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经》对政治的影响
基督教教义中所倡导的原本是政教分离，《圣经》里曾经说过“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却恰恰与此相反。教会往往在世俗利益的引诱下，背离圣道，利用宗教影响谋取世俗利益，把手伸到了“恺撒”那里。这时候，《圣经》往往能指引觉悟的信徒重归正途。
自使徒时代末期，教会逐渐堕落俗化，成为世俗世界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后来也出现护教人士，后来较重要的还有“独一神观”者在公元3-4世纪对抗主张“三位一体观”，最后虽失败，但他们为保存《圣经》真理的奋战精神，令人敬佩。
公元7-8世纪又有忠于《圣经》的教士，反对教会的谬误。12世纪又有法国的瓦勒度（Waldensians）主张教会应恢复纯以《圣经》为惟一真理，反对炼狱邪说，强调平信徒可上台讲道，教士的言论并非完全无误等，声势相当浩大。虽被教皇视为异端，予以除名和改职，甚至引发了十字军的征伐，但他们至今仍然存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成为12世纪以前教会改革进程中仅存硕果。
1376年英国的勒得倭得教区长兼英王皇家神学顾问约翰·威克里夫(JohnWycliff，1320-1384年)眼见教皇生活奢靡和教会因竞争相追逐财产而腐化，便在牛津公开指责教会的，主张世俗事务由神派政府管理，教皇不应干涉。他获得英国朝野的拥护，继续推动改革。1377年又宣称《圣经》是信仰惟一根据，是教会惟一律法。接着他将《圣经》译成白话英文(1384年完成，1388年修订)，结果销路意外广大。
西欧中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也逐渐兴起，对教会的大一统神权与正统神学的统治极其不满，于是酝酿出反教会的市民“异端”思想。市民的“异端”思想，有力地冲击了天主教会神权的合法权威，反映了市民阶级建立“民族教会”或“廉价教会”的愿望，为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遗产。
马丁·路德（1483-1546年），早在耳弗大学（Erfurt）获文学硕士，又学半年法律。接着入修道院苦修，1507年获立为神父。1512年获威登堡大学（Wittenburg）神学院博士，随即教授《圣经》。他是德国最早用德文对照新旧约原文授课的教授之一。然而，他虽继续依教会律法潜心苦修，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直到有一天他在研读《圣经》时，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时，突然觉醒到原来人的得救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其他一切的律法都不能保证使人得以“称义”。后来，教皇将他开除教籍，他也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惟以《圣经》为权威。此后，他所代表的教派总称“更正教”或“新教”或“抗罗宗”(Protestantism)，与之相对的东西方天主教，则被称为“旧教”。他建立的教会成为“路德会”或“信义宗”。由于他个性保守，因此他改革的教会仍保留《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旧教传统，如祭坛、蜡烛、基督画像、告解礼、周日礼拜与圣诞节等。加尔文（1509-1564年）更是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宣布《圣经》是信仰的惟一依据，因此在圣事中只施行《圣经》所记耶稣亲自设立的“洗礼”和“圣餐礼”。
在印刷术出现在欧洲之前，《圣经》只能由圣职人员阅读。一般信徒无法阅读到《圣经》。然而，1456年古腾堡（JohannGutenberg）在美茵兹（Mainz）的印刷厂印刷了一本拉丁文《圣经》。印刷术的发明帮助改善了抄写文本产生错误的情形；另外，只要将所印刷的作品排好，即可大量印刷。只要付得起买书的钱，就可以有机会阅读。路德敏感地觉察到普通信众对《圣经》的需求，亲自主持编译了一本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德语《圣经》，于1522-1532年间出版。在宗教改革的推波助澜之下，路德的德语《圣经》几经印刷，广泛流传。再加上天主教与新教双方的争议，刺激了人们对《圣经》的阅读与讨论。随着《圣经》的普及，以往被教士垄断的宗教知识扩散到欧洲各地普通民众中。
宗教改革运动历经许多流血战事，如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杀、法国内战和新教信徒大量逃亡等。又如。1618年德国路德派因不满《奥格斯堡和约》被毁，由瑞典国王亚道夫（GustavusAdolphus）领导，与国内罗马天主教徒交战了三十年，1648年签《威斯特发里亚和约》（PeaceofWestphalia），双方重获和平相处。再如1568年尼德兰北部的加尔文派信徒因反“旧教”，与其统治者西班牙国王对战，到1609年终获独立建国与信仰自由。英国在宗教改革后的国教还带着不少“旧教”色彩，许多受加尔文派影响而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的人，想对教令再加以改革，以使之更合乎《圣经》的信仰，却受到欲恢复“旧教”的国王查理一世逼迫残害，于是许多人逃至新大陆（即后来独立的美国）并爆发1640-1649年的内战，史称“清教徒改革”。清教徒获胜后，新教团体获相当自由的发展，直到1685年新国王詹姆斯二世又想恢复“旧教”及专制政治，人心大愤，再经1688年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英国新教徒终于成为在欧洲第一批获得信仰自由的基督徒。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百年纷扰中，欧洲人口大量减少，经济衰退，各国终于逐渐认识到久战俱伤的教训，才开始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
