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并没有出席第一次会谈，坐在首席位置的是他的代表肖毅肃，其次为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和翻译王武。周围有100多名记者兴奋地关注着这一盛事，民族的自豪感使他们显得精神焕发，有的甚至脸兴奋得通红。翻译人员用中、英、日语朗读了何应钦发给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第一号备忘录原文。备忘录指示了日军投降办理的一般事宜。何应钦在备忘录中宣称，“本人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之地位，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之命令，接受在中华民国、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日本高级指挥官及全部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投降。”“要求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自接受备忘录时起，立即执行何的一切规定，向其所部下达相应的命令。特别强调日军应保管好各地武器及财产，不得交与没有接收权限的任何军队及团体。”
对此今井颇有为难：中共军队想以武力强行解除日军武装，日军决定对此采取断然处置；但是南京有一自称周镐的，正以国民政府军的前线指挥官名义为所欲为，又有任援道称奉蒋委员长命开始行动。日方对此不知如何处置？肖毅肃的回答很干脆：“除受命于何总司令者外，可一律视为土匪，日军即使采取自卫行动，也为合理措施。”很明显，十五个受降区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席位，肖毅肃给了今井尚方宝剑，可任意坚持反共战争。
今井极力维持皇军的虚荣，他提出：“除火炮、重武器等部队装备的兵器外，如过早剥夺个人携带兵器，帝国军队将感到无法忍受。”此言既出，记者席上哗然：难道日军官兵的个人携带兵器都是饰物，不曾用于屠杀中国人民？不料，肖毅肃沉吟半天，竟然表示可以汇报上级考虑。今井进而提出：日占区“有一批一直与日本合作的南京政府要人，贵方对他们的看法我们充分理解。但他们在谋求地区和平与民众幸福方面，在废除治外法权，收回租界等方面也有不少贡献。希望今后对他们格外给以宽大处理。”肖毅肃未置可否。
会谈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5时半，记者们虽然隐隐有遗憾之感，但胜利的喜悦冲淡了迷惑，会谈一结束，分头兴冲冲地发稿去了。今井武夫八人对走过场一般的会谈也心存迷惑，中方代表通知他实质性会谈将安排在以后的三天，等待中今井仍然忐忑不安，虽然从肖毅肃的未置可否的沉吟中嗅出些气味来。接下来几天的会谈在幕后进行，幕后的会谈使今井武夫生出不少感激和安慰。
早在8月15日，蒋介石就亲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的广播演说，希望这是世界最后的战争，同时禁止对日本人施以报复，强调人道——“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这便是所谓“以德报怨”宣言，何应钦很能理解蒋介石“以德报怨”的苦衷，离国军遥远的敌占区不能由八路军接受，还得仰仗日军的协助，日军的武装是日后国共角逐的资本，还望日人合作。
何应钦也很乐意执行“以德报怨”政策，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对日本有着微妙的感情，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是他的挚友。何应钦及助手们在“以德报怨”方面做得真可谓仁至义尽。芷江会谈，何应钦就拟以圆桌会议形式进行，后因遭到美国人的嘲笑和反对而作罢。今井一行的生活起居安排颇为周到，菜饭之丰盛令今井等人大吃一惊。幕后的会谈更体现了“胜败双方的友情”。今井回忆说：“他们始终以武士道的态度相待，与其说是对待敌国败将，不如说是对待朋友。”
8月22日上午，在与今井又一次交谈中，冷欣要求提供中美战俘名册及情况，尤其强调要求日方拒绝“命令系统以外”的接收命令。很明显，他是要求拒绝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日方果然守诺，故八路军与日军的交战持续到9月底。
8月23日下午，今井一行连同中国军队的先遣人员一道，飞回南京，何应钦开始着手布置受降仪式了。
中国战区受降大典在南京举行，下设十五个受降区，分别由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等15个国民党军将领受降，劳苦功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没有一个。冯玉祥拍案而起：“中共有6个军，18个师，战绩卓越，太不合理了。”蒋介石却下令，“八路军原地驻扎待命。”在芷江，有记者问：“为什么接收人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收地区？”何应钦反问：“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两个领袖吗？”
3.“三九良辰”的阴影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从一至十的各个数字中，最崇尚九，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而终于九，逢九即为大吉大利。中国把胜利的节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时间定在9月9日上午9时，寓意“三九良辰”。
9月8日，何应钦由芷江飞往南京。这是一个壮观、感人的场面。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列队在明故宫机场迎候，近5万人在机场外翘首企盼。何应钦乘坐的“美龄号”座机在9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在12时许飞临南京上空，一时欢声四起，掌声雷动。天真可爱的学生，挥旗雀跃，热情奔逸，感人泪下。当何应钦步下舷梯，在欢呼声、掌声和礼炮声中，两位娇艳的小姐邓朴、陈宗旭代表南京市民献上“日月重光”锦旗。
何应钦陶醉了。南京市民们陶醉了。此时的何应钦不是作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享受殊荣，他是作为全体英勇壮士的象征，作为八年抗战胜利使者的化身，虽然他本人在抗战中并不太积极和出色。但人民在巨大的喜悦中并不计较，人民欢呼的是胜利，是扬眉吐气，是日月重光。
冈村宁次偕今井武夫等日军高级将领，也列队在机场肃立欢迎。当何应钦走下飞机时，冈村悲哀的心里忽然生出一丝安慰：“向这位亲密友人投降，真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三九良辰”，云开天朗，曾因南京滴血而悲鸣的鸟儿也叽叽喳喳地欢声歌唱，这是无数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良辰。
会场中，四周的墙壁张满红、白、蓝三色色布，并悬挂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和大大的“和平”两字，还有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对面墙上挂着蒋介石、斯大林、杜鲁门和艾德礼的像，观察的中外记者、盟国军官及嘉宾等多达千人，早已静候在侧面来宾席上。
（日本侵华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在南京递交投降书）
