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此：
“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于是话题又自然地转到了于立忱。那天在凭吊立忱墓时，郭沫若曾听一位朋友说，于立忱的那几句“绝命词”中的第二个“如此”是后加的。于立忱的葬礼是由于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轻朋友经手措办的，对有关情况一定十分了解。所以，他问于立群：
“是这样的么？”
“是的，”于立群回答说。她正在清理大姐的遗物，熟谙内情。
“这足见她在决死的一瞬间，意识都很清明，而在锐意修辞。”郭沫若把他的看法向于立群说了一遍。“三个‘如此’联袂，其愤悱可知也！”
接着，他又充满感情地朗读了一首悼念于立忱的诗：
“愤悱难任甘一死，黄泉碧落竞何之？
高怀自使鸾皇渺，远视终教莺燕欺。
尊酒敢逾金石誓，文章今有去来辞。
盱衡自古哀兵胜，漫道苍茫鼓角悲。”
于立群默默地听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中透着几分严肃。她不大说话，常于默默中蕴含着深沉的思想和深厚的感情。一句话：深而不露其外，蕴而不显其表。世上有不少浅而露或浮而华的女人，但郭沫若看着于立群，却有一种面对深潭似的感觉。根据他的经验，他知道她也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大概颇有其姐之遗风吧？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八月二十四日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该报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郭沫若经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诗文鼓动民众抗日。郭沫若还多次和于立群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敌将士。于立群参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里视察过，事后写过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对难民的境况极为关注，对工作人员的辛劳极表钦佩。
大场失守的那一天晚上，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同车去前线。敌机不断地进行空袭，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灯的，黑黝黝的俨如一座死城，活跃着的是一颗颗热情的、宁死不屈的心。出得城外，夜色笼罩的原野中秋虫在清冽地鸣叫着，天上繁星罗列。前方正在吃紧。队伍调换频繁，卡车来往如梭，有些地段，公路两旁为一上一下的士兵队伍和骡马大车挤得水泄不通。
远处大炮轰鸣如闷雷。这是民族再生的喜炮。
伟大的时代。神圣的战争。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热血沸腾了。于立群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更是激动得流出了热泪。轻轻地，她唱起了郭沫若做的《中国妇女抗敌歌》：
“上前线，
上前线，
已到生死关头，
已到存亡界线，
玉碎未必碎，
瓦全何尝全？
祖国纵使成焦土，
留得精神能再建。”
因受担任江防总司令的陈诚相约，郭沫若中途和于立群分手，转到昆山去了。在昆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所幸安然无恙。进到陈诚的作战室里，又得知大场一带战斗激烈，郭沫若的头一个念头就是：
“不知立群怎么样了？”
他心中忐忑不安，担心着于立群等人的安全。
于立群一行从前线折回上海时，汽车经过大场便遇着敌军的大举进攻，差一点儿成了炮灰。当她重新笑容满面地出现在郭沫若的面前时，郭沫若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他久久地注视着于立群，连连笑着说：
“好险，好险。真是让我虚惊了一场！”
郭沫若的话，对于立群来说是最大的慰藉。疲劳和惊恐从她身上一下子消失了，同时另一种似水的柔情从心底深处慢慢地漾了出来……
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于立群参加了由洪深和金山为领队的第二队，在上海和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郭沫若曾为他们书写了队旗，每当这面队旗在街头、在田间、在工厂、在阵地上高高飘扬时，于立群的心情就分外激动，因为她在郭沫若书写的队旗上看到了郭沫若礼赞的“们”——集体力量的坚实的象征。于是她的胸中便鼓荡起无限的深沉的力量；于是像灼热的熔岩一样喷爆而出的是她和队友们高歌《义勇军进行曲》……
于立群是一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北上的路途充满了艰难险阻。郭沫若劝告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陕北读书。
“立群，你说这样好么？”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于立群听从了郭沫若的劝告，同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等结伙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这个行期在于立群走前是已经定了的，但是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告诉于立群。和立群在香港相见，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数。
所以，当于立群在香港见到郭沫若时，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那是在郭沫若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他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湾雪厂街的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他们。于立群首先看见了他。街头遇故人，向来不大说话的于立群惊喜地先叫了出来：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接过去，带着夸张的调子对郭沫若说：
“哦，我们还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没得必要，中国地方大得很，我们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要准备长期抗战。”
郭沫若笑着说道。虽然和立群在香港再见他早就心中有数，但今天在香港的街头遇见她，他的心中分外高兴。
