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上述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与中国的战略重点联系起来考虑，我们以为，如果说过去中国的战略重点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快速和总量增加的话，那么，到了现在乃至未来，中国的战略重点已开始转变程为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与效益的增强。"做大做快"的条件将发生变化，"做好做强"的条件也正在逐渐显现。所以说，当前中国其实进入了难得的"科学发展战略机遇期"。
面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大危机的冲击，我们还看到了中国和美国之间明显的不同点：美国经济是解决富起来之后如何朝前走，但其又缺少的是经济增长点、没有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国则是由穷变富，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不缺少需求，也不缺少支持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美国是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问题和美国也不一样，不能因为美国经济陷入了危机，就说中国经济已丧失了发展的转圜余地。
处在千载一遇的大历史格局中
2008年年底，股神巴菲特把当时他所看到的从美国发端并迅速波及到全球的那场金融海啸称之为“金融珍珠港事件”。雷曼兄弟的轰然倒地，引发了排山倒海的骨牌效应：世界著名的四大美国投资银行不是倒地就是被关闭就是被改制，原来世界级公司如AIG、美国银行、花旗银行、通用汽车公司，等等，一个个都像美国珍珠港的旗舰一样沉下去了。
第二个例子是一张在2009年今年5月刊出的著名的照片。照片上拍摄的是新加坡和印尼海域上的马六甲海峡。照片里可以看到一艘艘大货轮都停在那儿，照片上注着735艘。735艘货轮，它们的运量相当于全球四分之一的吨位。不只是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100多艘，还有鹿特丹300多艘。这就是金融大海啸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波！这个冲击之大即便不是绝后，也至少是空前的！而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表象，危机反映了深层次结构性内核，说到底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巨大失衡。这个巨大失衡当中，又有两大失衡：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在过去一个很长时间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大国，中国则是最大的生产大国，后者将生产出来的商品大部分卖到美国，双方形成了一个天人之合的产销供求链。而2008年的金融大海啸使这个链条骤然间断裂，于是整个全球经济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危机逼迫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大国进行双调整，即调整他们的增长模式，美国必须从消费导向转向出口导向，而中国则相反，从原来的出口导向转换变内需和消费导向。于是，从2009年开始出现了新的国际平衡，只有在这两个大国间经济贸易取得了平衡，全球经济才有可能再度寻获新的增长动力。
就是我们上述的这个由金融大海啸带来的大历史格局，给中国一次千载一遇的历史大机会，即中国被倒逼进行从出口导向转变为内需和消费导向的革命性变革。我们预测，在未来10-15年间，中国GDP每年的新增量中将有16-17％是由汽车业提供的，汽车业将成为当前及未来中国国民经济拉动的最强的产业之一。 由于汽车产业链较长，涉及石油化工、钢铁、电力、轮胎、金融、维修服务等众多行业，可以直接面对大众消费，因此，发展汽车业可以成为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而且我们还将看到，汽车的大众消费将带来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居民生活及消费模式的深刻革命。汽车消费的普及，不仅将改变人们的活动范围，改变他们的工作、生活及人际交往的方式，也将改变目前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加快城乡居民的融合及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汽车消费的普及，不仅将改变居民的居住方式，从而导致城市化快速外延扩张，而且居民的生活方式如旅游、郊外休闲等都将成为居民最为便利的生活态势。而正是这种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将极大地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从而也将极大地创造出居民的消费需求。
再来看电信业。可以说，随着中国国内启动发放3G牌照，从2009年开始掀起了3G投资建设的高峰。有分析员指出，电讯营运商的资本开支将超过3100亿元人民币，电讯设备制造商将成为主要得益者。尽管3G需要电讯营运商有较大投资，但由于中国人口庞大加上市场广阔，不仅会吸引更多原来存量用户由2G转向3G，而且也会吸引更多新用户进入3G市场。有人甚至认为，在未来8到10年期间，3G启动将会拉动中国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人民币。
由于电信业对居民消费直接拉动作用，电信业对扩大内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电信业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不仅表现为现有电信业本身，还表现为电信业对居民消费创造消费的作用。我们只要看看这十多年来国内电信业发展，就能够看到电信业对居民消费创造消费的作用。因此，有分析员认为，3G启动在未来8到10年内增加居民消费10万亿元并不过分。而且如果考虑对电信业上下游新产业影响，那么这种拉动居民消费的作用可能比我们预估的还更为巨大。
由汽车业和电信业可由此及彼地推及到所有由中国政府政策推动的未来的排浪式消费领域。我们可以及我们的想象例举出尽可能多的泛消费领域在未来中国产生出的革命性变革来，它们包括食品饮料（含酒业）、住宅、商业、家用电器、电讯、旅游，等等，等等。
由2008年金融大海啸生发出来的中国这个大历史格局，将使我们看到，一场原本在中国一直在纸上谈兵了多少年的内需转型，将带来货真价实的扩大内需的消费升级革命，而这个革命，请不要忘了，是将在具有13亿人口之巨的中国大国实现的。我们已经可以想见，随着中国政府政策向广大内需大力倾斜，以及随着全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场由家庭汽车、数字电视普及高清平板电视机、平常百姓购买力等等的反应在各个层面的排浪式消费实际已经展开，它的影响力将是极为深远的。
在大历史条件下带来并形成的的未来中国排浪式消费革命，又将和即将形成的新一轮中国城市化狂潮相藕合。截至2009年末，中国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水平已达47%。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无论是与世界上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都相对较低。而就是因为相对较低，才具有强大的后劲，才具有强大的爆发力。仍然要强调，这一城市化进程是在一个具有13亿人口、9亿是农民的巨型国度里展开的，它最终形成的过程将是世界史上一次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徙的伟大壮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未来，扫除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取消户籍制度也势在必行。这一障碍的被打破，使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打破最终不可逆转。预计到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到2030年，这一比率将进一步提高，达到发达国家70-75% 的平均水平。中国城市化巨大的发展空间，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首先，城市化必将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房地产业是一个关联度很高的行业。从这个角度看，我感觉现在的大中城市的楼价和世界城市的平均楼价相比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了，未来中国楼市的价格还将迅速攀升。由于人口众多和土地稀缺，未来大北京和大上海都市圈（合计超过5亿人口）的楼价将高得惊人，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市楼价。中国未来的另一条房产金蛇带就是广深珠港澳，延伸到海南海西，像一条金链沿海岸线蜿蜒而上，人口集聚将逐步接近2亿人。另加上五颗内陆明珠：成都、重庆、武汉、西安、沈阳，分别对周边地区超过1亿人口形成辐射效应。所有这些城市链，将是未来20年中国城市经济版图，虽然障碍会有很多，但经济发展大趋势将通过时间获得验证。