上午8时51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的顾祝同、肖毅肃等入场坐定。面对老朋友安详的目光，冈村心乱如麻，尽量不正视何应钦的目光，竭力使自己平静。记者们的聚光灯、镁光灯骤然闪亮，这是规定了的五分钟摄影时间。会场的一人一物都留下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瞬。
9时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钟声响起，在场的中国同胞热泪盈眶。肖毅肃代表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给冈村宁次。冈村低头，一面匆匆翻阅，一面握笔含毫，他的参谋长小林则用颤抖的手研磨墨汁，片刻，冈村蘸墨在两份投降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取出圆形水晶图章，盖在签名之下，他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印鉴盖下，竟呈向右倾斜之势。小林将两份降书双手呈上何应钦，然后退步敬礼，何应钦微笑着起立还礼，观众席上一阵嗡嗡声悄然而起。何应钦签字盖章后，由肖毅肃将一份交给冈村，持续20分钟的仪式结束，冈村等被宪兵押解至休息室，何应钦发表即席广播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也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辟一新的纪元。”“本人诚恳希望我全国同胞自省自觉，深切了解今日为我国家复兴之机会，一致精诚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奋发努力，使复兴大业迅速进展，更切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基础，进入世界大同的境域！”全场起立，掌声雷鸣。
（何应钦特派冷欣向蒋介石呈献日本投降书）
这掌声，是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胜利的祝贺，也是对中国前途的祈祷。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终于结束了。消息经过电波传遍华夏，整个中国大地在沸腾。浴血奋战了14年的中国人民，顿时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全国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重庆人民欢庆抗战胜利）
8月15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放假3天，举国欢庆。9月3日，重庆市在校场口举行规模巨大的庆祝活动。会后举行大游行，蒋介石乘车检阅游行队伍。《中央日报》报道说：“是人潮，是热浪，是欢腾的海。胜利的空气，到处在流动、泛滥着。从都邮街，到校场口，真是万民欢腾，雍雍穆穆；到处有爆竹，到处有舞龙，巨大的牌坊一座又一座雄峙在各处要冲。”“晚上，校场口广场的露天演奏会，千万民众合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种共鸣，这种热烈，才是中国国民真正的自由之声。这个声浪响彻云际，历久不散……”
延安，红旗飘扬，万人欢腾。
昆明。闻一多先生兴奋地把蓄了8年的胡须剃掉了。无独有偶，上海，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也兴奋地剃掉了已蓄8年的胡须，宣布重登舞台。
台北，学生与市民在10月25日的日军投降仪式举行后，举行环城大游行，欢庆回归祖国。许多人家点烛焚香，祭祖拜天。真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美国。旧金山、纽约、西雅图……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爆竹声，就有舞狮和龙灯等中国传统节目在欢庆。
法国巴黎。9月5日，华侨在巴黎最大的剧院举行庆祝会，座无虚席，载歌载舞，通宵达旦。
世界各地的华人普天同庆。
（海外华桥庆祝祖国抗战胜利）
然而，电波传出“三九良辰”的喜讯，却没有传出盛典中一个不可思议的细节。但细心的人还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何应钦在仪式上竟向投降的敌酋起立还礼！负责受降仪式筹备的夏禄敏日后表示了他的迷惑：“何应钦没有必要站起来双手接受降书，坐着用单手接过就行了。”美军将领事后提出抗议：“这有损中国陆军总部受降主官身份。”冈村宁次心里涌起无尽感慨：“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并非小题大作，何应钦这一细微的动作预示了抗战后中国命运的阴影。
冈村宁次确实没有辜负何应钦的一往情深。早在8月18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冈村就拟具《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的扶蒋反共意见书，上奏日本天皇，他说：“为了将来帝国之飞跃和东亚之复兴，首先是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
（郑洞国在上海参观所接收的日军大炮）
1946年4月18日，冈村命延原大佐向何应钦转交了秘密文件50份。4月23日，冈村受何应钦所托，带病起草《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文章，“为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此文只有何应钦、蒋介石及另一位神秘人物看过，涉及众多机密。1948年12月7日，冈村应长江下游警备总令汤恩伯之约见，“根据多年时间以来研究长江下游军事要地的知识，陈述了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蒋介石对冈村宠爱有加。
1945年12月23日，蒋介石秘密召见冈村，谈话要点如下：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冈村：“深感厚情，生活很好。”蒋：“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冈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奏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主要。”冈村：“完全同感。”《冈村回忆录》中言：“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也许是为体现同学校友之感情，也许是为了免除冈村的窘迫难堪，蒋介石以日语与之交谈。1949年元月26日，冈村被军事法庭宣告无罪释放。元月29日，冈村在保护下悄然回国。
1945年9月12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达了军字第1号令：令各受降区主管开始在各指定地区接受日军投降并依形势阻止共军受降，此后这项工作大致于10—11月结束。国民党的军事受降是在国际形势有利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情况下由蒋介石及集团独自垄断进行，而在广大的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则被完全剥夺了受降权。这次受降不仅使蒋介石反动集团接受了128万侵华日军的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而且它还收编了伪军50多万，这大大地增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实力。同时也使蒋介石在这些实力的基础上决心以武力来消灭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中国内战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