《红楼梦》这种生活流的叙述方法在当时的明清小说中算得上是比较立意新奇的，但说不得的是，也早有《金瓶梅》这样的“老师”抢在了它的前面。固然，这样的写法在描写男女情状和生活情态上自有它不可多得的韵味，但是，充其量也只是写作手法之中的一种选择而已，而且还受到内容表达的局限。就像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越剧、黄梅戏的曲调，唱起才子佳人的缠绵戏文来浅斟低吟、委婉动人，甚是惹人陶醉一样，但若涉及到王侯将相、金戈铁马这般的宏大场面就显得气力不足，必得京腔昆曲或是秦腔梆子一类的剧种才能激昂出慷慨雄浑的气度来！正像“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抱铜琶铁板，高唱大江东去！ 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郎，手执红牙板，浅吟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风格意蕴之间的区别。
因此，从写作手法和品质取向上，虽然应该承认《红楼梦》确实写美了亭台楼阁的勾回低转，写神了小儿女之间青梅竹马般的朦胧爱意，写活了大家庭里的纷繁复杂中暗藏的阶级斗争，写尽了至死不渝的爱情悲剧，但是总也只能算是多种文学题材领域的一种而已，风格的好坏优劣，自不好分出一二三等，惟见仁见智罢了，所以让《红楼梦》在众多优秀的战争、事变、民生、世像小说中独艳其芳，难道不觉有点过高之誉么？
再者，在人物品类选择上，《红楼梦》说“然闺阁中本历历有人。。。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但是细究这书中出现的被作者极力推崇的金陵十二钗，无论正册副册，抑或又副册，概论林林总总几十位女孩子，不过是在“确实”的“闺阁之内”呈现智慧机锋而已，一座大观园，寄托了作者理想的伊甸园情调，也自然禁锢和限定了这些作者本欲表现的女孩子的奇特之处，多见的不过是些吟风咏月、争斗心机的小家之计。
不否认这当中也有如王熙凤、贾探春这样能够处理家庭事务的女中豪杰，但比起9岁就能抛头露面独闯宫廷、面君陈词，率性救父的提萦小姑娘来讲，胆色和豪情是不是要逊色了许多；比起《木兰辞》中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跨马提刀、杀人斩将的十二年军阵冲杀来说，是不是更有天上地下的差别！即使不比这样的历史人物，单就也是虚构的人物，《杨家将》中大破天门一百单八阵，打得韩昌屁滚尿流，顺手还捎带着破了红州城的女英雄穆桂英来说，又岂是这些所谓“历历有人”的闺阁女子所能比的。
如果说这样的例子太过血腥，也许《红楼梦》中的众钗们只是指在情感世界的人中翘楚，那么即使是在女性的情感世界里，像那位不与宋王同流合污，死也要变作大树，同丈夫“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的宋人韩屏之妻，还有早在《诗经》中就发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河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般为爱义无反顾之誓言的那位无名女子，对情对爱的执着浓烈又差得何止半分呢？
可见作者试图把她们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争领风骚，无论德能才技还是风情心愫都没有多少的出奇之处，显然只能是米粒之珠般的微暗光华罢了。实际上，这些钗黛们的事迹和作为，按作者所云的奇特过人之处，也只不过让人感到无非是合乎了贾宝玉这样的公子哥独在花丛中的奇妙心理生理感受罢了。
其实人家作者自己也老老实实地说了，“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也就是说，作者大力称颂的这些奇女子，只是以作者自己作参照系，只是比作者自己的能耐强点罢了，对她们的定性和赞扬，只不过代表了作者自己对青春女性的情感表现的评价倾向罢了。所以，《红楼梦》并没有实现作者希望的为几个奇女子树碑立传的目的，把釵黛们作为半边天的学习楷模其实是根本排不上队的！
所以，《红楼梦》中的十二钗们更像是在和平年代、和谐社会里享受安定悠闲的生活，搬弄闲情别恨、故作离情愁绪的一群富贵女儿们的情趣状态。也许正是这样的情态意趣契合了那些文人雅士的心理境界，所以大家难道没有发现么？喜欢《红楼梦》的都是知识分子居多，白领人士居多。而在流传的普遍性和民众的传阅程度、经典人物场面的口头流露频率上，绝对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更能为众人所接受。
