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最早从台湾转移到深圳，看中的就是深圳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以及大陆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但近些年来，这些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深圳及港澳的产业结构和发展环境都产生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和劳动力成本的挤压，“逼”得富士康不得不将发展目光投向内陆地区。
显然，富士康大举内迁回避了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所带来的经营压力。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升，削弱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位优势，引导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内迁，以便更加密切地贴近当地市场，有效降低企业综合经营成本。但富士康内迁也牵出了中国产业升级隐忧的问题：
首先，富士康内迁凸显了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两难选择。在产业转型的压力下，富士康再次重复了它22年前的选择，以前是从台湾迁址深圳，这次是从深圳迁往内地。我们相信，富士康的选择也代表了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的无耐的选择：宁愿往人力成本低的地方迁移，也不愿往高端领域转型。虽然他们清楚单一的内迁方式只能解决眼前困难，要想长远发展只能走创新升级之路。但转型升级，又何其难！
平心而论，富士康又何尝不想往产业链的上游转型延伸？2009年，富士康就曾推出过“万马奔腾计划”，试图从零售终端打通品牌。然而，“船大难掉头”，精于代工模式的富士康，至今没有找准品牌和渠道的着力点。
华为当初居安思危从“贸”向“技”转型，并在2001年“华为的冬天”巨资押宝3G，在当时是不被看好的大冒险。比亚迪老总王传福从电池代工跨越到自己“造车”，也经历了冒险的“一跃”，惨遭股民“用脚投票”。1995年创立的比亚迪电池代工业取得绝对优势之后，2003年动用2.54亿港元收购西安秦川汽车77%的股份，消息一出，比亚迪遭遇基金 “洗仓”，股价暴跌。经过一两年的蓄势调整后，人们才见到比亚迪汽车的身影。2009年比亚迪汽车销量已超过44.8万台。（注 “浙企趁富士康内迁80万年薪挖墙角”，每日经济新闻，2010年8月12日。）
无疑，华为和比亚迪是经受了转型阵痛而转到新利润高地的成功者，还有一些企业在痛苦的转型征途中，更不乏转型失败者。
对于企业来说，转型需要具备经历阵痛和风险的准备和决心，而从整个中国产业和经济发展看，转型升级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同样需要承受变革带来的阵痛和风险：一是产业转型会导致大量的低端劳动力丢掉饭碗，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二是部分地区产业空心化或经济发展停滞的危险。如广东东莞这样的城市，代工制造业一旦大规模外流或转移，新的支柱产业又尚未形成，很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经济萧条，或重演类似德国鲁尔区曾经遇到的危机。
总之，像富士康这一单一内迁方式，只能解决制造业眼前困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5-10年后，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内迁企业也将遇到像富士康今天遇到的类似问题。
发展的代价
罗马俱乐部出版的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从1972年公开发表以来已过去1/4个世纪了。当年引发这份报告洛阳纸贵的原因，不仅因为它是名满全球的一块丰碑，更是因为报告对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问题等）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惊世骇俗的警告。今天，当看到中国的GDP不断刷新，而且在未来一二十年还将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两番，笔者由衷高兴之余，不禁想到了“极限”这个词。中国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呢？回答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及早作出制度性安排，遏制类似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里提出的一揽子问题，中国增长极限问题影响的不仅是当代，还将是千秋万代。
无论是赶超理想还是崛起目标，只要包含有经济发展这一项，就离不开资源消耗。而中国地大，可相对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需要来说却并不物博。中国是世界上主要资源大国之一，但是主要农业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大大低于人口比重，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十分低下，只有水电和煤炭资源比重较高，具有一定的优势。未来，中国人口仍持续增长，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进一步下降。中国人均收入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迈进，各类人均资源消费量不可遏制地迅速扩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明显加速进行，经历资源密集化、能源密集化过程。而目前资源利用又不够合理，浪费和破坏现象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高，保护的力度不够，直接加剧了资源的供需矛盾。
水问题将成为未来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的资源瓶颈，突出表现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洪涝灾害三大问题。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北方地区和城市缺水问题将更加突出，目前全中国年总缺水量为36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但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农业综合用水效率仅为0.3-0.4。水环境恶化，水体污染严重，地下水超采严重并引发地面下沉和海水入侵。水环境的不断破坏严重威胁了人民生命健康，水体水质的恶化也加剧了缺水危机。旱涝灾害严重，经济损失巨大，2008年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07亿元，占当年GDP的3.8%。
耕地面积继续减少，粮食生产压力将加大。2000年，人均耕地降至1.5亩，2009年人均耕地进一步降为1.45亩，如果不考虑进口，按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计算，则需要生产粮食5400亿公斤，比“十一五”期间的最高产量还高出400亿公斤。
煤炭等低质能源生产大量过剩，许多煤矿城市已进入衰退期，但是那时开发成本高，包括外部不经济成本，如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油、气、热力等洁净、高效、优质能源严重不足，且需求量将大幅度增长，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09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指出，中国原油、煤等能源矿产，铁等黑色金属矿产保有的查明资源储量不同程度下降。大庆油田在连续27年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后，首次降至4840万吨。公报说，2009年初，全中国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共158种，其中，能源矿产10种，金属矿产54种，非金属矿产91种，其它水气矿产3种。另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的数据，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能保证2015年需求的只有24种，能保证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注国土资源部：《2009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0年4月9日。）
