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开发中亚资源和推动中亚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并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谋划修建中亚和欧洲铁路的构想。无论是从商业利益上考虑还是从战略利益上考虑，修建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高速铁路对中国都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与常规铁路相比，高速铁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运输大量商品和物资。这将为中国从中亚地区进口原油和矿产提供极大方便，而中国出口商品也能更快更便捷地抵达中东和欧洲市场。
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是同协作系统内各国进行国际产业协作的基础。1992年初，第二条欧亚大陆桥中方境内全线贯通，成为继欧亚第一大陆桥后与欧亚中国各国相联系的又一大动脉。中国西北和西部省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等）沿着第二欧亚大陆桥可发展成陆上丝路经济系统。其中，内蒙、陕西、甘肃和宁夏与外蒙、原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构成小丝路发展圈；内蒙、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与原苏联中亚细亚部分及中东构成中丝路发展圈。中丝路发展圈还可以衍化出同属穆斯林教的地缘文化的西北亚大穆斯林经济圈。第二欧亚大陆桥的建成，为中国中西部各省区向西开放、开拓大伊斯兰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大伊斯兰市场广阔，它包括中东阿拉伯各国和南亚，特别是中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大量石油美元和黄金储备。最后，由于第二欧亚大陆桥穿越中亚、西亚、东欧和西欧，直到大西洋东海岸的荷兰的鹿特丹，中国西部与国际联系大为拓展，西出国门加入中亚、北非，乃至东西欧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得作为太平洋国家的中国可以直接地同大西洋联系起来，在那里找到许多窗口，进而发展成大丝路发展圈。
在中国西部，按照自由贸易原则，有著名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展开的跨国产业协作。通过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适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优化贸易和投资环境，实现降低商品、资本和服务流动成本的目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已为今后实现这一地区贸易自由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未来5年，“亚洲西南大陆桥”和“第二欧亚大陆桥”因为高铁的建成可望贯通，遂使“西南丝路”和“西北丝路”由历史走向现实：由兰新（陇海－兰新）和第二欧亚大陆桥南下至成都，接上成昆（成都－昆明），然后转入缅甸，经过马来西亚至新加坡。至此，中国对外经贸区域一体化战略将得到全方位体现：中国将既是一个“大陆国家”（背靠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大西洋国家”、“印度洋国家”；“两个大陆”（欧、亚大陆）加上“三个海洋”（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的总体发展与开发模式，使21世纪中国现代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的实施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东盟跨国产业协作区。20世纪末21世纪初，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构想开始正式开始浮出水面。中国早于1992年就已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次年，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1995年中国-东盟高官会议正式建立，1996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次年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举行，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此后，“10+3”（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起来。到2010年，东盟跨国产业协作区又吸收了美国和俄罗斯加入参加。
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推进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并参加了曼谷协议。此外，东盟还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积极推动更广泛的地区合作。2001年11月，原政府总理朱熔基在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确定新世纪初的重点合作领域，即根据双方各自经贸优势，把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开发作为近期合作的重点领域；第二，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在今后十年内，正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三，加强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在不断拓展双方经贸合作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政治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
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这标志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堪称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显然，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是促进中国——东盟进行区域整合的一大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其它的经济贸易大国都在发展自由贸易区，不仅在地理上临近，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间形成了很多自由贸易区，还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的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跨越不同地域的如欧盟与远在拉美的墨西哥、智利结成的自由贸易区，以及在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建立广泛的如1999年10月签定的“欧盟-南非框架协议”。而在亚洲地区，除正在成长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外，尚未形成正式的、覆盖面积较大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这种现状使各国失去了巨大的、本来是有可能获得的贸易实惠。
好在东盟各国经过10多年谈判，对消除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统一产品标准和关税术语、简化和统一海关程序、建立人员交流和信息交流机制等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制定了中长期目标，确定了一套相当固定的谈判模式和协商机制。所有这一切，都为最终实现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目前，中国与东盟合作不仅已经在经贸上打开了壁垒，而且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也进入了紧鼓密锣的实施阶段。湄公河是东南亚最重要的一条国际河流，被誉称为未来的“黄金水道“。2004年10月，第三届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部长级会议原则通过了有关建造由中国昆明至新加坡的泛亚铁路计划。2006年9月8日，中国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第八次部长级会议，会议就加快泛亚铁路东南亚走廊建设问题达成了共识，即中国与东盟共建泛亚铁路可望在2015年建成。