本节的重要结论是：高屋建瓴地从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这个大历史条件下看21世纪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中国政府极强的内需扩大政策，不断发展的中产阶级，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以及正在扑面而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内需正在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发展机遇，而2009和2010年度将是一个从出口型导向向内需消费时代转型的起始年。这种转型拥有两个方向的巨大跨度：一是覆盖的消费人口，从城市到农村，消费者的心理认知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二是覆盖行业，从房地产、汽车、家电到服装、化妆品、饮料等，林林总总，概莫能外。作为市场投资者，从现在起就考虑不失时机地逢低买入和中国消费转型革命相关的优质资产投资标的，持股数年，你将无疑是享受这场内需消费革命大红利的最后赢家。
在战略转型中构筑中国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在2009年完成“保八”任务之后，迎来了“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根据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基调，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心是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至此，喊了15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今是化为实际行动的时候了。如果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中央政府采取的超常规刺激计划有其不可取代的工具性价值的话，那么在经济已踏上复苏轨道的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经济，就不能再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而一味像以往那样追求次优增长了。
面对后危机时代业已展开的新一轮全球经济大博弈，中国并没有自喜于目前脆弱的暂时性优势，而从关乎国家产业安全和构筑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经济竞争优势的高度，来审时度势未来的经济发展路径。
事实上，发达经济体不仅度过了2008-2009年经济最困难时期，而且正在掀起以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为先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一旦到了适当火候，发达国家将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有可能再次引领世界产业变革潮流，重写世界产业与经济地图，在从欠发达国家切割更多实际利益的同时，又能再次确立针对中国的竞争优势。
在失去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之后，中国未来的制胜之道在哪里？从国际竞争角度看，就在通过自主创新提升技术能级以及培育自主品牌，进而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虽然，现阶段通过大规模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来实现经济结构整体升级尚不现实，中国要培育和发展自主品牌并将其升级为国际品牌，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有可能受到已经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具有技术创新优势和品牌优势的跨国公司的打压甚至围剿，但创建全球性品牌不仅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成功要素，也是锻造中国经济新优势的必经之路。中国舍此别无选择！
无疑，在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依然不甚明朗，以及国内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相关要素难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将理所当然地升格为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在世界金融大危机的今天，也是正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的难得时机。因此笔者想强调一点，中国经济既要通过积极扩大内需保增长，更应在结构升级与战略转型中提升竞争力。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一方面巩固传统制造业的既有优势，大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更要实现新兴战略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抓住机遇发展现代服务业，力争以世界级品牌的培育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作为中国建设工业强国重要支撑的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尽管近年来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但由于受到自主创新能力的约束，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中低端环节，产业升级路径易遭主导厂商锁定。因此，中国制造业要摆脱上游企业的升级锁定，就必须发挥后发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亦不能局限于国际先进制造业的承接基地，而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确立先进制造业的高增值和高技术发展导向，在积极参与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的制成品乃至中间品生产的同时，力争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新跨越。
应该说，中国已初步具备了实现上述跨越的基本条件，即：规模经济和技术诀窍、较为完善的资本组织与动员体系、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人力资本供给，以及相对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因此，中国理应合理整合技术资源，在承接世界国际制造业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制造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强化和凸显制造业的服务功能，构建制造业高端服务体系，尽快将中国建成先进制造业的生产中心、研发中心和运营中心。
而以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经济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尤其是面对后工业化时期低碳潮流的软硬约束，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既要紧抓战略发展机遇期，更要加大对上述产业的前沿性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投入力度，完善金融业对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配套服务，营造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中国在积极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同时，应该抓住机遇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同时拓展就业空间。从纽约、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城市化的第四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量就来自于高端服务业。如今纽约的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66%以上，伦敦是70%。相形之下，北京、上海的现代服务业占GDP比重只有35%左右，成长空间很大。而就全国而言，预计未来十年现代服务业可以为中国提供2至3万亿美元左右的GDP增加值，将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动力。
战略转型的制度保驾护航
2010年10月18日结束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获得通过。10月27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建议》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