再有就是令很多人崇拜并迷醉的《红楼梦》中诗词曲赋的艺术功力，关于这点，虽然像黄遵宪、王国维和近代的俞平伯、当今的蔡义江、周汝昌等前辈大师已经著有多本专著加以评注解析，使得我们获得了很好的艺术享受。但是，如果我们依然回归平常心态，纯从一个《红楼梦》阅读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诗词曲赋的话，有一点足以说明这些文字描绘的出发点大多是为了服务于人物的点题、喻示，功能性是解释人物的命运或结局，不是以文采华美为第一要务的。
近期传出书中的诗词等都是抄录的明清三流文人的作品，如果这个说法不是出于“恶搞”的话，倒是真有那么几分靠谱。因为细细数来，除了那几首因为被电视剧采用配作片中歌曲的判词演曲之外，真正能够流传于市面的，好像还没有一首完整的。
在文学史上有“自古诗文出唐宋”的说法，至今观来，仍觉此言不虚，李白的太白风骨，杜甫的史实苦情，王维的意境高远，辛弃疾的苍冷峻拔，苏东坡的豁达气度等等，几乎已经是人间峰巅。而在明清小说中出现的或章回前、或章回后、或人物赞、或景物赋情，客观讲，似乎没有一首能与唐宋古人一争先锋之作，惜乎中国诗词到唐宋已绝矣！
这样的评价想必不是我一家之言，甚至就连俞平伯先生对于书中釵黛教香菱作诗这样表达作者诗词理论的经典段落，在论及诗词的写作时，也是颇有一些贬斥之义，不惜用“林黛玉讲诗讲错了”这样不加委婉的言辞，批评作者在用字的平仄对仗和诗词立意之间的矛盾说辞。
当然，作为书中对各类词工体裁的容量之大，收容之全，倒是自古以来无出其右者，但评价艺术的高低自然不能以量取胜，只能说作者学问不浅、广采博通而已，然还未见太有过人之处。而且，现在被认为作者的曹雪芹先生，也没有几首自写的诗作留世，其中不免有被人为阻扰的因素，但多少也说明了其词工文采少有力作的事实。
另外，关于《红楼梦》是一部集封建社会各种生活图画之大全的百科全书的定论，以及由此推及的曹雪芹乃一代杂学大家的称号，用一位网上红学爱好者“江湖夜雨”的话说，“曹雪芹自然是集‘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哎哟，这一口气说不过来）于一身，近乎超凡入圣的人物。”确实，对于如此过度拔高的美誉之辞，也许同样大有可辨析之处。
我们不能否认，在《红楼梦》中对于庭院建筑、房间陈设、家具用物、服饰打扮甚至食物烹调、医药治疗、戏曲唱作等生活中间从日常必需到娱乐消遣，都有极为详细的描述刻画，应该讲在缺乏视觉媒体的时代，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大家庭的奢华生活场景，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客观地的看到，花在这些描绘景状上面的笔墨，正如我刚才所说，是在缺乏像画报、照片、电视视频等可以直接看到如身临其境的传播手段时，必须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写作方法。不单单《红楼梦》是这样，如果有时间翻一翻同时代的小说像《金瓶梅》等，也都有关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描写，精美细致倒是有了，有时候却不免有影响情节推进、稍显啰嗦的感觉。
甚至都忍不住会有这样的想法，到底是要写小说、编故事呢，还是在卖弄自己的所谓“博学”，因为最基本的创作原则是一切都要为主题和情节服务，比如《水浒传》在描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场戏时，对于漫天大雪和林冲的宿处就用了很细致的笔法，描写大雪之大和林冲住宿的草棚被压塌，是为了反衬接下来陆谦他们阴谋火烧草料场，正要趁着这场大雪的掩盖好做事机密，林冲也幸而因为雪大才躲得一劫，并且还凑巧听到了陆谦们的事后话语，才有了逼上梁山的一场好戏。故而，对于施耐庵在此处关于大雪的描写，读者普遍感觉大有必要，因为他不单单是为了逞自己的文笔技巧，实在是为了情节进行的必要铺陈，所以连评注者金圣叹都不禁叹服！
因此，但凡在小说中出现的一个物件、一幅场景，应该都要有它的“戏份儿”才是，反观《红楼梦》中，虽然也有像秦可卿卧室铺陈的描写暗伏作者的意图这些有意义的刻画，但很多时候的描画则显得必要性差了很多，比如连一个小丫环的什么裤子的颜色、式样，什么小袄的长短、剪裁，什么梳头的辫子朝向等等都要一一不吝繁琐地详加罗列，不知道能对主题和情节有多少贡献，不免让人觉得有“炫技”的成分在里头。！
因为对于读者来说，只需知道有一个丫环来了就行了，除非这个丫环的打扮有什么特别的含意，不然的话，穿什么花色的衣服似乎没必要交待那么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