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郭沫若的女性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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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第二的耶稣(2)

你怎么这般摇震?”

一路之上,郭沫若的思绪和想象,都集中到余猗筠小姐的身上了:不知道她是那女学校的先生呢,还是学生?想来怕是学生的成分多罢?能够喜欢我的文章的人一定不是老人,不消说不会是老人,她不是在信上已经写明是“小姐”了吗?今天她一定是不在车站上的了,昨天一定冤枉了她空等了一天!我见了她时,不消说应该先道歉。但是,以后又再说什么呢?我是先到她学校里去,还是直接到钱塘旅馆呢?怕她已经不在那儿了。不在那儿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三杭州之行太虚幻境

杭州车站终于盼到了。郭沫若兴冲冲地下了车,一双眼睛睁大着,注意着月台上接客的人。男女老少都有,但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也没有一个认识他的人。他未免有些微微的失望了,继而又想没有带着两个孩子作为标记,即使余猗筠小姐来车站接他,也是辨认不出来的,何况他又延误了行期。最大的可能,是她在钱塘旅馆里等着他的到来……

雨后的杭州,街道上都是橙红色的烂泥。郭沫若因为路途不熟,就坐了一乘黄包车,先到了东坡路上友人钱潮的医院。钱潮是郭沫若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时的同学,两人曾合译过德国作家斯托姆的小说《茵梦湖》。钱潮一九二二年回国,在杭州行医。见面之后,郭沫若告诉钱潮医生他是从上海专门来杭州观赏梅花的,钱潮听了哈哈笑着说道:

“沫若兄,你这个新诗人真是雅兴十足哩!可惜今年天气很冷,孤山的梅花还没有开呢。”

郭沫若此次来并不是专为看梅花,而是看人(余猗筠小姐)。所以他也就不管梅花开不开了,径直打听道:

“去钱塘旅馆怎么走哇?”

“钱塘门挨进宝石山那一边的。从东坡路乘黄包车去,还要一角钱的车钱。”

“谢谢,谢谢。”

郭沫若告辞了出来,复又坐上黄包车。他已经计划好了:直接到旅馆去,假如遇不着余猗筠小姐,就再打电话问女学校,或者亲自去找她。皇天不负苦心人,他总是能见到余猗筠小姐的。

街道上都是橙红色的烂泥。车夫拉着他就好像在黄海上面行走着的一样,双脚轮番踩进烂泥里去又拔出来,发出噗哧噗哧的声响。尽管如此,郭沫若却愈走愈兴奋,他的想象也愈来愈丰富了:

……一到旅馆,遇着的果然是她!她的发辫上有一个琥珀的别针,几颗璀璨的钻珠儿在那针上闪耀。她的额沿上蓄着有几分刘海,总爱俯视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她的脸色呀,是的,是白皙而丰润。身穿蜀锦的上衣,青罗的短裙。披的是深蓝色的绒线披巾。碧绿的绒线鞋儿上着耳根。桔梗花色的丝袜后鼓出的脚胫,那是怎样地丰满、柔韧、动人!

啊啊,遇着了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性做知己,那真是再幸福没有了!

“我的手虽藏在衣袖之中,

我的神魂已经把你抱拥,

我相信这不是什么犯罪,

白云抱着月华何曾受毁?”

见了面最初当然是要握手的。(啊,她那柔荑一般丰满柔软的手呀!)其次呢?

“她的手,我的手,

已经接触久,

她的口,我的口,

几时才能够?”

梅花既然没有开,孤山是可以不必去的。月亮出得迟了,或者我们夜半的时候,再往孤山去赏月,那比看梅花是更有趣味的。假使她能够弹四弦琴或者曼陀铃,那更好了。不消说我是要替她拿着琴去,请她在放鹤亭上对着月亮弹。她一定能够唱歌,不消说我也要请她唱。但我自己又做什么呢?我最好是朗吟我自己的诗罢。就是《残春》里的那一首也好:

“谢了的蔷薇花儿,一片两片三片,我们别来才不过三两天,你怎么便这般憔悴?啊,我愿那如花的人儿,不也要这般的憔悴!”

假使她能够记忆,她一定会跟着我朗诵的。啊,那时会是多么适意哟!酒能喝一点也好,但她如不愿喝,我也不肯勉强,我想女子喝酒终怕不是好习气……

“我们同立过放鹤林的梅荫,

我们又同饮过抱朴庐的芳茗。

宝禾山上的崖石过于嶙峋,

我还牵过她那凝脂的手颈。”

“我们也同望过宝琳塔上的白云,

白云飞驰,好像是塔要倾陨。

我们幻想过,在那宝山上的山顶,

会添出她和我的一座比翼的新坟。”

“我们又曾经在那日的黄昏时分,

渡往白云庵里去,叩问月下老人。

她得的是:‘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我得的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这样一路幻想着,郭沫若来到了钱塘旅馆门口,这家旅馆是一层楼的构造,当街一扇单门,看样子实在简陋得很。不过郭沫若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相反他倒是颇有些感动了,他想余猗筠小姐真是替他想得周到,“她知道我很穷,她怕我住不起西湖的上等旅馆,所以……”

他在门口立了一会儿,见没有人从里面出来,便掸了掸衣服,怀着激动而又虔诚的心情推门进去了。他是来会诗的女神的,所以在他的意识里,他设想这家简陋的旅馆就是诗国的殿堂。

然而里面却清静得好像一座庵堂。没有女神,没有诗,只有一个微秃的脑袋歪在柜台上边。一边壁上挂着一道黑牌,上面总共只有两位客人的名字,而且都不姓“余”。

“喂,喂!”郭沫若走到柜台跟前喊了两声。

柜上的那人从朦陇睡意中惊醒了,揉了揉眼皮问道:“啥事体?”

