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烦恼”，本来是指人们在青春期所遭遇的各种烦闷和苦恼。近年来，有人借用这个词来表述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种说法，既形象生动，又蕴涵深意。一个人健康成长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成长的烦恼”，一个国家发展进步也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前进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成长的烦恼”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青春期是一个人从少年过渡到成年的特殊阶段、关键时期。在这样的特殊阶段和关键时期，人们是朝气蓬勃、活力无限、充满向往的，但也面临代际交流、关系处理、升学就业以及不够成熟、缺乏经验等方面的压力和问题。与此相类似，当前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也出现了“成长的烦恼”。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极大提高；另一方面，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改革发展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比如，能源资源约束加剧和生态环境压力加大；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思想意识日益多元多变，协调不同阶层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等等。
迎接老龄化时代
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也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酝酿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施，直到70年代才真正开展了计划生育，使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快从1970年的5.8降到1980年2.24，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然而由于年轻人口比例过大，使人口惯性增长不可避免。为了更快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政府于1980年开始实施了更为激进的独生子女政策，到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的2.1以下。各种调查和普查数据表明，中国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开始就低于2.1的更替水平，到1995年以后更是低于1.5，并一直在1.5以下运行，2000年更是到了1.22。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型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
国际经验表明，在1970年-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对经济成长的贡献比率高达1/3到1/2。而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中国高出的部分，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其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中国在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 如果用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总人口抚养比来代表这种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口结构特征，计量分析表明，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1/4之强。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潮流。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学家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3.39亿，2040年达到顶峰14.91亿后开始下降；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2010年为1.12亿、2040年达到3.12亿后仍将继续上升。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注蔡昉：“中国‘ 人口红’只剩十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8月19日）
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换句话说，到2020年之前的中国发展期，将会面临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开始式微，以及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的各种挑战。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不到10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如果中国在这个关键的阶段错失良机，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似乎接踵而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中国过往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目前乃至未来中国正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将在未来5-10年里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15年抑或2020年年，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此外，正在扑面而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将对中国社会保证体系等提出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出了挑战。中国20世纪8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应遵循广覆盖原则，可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覆盖面非常有限。2009年全中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6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7.38%。这样的覆盖面远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最低线。事实上，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排斥了9亿农村人口，也排斥了1亿多人口的农民工群体，广大农民及农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
2、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婚姻夫妇两边的四个老人）、二（婚姻夫妇）、一（婚姻夫妇的一个独生子女）”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使得现行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普遍产生了“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这样一种家庭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导致老年抚养比从1964年的6.3%逐渐上升到2000年的10.1%、2010年13.4%，2020年的19.8%以及2050年的33%。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上述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
3、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存在的矛盾与困难，中国实行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但是，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养老金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空账”问题，2000年中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9年底，“空账”已经达到2万亿元。
4、人口老龄化必然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老年人是一个容易患病的特殊群体，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他们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2000年全中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924万人，2009年增加到5359万人，当年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到1862亿元，比2000年上涨31.6%。由于中国目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政府与单位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中国产业升级转型之困
经历一系列员工频繁坠楼事件后，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继2010年6月两次宣布加薪之后，于8月初宣布，将把富士通的主要生产线由深圳迁往河北廊坊，迁址工作预定在2010年完成，到时只有部分产能留在深圳。至此，沸沸扬扬的富士康“内迁”传言在得到证实后再次将它推向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历史时常会重复自己。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起，马来西亚靠近新加坡的柔佛州凭借它的地域优势和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高科技生产制造企业。但到了90年代初期，持续前往当地投资的同类企业就发现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发展瓶颈。等到了90年代中期，不断飙升的生产成本、严重短缺的劳动力供给开始驱动工业外设和电子存储企业离开大马，迁往中国等地。而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大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制造在国际社会频频遭受反倾销，以及人民币升值、工人工资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大量其他产业的初级加工企业纷纷转战成本低洼的国家或地区，这种在过去在新兴国家发生的产业迁移到了当下也显示地摆在了中国的企业面前。
从中国产业转移的实际看，富士康内迁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还是成本倒逼，而劳动力成本变化是本轮产业转移最基本的动力。富士康实施内迁计划，其实质是竞争优势的困境。正在富士康身处困境、业绩滑坡的时候，富士康的同城“兄弟”华为、比亚迪却正处在上升轨道，业绩不断向好。华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接连超越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在美国知名杂志《财富》 7月份公布的2010年“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华为首次上榜，以年销售额218.21亿美元排名第397位。（注“《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美国硅谷技术网，2010年7月22日。）
曾经作为富士康的“追随者”、代工出身的比亚迪，依靠“电动汽车”概念、产品研发成功和上市，以及“股神”巴菲特的注资，股价节节攀升，并荣登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2010年度科技企业百强榜首——尽管比亚迪去年营收仅57亿美元，远不如亚军苹果的429亿美元，但营收增长率和股东回报率却高达50%和246%。（注 富士康内迁折射产业转型之难”，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0年8月11日。）
这三家同样位于深圳的国内顶尖企业，都依赖“低成本优势”起家，如今却因为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命运迥然不同。华为、比亚迪为“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树立了榜样和标杆，然而，像华为、比亚迪这样的企业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和富士康一样正面临相同的困境和抉择：是继续沿着低成本的道路前进，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还是向华为、比亚迪那样转型升级到新的利润高地？
虽然从总收入来看，富士康高于华为、比亚迪，但富士康的利润率却远低于这些品牌企业。富士康国际的财报显示，富士康国际的整体毛利率逐年下降，从2007年的9.2%降到2008年的6.9%、2009年的5.9%，而2009年的营运利润率仅有1.9%。相比之下，华为的运营利润率从2008年的12.9%升至2009年的14.1%。（注 “富士康内迁折射产业转型之难”，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0年8月11日。）富士康的利润率之低，与它处于全球电子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有关，也与近年劳动力成本上升挤压了利润空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