当代以前基督教与政治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政教合一。罗马帝国未分裂时是皇帝控制教会。那时，皇帝是教会的最高领袖，他通过教会来控制基督教及其信徒。中世纪时，由于没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强大中央政权，教会权力膨胀，基督教完全深入到政治生活中。从政权组织形式、政治思想、教育到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宗教的影子，政治已成为宗教的仆人。1095－1291年间，罗马教廷及其控制下的国家为解放圣地耶路撒冷先后发动八次“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对国家的控制也达到了顶峰。
16世纪，德国、瑞士、荷兰、北欧和英国等地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教会在宗教改革和各国政治改革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对政治的控制力逐渐变弱，开始丧失对政治的主导力。但基督教仍在社会道德、思想意识及观念等精神领域发挥巨大作用，并通过这些渠道间接影响政治生活。
虽然很多国家规定了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原则，但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到处都可以看到宗教的影子。在美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占到84％，大多数美国政治家也都是基督徒。由于基督教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都对人们的政治生活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基督教文化成为很多国家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即使是在世俗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今天，基督教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基督教右派兴起，并将其宗教理念带入政治领域。他们宣扬民主、人道、博爱和自由，积极干预国家的内政外交，这在美国表现尤其明显。他们主张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布道传福，对外宣扬基督教人道、博爱、公正和平的教义，同时也传播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
二、《圣经》对艺术的影响
在欧洲中世纪文化中，基督教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决定了当时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充当着上帝与教会的代言人。因此，也有人将中世纪美术称为基督教美术。但是，中世纪艺术仍然是丰富多彩的，是多种文化源流的综合，并为近代欧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基督教起源于中东，当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欧洲确立时，也带来了东方的一些文化特征。同时，古罗马帝国在接受基督教文化时，并不可能完全放弃已经根深蒂固的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建筑、雕刻和绘画等式样上，而且有一个漫长的融合改造的过程。
基督教美术包括拜占廷美术、爱尔兰-撒克逊和维金美术、奥托美术、加洛林美术、罗马美术和哥特式美术等。受基督教禁欲主义与来世思想的影响，这种美术排斥古希腊罗马美术传统，而采用夸张、变形等手法，极力强调表现所谓的精神世界，因此往往流于概念化和公式化，缺乏真实性。但由于地域及社会性质等的差异，也形成不同的美术风格。位于东方的拜占廷美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古希腊美术的保存者与传播者，并与当地民族美术相融和，而自成体系。西欧其他诸国基督教美术，也都带有本民族原始艺术的明显烙印。由这些各自相对独立的美术风格共同构成的中世纪美术，在欧洲美术史上显示出独特的美学价值。按照基督教禁欲主义的观点，人物形象都刻画得面无表情。这时期可以说是绘画的黑暗时期。
基督教使自身成为终极领域并且鄙视世俗领域，它的神话、教义、仪式和戒律都成了终极标准。它从否定和抗议私有制度开始，却最终指向了人性的深层原因，即人自身内在固有的种种欲望。因此禁欲借助神化的体验鼓励人们超脱世俗，所以许多基督教的美术都是有关禁欲题材的作品。
欧洲文艺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宗教氛围浓重而又不失生活气息。文艺复兴时期是艺术的黄金时代，而《圣经》的内容成为当时艺术创作最主要的题材。有一些史学家在评估文艺复兴时作了肤浅的结论，认为这些改革者是“新异教徒”，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些改革者“费了一番努力才将古典哲学与基督教调合；而建筑师亦继续盖教堂，而不是盖异教庙宇。”
