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的《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公元5世纪圣杰罗姆的拉丁文译本《圣经》被认为是权威版本，许多译本都是依该本为据的。
16世纪以前，欧洲天主教会认为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读《圣经》，会因误解而离经叛道，所以并不鼓励一般人读经。在16世纪的欧洲，只有拉丁文用于学术和官方文件；不精于通行的拉丁文，是不光彩的事情，算是“文盲”。1450年，谷腾堡(JohannesGutenberg，1395-1468年)成功制造出欧洲第一部商用印刷机。从此，《圣经》和宣道文字，可以有效地复制流传，而不必依赖手抄。不久，在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新兴事业。Pubulish这个字的意义，由传讲延伸到印刷。
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年)在1517年兴起宗教改革运动，提倡把《圣经》翻译成各族方言。1522年，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新约》出版，被认为是权威的版本。荷兰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mus，1466-1536年)，修订的希腊文本《新约》在1516年出版。华拉(LorenzoValla，1407-1457年)《“君士坦丁让国”论》(TreatiseontheDonationofConstatine)的论文，揭穿教廷伪造文书丑剧，虽早于1440年写成，在1517年才得以出版问世。英国人威廉·廷德尔把《圣经》从原文译成现代英文方言——“日内瓦圣经”后，英国人民才得以普遍了解《圣经》的内容。1539年，经克华德修订的《圣经》称为“大圣经”，英王谕令每所教堂均应预备一册，供会众自由阅读。
1604年，英王詹姆士六世下令重新审订和翻译《圣经》，他要求出一本既忠于原来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又能成为新教的权威的《圣经》。詹姆士指定成立了一个五十四个人的翻译班子(实际参加工作的只有四十人)，其中有教授、《圣经》学者、牧师和语言学家。翻译工作进行了三年，最后由牛津大学的迈尔斯·斯密士(MilesSmith)博士统一定稿。这部《圣经》于1611年出版，共计一千五百页，发行了两万本。由于这一版本写明是“奉献给詹姆士王”的，所以一般称之为“詹姆士王本”。直到现在，这个本子仍被认为是最有权威的《圣经》，新教徒中大部分人现在仍使用它。詹姆士王本的文字很讲究，对后来的英语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从这一点说，詹姆士王本可以同莎士比亚的著作媲美。
随着时代的变化，许多《圣经》中的英文也成了“文言文”，不太好读，更不好记，于是不少人又设法将其译成现代化的语言。这种“现代化”的《圣经》中比较有名的有1970年出版的《新英国圣经》(TheNewEnglishBible)和《新美国圣经》(TheNewAmericanBible)。最新的版本是1976年出版的，由罗伯特·布拉切尔(RobertBratcher)博士主译的《福音圣经》(GodNewsBible)，其特点是文字比较通俗易懂，重在传达原来的意思而不拘泥于字句，很有特色，也很受欢迎。
5.《圣经》在中国的传播
根据在华各个圣经会的记录和中国有关方面的记录，从1823年至今，《圣经》中译本总计发行约三亿余部。
《圣经》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可分为五个阶段。
（1）1840年之前
按照当时中国清政府政策，《圣经》的印行与传播被严加禁止。罗伯特·马礼逊的中文全译本《圣经》都是在境外印刷，然后秘密运入中国国境的。
英国和美国的圣经会对在中国沿海散发《圣经》曾有过大量资助，仅在1834-1836年间，美国圣经会就寄赠两万三千美元给在中国的传教士，这些款项都来自美国基督徒五分、一角的积聚。
（2）1840-1860年间
德籍新教传教士郭实腊于1844年在香港招募中国人往中国内地散发《圣经》和《福音书》，他用了二十个中国人去做此事。1848年增至一千人，还组织了一百个传道人在中国境内十二个省活动。然而后来发现，这些人员大多数是在香港和广东地区的无业游民和吸食鸦片者，在领到《圣经》和《福音书》后即分散外出，除散发一部分给邻近的居民外，他们把大批圣书按斤两出售给杂货铺，作为包装食品之用，并用换来的钱，购买毒品当瘾君子了。
由于政府仍严禁传教士进入内地，其他传教士只在已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免费散发《圣经》和《福音书》，散发的数量在这一时期估计约有三万册，均是免费赠阅。
（3）1860-1900年
传教士根据有关条约规定已可进入内地传教，美国、英国、苏格兰圣经会已开始差派传教士担任专职代理人，负责传播《圣经》的任务。
（4）1900-1949年
其中1912-1937年被认为是《圣经》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时期”。据1921年统计，在华三个圣经会共销售《圣经》达六百八十余万册，其中全译本有四万五千万册，《新约全书》一万五千万册，其余为《福音书》等。1922-1925年间，中国虽发生非基督教运动，但《圣经》销售量有增无减。
（5）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
外国圣经会在1953年前全部撤出中国大陆，而从1949年至1955年底，《圣经》全译本在中国大陆的发行量仍达二十一万二千册，而《新约全书》也有十三万八千册散发，《福音书》等共发行约三百万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基督教会及基督徒所拥有的《圣经》及有关读物成为禁书遭到销毁。