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未来20～30年内外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注解：“中国经济的真相” ，中华网论坛，2008年10月1日）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则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据统计，中国现有煤炭的探明储量为818亿吨，石油为25亿吨，天然气为5.4亿吨。以2010年为起始点，到2020年，中国年需煤炭16亿～18亿吨，10年累计需247亿～268亿吨；石油年需5.5亿～6.4亿吨，10年累计需85亿～92亿吨；天然气年需0.6亿～0.7亿吨，10年累计需9.2亿～10亿吨。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天然气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70%和50%。未来2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
不仅是能源问题如此。在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上，中国一样面临用什么来持续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认为，2012～2014年，中国将迎来年2.4亿～2.6亿吨铁的消费高峰，未来20年缺口将达30亿吨；2019～2023年，将迎来年530万～680万吨铜的消费高峰，未来20年缺口将达5000万～6000万吨；2022～2028年，将迎来年1
300万吨铝的消费峰值，未来20年缺口将达1亿吨。
2008年11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则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 当然，这样的研究并不等于就是标准答案。尽管不同的研究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中国自身的资源满足不了持续发展的需要却已经成为事实。 官方数据显示，5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0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倍。
2005年，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照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方式，如果中国经济总量再翻几番，哪里去弄那么多资源供中国消耗？ 无论何种估计，经济快速增长与矿产资源大量消耗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已经不是预测，而是现实了。中国与世界其它政府分享世界资源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而世界的资源本身也是有限的。以铜为例。目前世界探明的铜资源储量是65000万吨，经济可利用的储量是34000 万吨。假设中国未来20年铜的缺口将达5000万～6000万吨，要知道，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如果世界其它人口也按照中国人均标准消费，那将意味着20年后全世界经济可利用的储量全部开采了也不够用。
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21世纪“中国梦”的拦路虎。也因此，一时间能源出路这一问题成为国策时政的聚焦点。
中俄原油管线开发开通，已于2010年年中试运营。中国-海合会（海湾阿拉伯政府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启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建设的石油管道也开始铺设。在泰国克拉地峡修建运河或者管道以解马六甲之困的方案也多次被专家提出与论证。但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对于中国来说，即便是中东与俄罗斯的丰富资源，也存在不足为恃的太多变数，而且这样的努力显然暴露出中国自身能源储备严重不足得问题：旧有的石油基地经过数十年开采，如今显然已无力再为高速进发的中国经济这辆“机车”提供动力，而新能源基地的勘探工作却又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区域进行的油气开发，不时受到邻国的觊觎，更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国内油气储藏丰富，却留待后用的经验值得学习。在这个问题上已居劣势的中国，大有觉醒之势。惟至今为止中国原油战略储备，较之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甚大，经济安全也必然因此显得较为脆弱。
过去我们曾经一再批评美国消耗了世界的多少多少资源，如今，中国自身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未来几十年，只要中国工业化进程没有停止或者中断，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消费大国，乃是大势所趋。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谁来供给中国”的世界舆论 ，是一个摆在中国未来发展面前的真正的问题。中国应正视资源危机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跟世界其他政府合作对话，而不是一边向世界掩饰中国资源的危机，一边却对国内的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以致最后造成万劫不复的战略性错误。从这个意义来说，谈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不是绝望，不是恐惧，而是正视现实危机，认清危机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的挑战，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至于将来临时抱佛脚。
可以预见，在资源问题上，未来的中国要发展，就不可能与世无争，中国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全球战略。那么，不断崛起的中国会以何种形式解决纷争和矛盾以保证自身在国际资源上的安全呢？另一方面，只要观念思维方式得到不到根本性改变，只要我们信奉“落后就要挨打”的简单口号，只要宪法里还将载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中国就不能不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而中国经济只要保持持续高速，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国际资源纷争将决不会停止。经济增长的政治压力有可能使中国在面对国际资源纷争和摩擦的时候出现极端的思路和言行，甚至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届时中国政治家的选择空间可能变得非常狭窄。未来有一天，如果经济增长成为没有退路的严重的政治问题，那么，中国就不能不思考以下的严峻问题，即中国可能最后不得不需要准备为水而战，为石油而战，为铁矿石而战。如果中国与国际必须以贸易战，甚至以军事战争来解决纷争的话，那么到头来，这比中国经济不增长甚至倒退本身又能多得到什么呢？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要构建“和谐社会” ，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就不能不掂量长远的利益和代价。
被严格框定的资源承载条件
中国在提出诸如小康社会和在2020年再翻两番之类的美好构想的时候，是否同时有过精确的计算，例如，如此小康、翻番到底需要多少钢筋，又需要多少能源来支撑。中国在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是否也同时关注到了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到底付出了多大资源与环境的代价。似乎不值得在政府报告中一提，但以下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中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中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到20世纪末，全中国668座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中国城市年缺水60亿立方米。全中国131个流经城市的河流有70%被污染；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
毋庸讳言，几十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自毁家园：山在秃，水在臭，河流在干涸，草原在变荒漠。中国经济的奇迹背后是环境资源的变坏，变恶劣；可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却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