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年)创作了很多伟大作品。他所雕刻的人像都是《圣经》人物，例如大卫王、摩西、忧伤的圣母怀抱着耶稣的受难尸体。他的杰作是罗马西斯汀教堂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画作，这些基本上也全是有关《圣经》的。米开朗基罗不仅绘画、雕刻出许多伟大的《圣经》的作品，他本人更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有多方面的才华，到了晚年还写诗，诗作中基督教信仰是其最重要的主题。他也监督一些建筑工程，其中包括令人肃然起敬的罗马圣彼得教堂。与其说他的伟大的作品彰显了神的荣耀，不如说侧重于歌颂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面貌。时至今日，他的作品仍感动千千万万的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伟大艺术家，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从《圣经》中选取题材进行创作。拉斐尔(1483-1520年)的最伟大作品和米开朗基罗一样，题材都是有关基督教的；虽然他只活了三十七年，但是却留下大量的画作，其中包括三百多幅圣母画像。他创作的圣母马利亚温柔、美丽、和蔼可亲，以一个人间的伟大母亲的形象深入人心。
达·芬奇(1452-1519年)，则是最多才多艺的天才之一，他在许多领域中皆居先锋者的角色；他的许多著名画作，如“最后的晚餐”、“施洗约翰”、“天使报喜”、“圣母与圣婴”、“圣耶柔米”和“三王朝圣”等等，用世俗的情感表现宗教的题材，突破宗教画创作的局限，歌颂了人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伟大精神。
三、《圣经》对文学的影响
基督教产生时曾受到犹太教“先知文学”、“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的启迪与熏陶，它将犹太民族的历史故事、宗教事件、民间风俗、誓言圣咏、爱情诗歌等接受过来，连同自身的福音故事和耶稣门徒事迹等，形成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圣经文学”及“教会文学”。在罗马后期的拉丁文学创作中，基督教的耶稣故事、使徒传记、赞美诗歌和祈祷文辞等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尤以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作为其“信仰自白”而撰写的自传体《忏悔录》影响为大。此书成为罗马晚期拉丁文学在代表作品。
中世纪的欧洲文学主要是基督教文学，其写作手法中的“寓意”特点也是得自《圣经》表述中隐喻、比喻等方式。公元7世纪英国诗人西德蒙所编诗歌《创世记》、公元8世纪诗人辛纽伍尔夫的《朱莉安娜》、《埃琳》和《基督》，以及公元9、10世纪的法国诗歌《圣女欧拉丽赞歌》、《圣徒列瑞行传》、《受难曲》等，都属于“圣经文学”和“圣徒文学”的范围。欧洲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在流传中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如公元8世纪英国史诗《贝奥武甫》、11世纪法国史诗《罗兰之歌》、12世纪芬兰史诗《卡列瓦拉》和西班牙史诗《熙德》等都渗入了耶稣基督或圣母圣徒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讴歌其民族历史时也宣扬基督教的观念，赞颂基督教的英雄。
“十字军东征”后开始兴起“骑士文学”，形成中古欧洲“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尽管“骑士文学”一反当时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歌唱现世生活与爱情之美，却仍宣扬为基督教信仰去冒险、征战和献身，号召为寻找圣徒遗物而四处奔波、浪迹天涯，从而与基督教传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以“城市文学”为主流，它们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赖希林的《蒙昧者书简》、伊拉斯莫的《愚人颂》和马娄的《浮士德之悲剧》等不仅取材广泛、格调清新，而且语言丰富，文笔精练。这些作品强调人的智慧、伟大和自然的优美、恬静，主张用理性来对抗宗教信仰的无上权威，靠“人学”来取代“神学”。然而，其“复兴”或“创新”并没有脱离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之土壤。人文主义者的许多文学作品仍借用了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或梦境等形式。其思想体系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受到基督教神学的支配。如“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文艺复兴之父”但丁的《神曲》就是按阿奎那的正统神学体系来构建的，因此有人说《神曲》的伦理学来自亚里士多德、天文学来自托勒密，而神学来自阿奎那并把但丁视为当时文学界的“阿奎那”。此外，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诗人塔索在其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也通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较量来显示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表达其对基督教文化的赞赏和依恋。
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改造了基督教，而且也改造了德国文学。他的德译《圣经》及其散文、寓言和赞美诗等“不但扫清了教会（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廷）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撰写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