1979-1986年间，中国政府允许《圣经》在大陆基督徒中发行，由官方指定的单位印刷，六年间共发售约五百万册。
1985年，中国批准设立相关基金会，允许该会接受联合圣经会和美国、日本、香港圣经会以及欧亚地区一部分圣经会在技术、资金和印刷《圣经》专用纸张方面的资助，每年印刷至少七十万册中文《圣经》。
现在流通的中文《圣经》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天主教普遍使用的思高译本，1968年正式出版；另一个版本是基督教新教普遍使用的和合本，1919年出版。
思高译本与和合本除了在经卷数目上有差别之外，很多中文译名都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中文译本，例如：吕振中译本（1970年）、现代中文译本（1979年）、圣经新译本（1993年）、圣经新世界译本(汉语版)（2001年）、圣经恢复本（2003年）、和合本修订版（2006-2008年）。
6.《死海古卷》的发现
《死海古卷》泛指自1947-1956年间，在死海西北昆兰旷野之山洞发现的古代文献。文献大约是公元前2、3世纪到公元70年间写成的。它们似乎原属犹太宗教团体的图书馆，可能是艾赛尼派的一个分支。发现古卷的地方叫基伯库兰（KhirbetQumran），从这里可望见死海。大约在公元前130-前37年、公元前4年-公元68年这个宗教团体的总部设在此地。
据说，1947年夏天，一个阿拉伯的牧人为寻找迷失的羊，偶然在库兰附近的峭壁洞穴里发现了一批古代书卷，都是羊皮古卷，装在瓷钵之中。起初本地人不知其为何物，经辗转兜售多次，最后为耶路撒冷东正教马可修道院大主教撒母耳和希伯来大学教授苏格聂(Sukenik)购去。它们主要包括七种文献，即：
A.以赛亚书古希伯来文抄本。其约抄于公元前200-前100年间，保存完好，段落分明，清晰可读。
B.哈巴谷书注释。从字体看，成书时间迟于以赛亚书，约抄于公元前150-前30年间。
C.教规手册。由五幅羊皮合成。
D.亚兰文的创世记注释。
E.以赛亚书第二手抄本。其残缺不全，仅包括第38-66章和一些残片，为公元前2世纪的抄本。
F.感恩诗歌。共有二十篇，笔调与旧约《诗篇》相仿。
G.《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战争》。全卷保存完整。
此外尚有七十多种关于《圣经》、“次经”、崇拜礼文的碎片。以上都是在第一个洞穴中发现的。1952年，又在库兰邻近地区，陆续有五个洞穴被发现有古卷，其中有的古卷与《圣经》无关。第三号洞穴中发现一卷铜卷，由于铜片严重氧化无法打开，后来不得不锯开成条，内容竟是记载圣殿财宝的名称、数量与埋藏的地点。这卷铜卷被认为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前，为疏散圣殿财宝而设计制作的。第四号洞发现的《圣经》抄本虽较不完整，但属公元前3世纪的抄本，如有《撒母耳记》的两种抄本、《出埃及记》残篇、《耶利米书》残卷、《传道书》碎篇、《小先知书》残篇、《申命记》第三十二章摩西之歌(此段经文不同于希伯来文马所拉本，而与“七十士译本”一致)、《约伯记》残篇、《但以理书》碎篇、《民数记》残篇、《历代志》碎篇等。属于注释的有《何西阿书》注释、《以赛亚书》注释、《那鸿书》注释。此外，尚有“次经”与“外传”的一些残缺书卷，如《多比传》、《禧年书》、《以诺书》等。1955年又发现第七到第十号的四个洞穴。1956年1月发现的第十一洞穴中关于圣经的古卷有大希律时代的诗篇抄本共三十三篇，特别包括有《诗篇》第151篇和马喀比时代晚期希伯来文体抄写的《利未记》及亚兰文的《约伯记》。另外，在库兰以南十八公里的穆拉巴赫河谷的洞穴里发现了犹太人最后一次反罗马大起义(即公元135年的巴尔·柯克巴起义)时期的文献和文物（如起义的文书、信件、铜币、箭头、箭杆等）。
库兰地区发现的几个古代遗址，就是在库兰一号洞东南一公里处，遗址约六千多平方米。从其形体与布局看，显然是一个宗教社团集会和集体生活活动的场所，遗址东边的几个小丘上有一片古代的墓葬地。这个宗教社团类似艾赛尼教派，他们在库兰地区过着一种隐修的集体生活。据专家估计，这个库兰社团大概建于西门·马喀比或稍后的约翰·胡肯奴时期(约公元前130年前后)。到了公元70年，第一次犹太人大起义时，为逃避罗马军队的镇压，他们把珍贵的《圣经》抄本密存于悬崖峭壁的洞穴之中。公元135年，犹太人最后一次反抗罗马的巴尔·柯克巴起义时，该地区又一度成为起义者的据点。起义失败后，库兰社团遭到彻底的破坏，从此成为废墟。岁月流逝，终致湮没于死海荒漠沙石之中。约过了一千年之久，《死海古卷》终于重见天日。
《死海古卷》的发现对于《旧约全书》的校订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旧约》经文在长期口传和传抄过程中，难免发生一些人为的谬误、错漏和后世抄写者添加的文句。现在有了《死海古卷》抄本，就可以用来和现行的版本相对照，以此作为校订的参考和根据。现存的《旧约》希伯来文抄本，是公元6-7世纪的马所拉文本的抄写本。最古的全《旧约》抄本的年代是公元1010年，而今《死海古卷》中发现的《以赛亚书》抄本抄写于公元前200-前100年，所以比现存于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的最古的《以赛亚书》抄本足足还要早一千年左右。它未经后世修改、删添，保留了最古老的原来的样式，因此当然具有更高的准确性。现在《以赛亚书》的英文新译本(如1952年的修订标准本)中已采纳《死海古卷》抄本，至少作了十数处合理的修正。从全《以赛亚书》的整体来看，这些订正并不算是重要的、足以改变重要经句原义的修正。但作为今日的正典圣经，每一个字或某个单词的改动，都是学习、研究《圣经》的人值得注意和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