郭沫若惴惴不安地说:“请问,有没有一位姓余的小姐住在这里?”

“小姐?”柜上的露出些惊讶的神色来。

郭沫若又环顾了一下四周:简陋、陈垢、阴暗、潮湿……看样子不像是小姐能住的旅馆。于是就改口问道:

“我是说,有位余抱节先生来住过吗?”

微秃的脑袋摇了一摇,很干脆地回答道:“没有!”

郭沫若不禁有些泄气了。柜上有电话,他怀着一线希望,当即给杭州某女校打了个电话:

“喂喂,请问余猗筠小姐在吗?”

对方反问道:“余猗筠?”

“对对,叫余猗筠。她是贵校的先生——不,可能是学生。”

从电话筒里,对方掷过来的一句回话把郭沫若惊呆了:“我们学校没有余猗筠小姐这个人!”

“啊,好梦哟!你怎么这般易醒?

你怎么不永远地闭着我的眼睛?”

郭沫若默默地放下了电话,一日的梦游幻成了终天的幽恨,他很有些失望,也很有些懊恼了。“故事”毕竟是“故事”,一梦醒来,原来他是被捉弄了,原来是有人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赏什么梅花哟,会什么女友哟,自己明明是有妻室家小的已婚中年男子,怎么竟凭着一封莫名其妙的信,鬼使神差一般地跑到杭州来了呢?来了又什么人也没见到,什么“余猗筠小姐”,什么孤山赏梅花……统统不过是一场“太虚幻境”罢了!

“我的心机是这般战果,

我感觉着我的追求是不可追求的。

我在和夸父一样追逐太阳,

我在和李白一样捞取月光,

我坐看着我的身心刻刻地沦亡。”

孤山的梅花还要等两三天才能开。东坡路上的友人也不好再去打扰了。郭沫若从旅馆里出来,径直折回车站,赶上了当天开往上海的晚车。

“我到此还说什么,

这无限的苦情

我把它在心头紧锁?”

这次“太虚幻境”一般的杭州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当他回到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弄内的寓所后,安娜问他的观感如何?郭沫若苦苦笑了一下,说:

“有趣,真是有趣。”

四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

“月影儿快要圆时,

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

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

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

这一天——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的夜里,上海环龙路四四号弄内寂静无声,郭沫若神情激动地伏在案上写《瓶》的献诗。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那一段“太虚幻境”式的恋情在他的心中复活了……

郭沫若毕竟是想象丰富、感情浓烈的浪漫主义大诗人,他从这次杭州之行中得到了灵感,从二月十八日到三月三十日,断断续续地写出了叙事体抒情长诗《瓶》。诗中自然没有“余猗筠小姐”,没有简陋的钱塘旅馆,他的诗比实际的生活遭遇要美丽得多,丰富得多。诗中的“我”(一个诗人)和诗中的“她”(一位少女),充满了对美满爱情生活的渴望,有着真挚而火热的爱情。悲剧性的结局又是对旧制度的控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意义。郭沫若是把自己的一段恋情揉进到里面去了的,他完全沉浸在诗的创作冲动之中。像这样连续不断地受到诗兴的侵袭,他平生只有三次:一次是写《女神》,一次是写《恢复》,一次便是写《瓶》了。《瓶》在形式上也是独创的。他通过创作长诗《瓶》讴歌了爱情,并对“爱”下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

“我想从她的信中寻出一个字,

不是‘喜欢’,也不是‘乐意’:

啊,这个字!这个字!

这是天地万物的开始!

这个字不待仓圣的造就,

也不用在字书里去寻求,

这个字要如树上的梅花,

自由的开出她的心头。

这个字是苏生我的灵符,

也会是射死我的弓弩,

我假如寻出了这个字时,

我会成为第二的耶稣。”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古今中外的诗人中,还没有人像郭沫若这样,对爱情做如此崇高、如此美好的评价。这是郭沫若的发现,也是郭沫若的骄傲,所以,他在写完之后感到十分适意:

“我这个小小的瓶中,

每日有清泉灌注,

梅花哟,我深深祝你长存,

永远的春风和煦。”

一天,郁达夫来寓所看望郭沫若。他们两人是挚友,曾经自喻为“孤竹君之二子”。郭沫若把《瓶》的原稿取出来请郁达夫看。郁达夫一口气读完了,拍案叫绝道:

“这真不愧是当今第一情诗呀!沫若,你为什么不把它发表出去呢?”

郭沫若带着深思熟虑的神情说:“《瓶》可以用‘苦闷的象征’来解释。——别的诗作是没有的。全是写实,并无多少想象成份。在写出的当时自己颇适意。踌躇发表者,怕是对于青年生出不好的影响。因为,那是在‘五卅’之前的一段插话,‘五卅’一来,那《瓶》也真如‘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了……”

郁达夫是知道郭沫若的杭州之行的内幕的,他捧着诗稿,认真地说道:

“我说沫若,你可以不必自羞你思想的矛盾,诗人本来是有两重人格的。况且这过去的恋情的痕迹,把它们再现出来,也未必不可以做一个纪念呢!”

“你一定要把它发表出去么?”

“这样的好诗如不发表出去,很对不住读者的。”

郁达夫硬把《瓶》拿去发表了,刊登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郁达夫还写了一篇后记,说:

“我们看过他的《文艺论集》序文的人,大概都知道,沫若近来的思想巨变了。

这抒情诗四十二首,还是去年的作品,他本来不愿意发表,是我硬把它们拿来发表的。

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的囚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