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12月初举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则对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给予高度评价，称“中国在宏观经济与政治稳定性、在全球市场一体化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出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无可争议的领先者”，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巴西等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优胜者。（注 “世界银行首次发布研究报告 高度评价中国投资环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2月10日。）
对“中国奇迹”最为系统的评述则数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7日，他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使用了“北京共识”概念。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称中国的成功源之于三个方面：
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
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把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集中于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
其三，“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注“北京共识”与中国和平崛起———专访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雷默”，参考消息，2004年6月10日。）
在夕阳余晖下的中国奇迹？
根据专家计算，1979-2009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3%。然而，这样的速度能否长久持续下去，早已引起国际一些经济学家和投资家的质疑。“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这是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于2006年发出的一次语出惊人的语言。（注“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说：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世界名人网，2006年8月23日。）罗杰斯的文章认为，投资、出口和消费是过去20多年来拉动中国经济高速持久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现在许多现象已显示出这“三驾马车”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问题：
——投资。投资显现出趋缓的信号：（1）中国正在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使得国内投资增速慢下来的同时，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兴趣也开始有所下降，有相当一部分外国投资者开始担心，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2）国内房地产的投资已明显减缓，从而影响到内地市场不少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主要表现在与房地产宏观调控后相关产业供求关系的变化上，如钢铁、建筑材料、电解铝等产品的价格调整。
——出口。（1）出口市场面临问题。2005年贸易顺差预计全年将达到1000－1200亿美元，而2004年全年只有320亿美元。作为全球第一大钢铁进口国的中国，2004年净进口钢铁1500万吨，而2005年却预计净出口约500－800万吨。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机电产品、纺织品和高能耗产品中。2005年，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幅高达33％，而进口增长只有10.8％。外贸顺差的激增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比过去几年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部需求。
（2）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减弱，低廉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中国出口企业最主要的竞争优势。然而现在是：一方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扶持印度这个与中国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意图使中国劳动力低廉优势无法发挥；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出现，发生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民工荒”已开始向内地蔓延，内地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开始出现了局部“民工荒”现象。目前，中国农村也正在出现劳动力短缺。
（3）作为中国第一出口目的地的美国，其经济也面临了很大问题。20年前，美国还是一个债权国，而到了现在，它在全球已欠下其它国家高达2.5万亿美元的债务。这种局面潜在的风险是，一旦当美国经济放缓，进而削弱它对外国产品和储蓄的需求时，中国有能力承受消费更多自身产品的压力吗？中国有能力消化更多的自有储蓄吗？中国的这种依赖出口增长模式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消费：（1）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给居民带来了沉重负担，个人消费者必须面临养老、防病、以及孩子教育等诸多生活压力，此外，他们还要承担水、电、煤等公用事业和服务价格上涨带来的更大负担，从而也普遍造成了中国国内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年底高达46％；相比之下，世界上7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平均人均储蓄率只有6.4%。
（2）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居民消费乏力、内需不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严重阻碍了中国内需的扩大。在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增长缓慢的前提下，要实现消费升级谈何容易。
事实上，在中国“阶段性颠峰”背后，还有比罗杰斯分析更为广泛的深层次原因：
1、国内外环境出现了新变化：（1）从外部环境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定位还处在一个磨合期。正如牛顿定理里指出的那样：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随着中国在国际和平、安全、经贸、环境、文化等多项领域里的影响力加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弹也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导致在人民币汇率、世界贸易、国际能源开发等问题上争论不休；
二是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官员对中国戒心增强，防范意识加大，甚至利用各种手段来遏制中国发展。在美国，布什政府执政之初就把中国公开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几年过去了，新上台的奥巴马政府依然把中国定为“新的竞争者”。
（2）从内部环境看，西方国家工业化后期的一些弊端也已开始在中国出现。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后期阶段，期间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一是产能力相对过剩。西方国家产能过剩愈演愈烈，终于在30年代发生了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在中国，经过20多年工业化快速发展后，供给与需求由长期供给不足开始转向生产相对过剩，宏观总量之间矛盾在中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
二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在扩大，导致有效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共同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以来，人们总是认为生产过剩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但对收入分配引起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产生经济危机的作用却一直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研究课题组从理论上证明了库兹涅茨分配差距倒U形变化的存在，使得相关理论获得了更坚实的基础支持。（注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研究课题组，“开启中国新政”，《中国证券报》，2006年3月20日）
2、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中深层次矛盾日趋显性化。在经济领域，目前中国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投资率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一倍左右，在建总规模高达26万亿元。如果按照2010年投资完成额估算，未来中国将需要3年时间才能将这些在建投资逐渐消化掉。由于国内有效消费不足，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增幅下滑，以至国内谨防第三次失业高峰的呼声也开始响起。而由于投资增长过速和利用率相对还很低下，资源与能源的瓶颈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的“增长极限”已依稀可见。