郭沫若住在六国饭店三楼一间临海的屋子里。于立群几个人原来住在海陆通旅馆，和郭沫若商量以后，当天下午他们也都搬到六国饭店里来了。在此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
香港的救亡工作当时也相当活跃，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后，从上海撤退下来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从这里再转赴内地。郭沫若本来打算去南洋募款，连护照都办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后来考虑到最好在广州建立一个“根据地”，恢复出版《救亡日报》，所以改变了计划，在香港只住了六天，十二月六日即与于立群等人乘船到达广州。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广州正式复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
郭沫若来广州后最初住在梅村，后来又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元旦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来电，云：“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郭沫若考虑之后，决定去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的，为了结伴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新亚酒楼，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而对郭沫若来说，则意味着他在婚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于立群原籍广西贺县，她和姐姐都生长在北平。她们家原是官宦人家，后来破落了。受到家庭的熏陶，于立群喜爱书法，能悬肘写一手黑顿顿的正宗大颜字。她性格文雅娴静，住在新亚酒楼里整天只是不声不响地读书写字，擅长书法的郭沫若，在这种情况下便自然地充当了于立群的老师。
“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他问于立群。
“是我们的家传，”于立群回答道。“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
于立群说起话来，也和她写的颜体字一样，带着些严肃的神情。郭沫若心想颜字的严肃性能起某种规范的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于立群“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大约正是受了颜字影响的缘故吧？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郭沫若兴味盎然，陪着她一连写了几天大颜字。
“要练就一手好颜字，最好先临摹《颜家庙碑》方是正宗。来，立群，我和你一起临摹！”
“好的，”于立群悬肘含笑说：“我先写这一笔——”
郭沫若接过笔去：“我来这一划……”
笔能达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过了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样浓得化不开了。尽管郭沫若已经结过两次婚，但他的心却变得像一张洁白的宣纸，可以书写更新更美的文字，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于立群比文字更新，于立群比图画更美。
于立忱的那半缕轻丝，到了于立群手里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红线了。正所谓：阿妹遂了胞姐愿，千里姻缘一线牵，至此方成正果。
一月六日晚，天色昏黄。郭沫若携于立群北上武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接替郭沫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握了郭沫若的手，又握着于立群的手，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
“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众人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拍拖”是广东话，意指男女手挽着手在街上行走。于立群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脸禁不住羞红了。郭沫若也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已经紧紧地把于立群“拍拖”着了。于立群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断线的风筝”，她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三不辱使命
到达武汉以后，郭沫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意委任他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战时的宣传工作。但郭沫若认为自己如担任此项职务无异于是给国民党政府装点门面，又加上国民党方面安插了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几个头目担任政治部一、二厅厅长和三厅副厅长的要职，郭沫若不屑于和这些人共事，因而不愿屈就，决定只身前往长沙。临走时他对于立群说：
“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那我们虽远隔了，但是，是后会有期的。邓颖超很关心你，你的一切行动就请依照颖超的指示吧。”
然后，他又写了一首陕北民谣式的诗送给于立群，作为对爱人的临别赠言：
“陕北陕北我心爱，
君请先去我后来，
要活总要在一块……”
于立群沉默着，一直没有说话。
郭沫若看到她那沉默着的态度，知道她心里是很忧郁的。两个人刚结合不久，他就要别她而去，似乎于情理也不大妥当。本来郭沫若这次去长沙，虽为“逃官”，但也有着一些负气的成分在内，所以他没有同任何人告别，便登上火车只身前往长沙。于立群到车站送行。开车前阳翰笙和李一氓突然跑来了，他们带来了周恩来写给郭沫若的一张字条：“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跑远了……”开车的哨子响了，于立群和郭沫若紧紧握了手，但始终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朋友们的忠言，立群的沉默，使得郭沫若对只身前往长沙有些犹疑了，尽管身子已随着轰隆轰隆的火车南下，但他心里同时也在这样问自己：
“我不走，不是也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