泛亚东南亚走廊全长5000公里，连接新加坡与中国南部，途径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专家指出，一旦高铁开始建设，将为沿途各国的制造业、物流业带来巨大商机；建成之后，中国的能源运输安全也将大有保障。而更重要的是，这一计划一旦实施，它将把中国、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重要的南北经济走廊。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预示着国际经济和贸易正在发生格局性的变化。中国和东盟之间打破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无疑将大大拓宽双方的贸易规模，同时在这一区域合作组织框架下，通过贸易转移、贸易创造产生新的规模经济效应，将促使中国和东盟国家实现双赢。据初步计算，到2015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总人口将高达17亿，共有国内生产总值3万多亿美元。根据中国——东盟专家组的研究分析表明，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向东盟国家的出口将增加55%，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也将增加48%。到那时，在世界三大经济集团中，从人口看，中国——东盟超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从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比欧盟和北美的自由贸易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低一些；但从进出口贸易进行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对外贸易额要低于欧盟，却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从整体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将大大加强它与北美、欧盟相匹敌的竞争力，加强防范和抵御经济危机能力，减缓经济全球化冲击。
建立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区，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获得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中国可以和东盟各成员国优势互补。在中国-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框架下，中国可以把石油原料运往新加坡提炼，然后卖给日本。新加坡可以通过资金现代经营方法，协助中国推动现代商业改革。
此外，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可以大大增加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长远看，提高中国劳动力和人口的生活素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不仅提高中国和东盟在亚洲的地位，进而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格局，更重要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体现的是真正的规模经济，其产生的倍乘效应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分。
最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为亚洲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统一货币奠定了基础。而人民币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强势国际货币也正在发酵。
从边缘走向“中央王国”
中国巨国效应正在派生出越来越多的诸如“中国因素”、“中国辐射”和“中国脉动”等持续的巨大影响力，随着这些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和深入，中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中心区位优势也越益确立。我们预判，这种区位中心优势将在未来十年发挥到极至，即中国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和亚洲太平洋经济投资、金融、贸易和消费等的引力场、动力源，中国与周边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将形成更大的产业链，成为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庞大的世界工厂、最庞大的世界农场、最庞大的世界银行和最庞大的世界贸易中枢。
中国当下成型的区位中心优势，是一系列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而这些规律的终极原因则是中国巨国效应。
（1）中介崛起规律。最佳中介区域就是最佳方位。因为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场内，在一定的经济时期内，经济区和贸易区的范围是一定的。随着经济增长与扩张，经济区、贸易区的终极区域就会生成“增长极”，形成新的贸易中枢，进而成为经济中心。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环地中海的国际贸易曾造就威尼斯、热那亚等经济文化中心；20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促成了美国、日本相继崛起；今天，环太平洋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崛起的条件。
（2）边缘递进规律。在特定时期内，经济区、贸易区的中心与边缘是特定的。可是当几个经济区碰撞、汇合并开始形成更大经济区时，原来处在经济区边缘交叉区域会递进转化为新经济区的中心区域，而原处经济区中心地带的则可能变成新经济区的边缘区域。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中国南方与港澳组成新的华南经济区时，深圳、珠海、惠州就由边缘区域的小渔镇一跃而为新兴的经济中心。再比如，中国沿海在大西洋时代曾处于边缘经济区域，可是随着更大的环太平洋经济区的形成，中国沿海开始逐渐转化为新兴的环球贸易中心区域。
（3）周边协同规律。在地缘政治时代，“远交近攻”，相邻成仇，但在地缘经济时代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近交远攻”，相邻相亲，同行互补、生存、兴衰、进退、荣辱都一体化了。这种环保的一致性、文化的相似性和经济的共同性，正促进着世界各个地区重新组合。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周边国家正在形成新的和解浪潮，新的经济伙伴关系正在取代过去的政治敌对关系。当今世界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周边（双边、多边）一体化，正是这种周边协同规律的体现。
（4）泛化传播规律。当新的更大的经济中心形成之后，它的经济能流就同时向周边国家传播辐射，原先比较落后的经济边缘地带就会因此获益，迅速地同经济中心区域一道崛起。比如北美洲的墨西哥、西欧的西班牙、东亚的东南亚和中国，就是由于地缘经济的泛化传播规律而成为新的全球投资热点。
总之，20世纪后期至今的中国地缘经济时代的生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天时，环亚洲太平洋经济的地利。在大西洋经济时代，中国处于边缘地带；而今，在新兴的亚洲太平洋经济时代，中国却处于了中枢区域。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典型的“中央王国”，到清朝时式微了；而今，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中国作为新崛起的“中央王国”，又一次被赋予了崭新的经济含义。我们惊异地发现，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一波又一波的重组高潮中，一系列举足轻重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圈正在中国周边形成，它们分别是：
——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开始运转：
——安第斯集团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小地3区的共同对外关税；
——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三国集团元首签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条约；
——由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组成的南锥体共同市场决定4国自由贸易区和关税联盟即将启动；
——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协议定出最后期限；
——在欧洲方面，独联体12国决定成立跨国经济委员会，从而向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的一体化迈出了决定性一步；
——欧盟首脑会议就吸收中东欧6国入盟问题进行了磋商。
在亚洲，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也在次第掀起：
——包括东亚、东南亚在内的西太平洋经济圈，占全球生产的2/3总值，中国（华人）集团同日元集团是该经济圈的两大支柱；
——南太平洋经济圈。由中国大西南（云贵川桂琼）、粤港澳、东南亚和大洋洲组成，中国、东盟、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经济圈的三大支柱；
——南海经济圈。以南中国海、海南省为核心，由东盟、印度之那4国和中国西南、粤港澳组成。在此，中国（海南）、新加坡和越南将构成3大中心；
——华南经济圈。主要由中国广东、福建海南、港澳和台湾构成，形成了与美国、欧洲、日本并驾齐驱的四大世界经贸中心之一；
——长三角经济圈。它以大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山东、福建，还有台湾，江淮海大三角与闽海三角，辐射到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和港澳、东南亚，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之一；
——黄海经济圈。以中国山东、韩国、日本构成黄海大三角，辐射到华北、朝鲜、俄罗斯和蒙古，这是中国与亚太潜力最大的经济区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