在社会领域，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已突破了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社会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得极为不公正，农民看病难、上学难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利益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利意识与政治诉求不一，人民内部矛盾增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扭曲。尤其在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库区移民、安全生产、医疗保险、房价上涨等诸问题广大老百姓反映强烈，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更严重的是，由于政治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改革，中共党内和社会腐败现象日盛，引起社会不满是最为强烈的。
迄今为止，中国的工业化还是按照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向前推进，潜意识中始终怀有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赶英超美”的情结。这种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资源和物质高消耗基础上。西方先行者们一个一个都沿着这条路走过去了，然而，每走过一个，道路就被毁坏一次。现在，轮到中国，却发现：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继续沿着这条西方工业化老路走下去，已无法达到彼岸。关于这一点，只要利用一个简单算术就可以给出证明：只要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达到美国的一半，全世界再多的资源都将用罄！中国如要继续延续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发展走下去，中国恐怕还等不到资源耗尽的那一天，恶梦就将降临，那就是中国的环境将污染，资源将消耗殆尽。如果按目前中国趋势发展下去，20多年后中国的环境污染将比现在增加4到5倍，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和生存。
除了经济模式之外，整个社会发展模式同样面临着亟待转变的课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与社会阶层之间的三重失衡和多元化利益冲突，使得改革这一被誉之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被大大削弱。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问题和困境，罗杰斯的结论是：中国在投资、出口和消费方面都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面对更高的薪水要求、更高的技术要求，更多的贸易壁垒，更多的汇率问题，更高的能源消耗，更大的贫富差距，更高的房地产费用和环境污染问题，未来中国更多的增长能力将来自何方？联系到2008年世界金融大海啸，我们也不禁要问：中国能否延续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本书稿要回答的正是这个尖锐且兴趣的问题。
“中国奇迹”内生性机制没有变
对“中国能否延续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的悬念，中国领导层已多次表示了信心，而央行于2008年年末开始短期内数度降息、国务院暂免利息税出台、4万亿人民币对扩大内需、提振工业的拉动计划，九大产业振兴规划等等，无一不显示出中国最高决策者对捍卫和延续这一奇迹的坚强决心。而本书的笔者则认为，更重要的是， “中国奇迹”神话延续根植于它的一些重要的内生性机制之中。
在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2008年在年尾不失时机地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了如下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变"，"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注 高远至，“中国经济发展基本态势没改变”，半月谈，2009年第1期）。对中央的判断怎样理解？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趋势又如何？中央作出这个判断固然有鼓舞信心的意味在里边，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判断是基于一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并没有因国际金融危机而改变的基本事实。那么，又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呢？只有先弄明白这个问题，才能说到底变还是没变。我们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看，中国目前还处于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巨大的"追赶"空间。
第二，尽管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还是处于漫长的"填空"阶段。填什么空？城市化、工业化乃至新农村建设进程方兴未艾，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需要建设的空间还很大。
第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要求在提升。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对经济发展既是强大压力，也是强大的动力。
结论是：只要中国经济“追赶”的态势没有改变，"填空"的空间没有改变，“需求”的刚性没有改变，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也就不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不能仅仅依据几个数据，而短期的经济指数下行也无法说明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趋势。那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主线条又是什么，动力又来自哪里？从一般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是结构变动，而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动力则仍然非常强劲：
1、来自就业的不充分，城乡二元矛盾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效率更高的工业、服务业转移，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来自消费需求的升级、经济结构性转型的愿望强烈。过去几十年人民群众吃穿用等物质生活的改善，直接带动食品、纺织、家电等行业的大发展，进而带动与之相关的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等行业的发展。未来，中国消费结构正面临着吃喝住行等的升级，房地产、汽车行业的产业链更长、带动力也更强大。
总之，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对差距、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相对空间，是21世纪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巨大潜力所在。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注 “温家宝：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新闻网，2008年07月28日。）
在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的背景下，怎样理解这一判断？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具体指什么？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意思是指中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搞建设。同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不是个别国家的需求或愿望，而是客观存在。到了新世纪，不打仗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成为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观念。所以，战略机遇期首先是国际环境。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表明，战略机遇期不仅是国际和平环境问题，还包括国内的稳定环境。
面对近些年来世界经济出现的问题，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一般的理解，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有三条依据：第一，世界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全球性战争，我们有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搞经济发展；第二，越来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21世纪20年代开始正属于全球经济在遭逢了金融大危机后上涨周期的起点，水涨船高，也使得未来中国经济可以有一个较长时期快速上升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