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人常常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感到自豪。然国土面积不可谓不大，但内陆山地、高原的比例占到2/3，而且生态脆弱区（高、寒、干、荒、风、沙、陡）亦占2/3以上。物种和资源的家底原本也称得上丰富多样，但人口“众多”得至近代，已经近乎恶性膨胀，耗用资源的程度惊人。而中国也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区，高寒地带的雪灾、塌方、泥石流；干旱、半干旱地带的风、沙、旱灾；众多水系下游的洪涝灾害；一些地区还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的范畴，时有不同程度的地震发生。所以历史以来，真正风调雨顺的年景远少于灾害年，而上世纪以来灾害发生期更有明显的缩短趋势。
除了自然力引发的灾害外，历史的与近代的人为对环境与资源的破坏，或加剧了自然灾害，或直接造成了生态的退化与危机。人口蕈集、大气污染、水土流失、水污与水荒、土壤沙化与植被荒漠化等问题甚为明显。近年来，中国各层面虽然正在正视生态问题，着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但生态现状总的是局部原生良好，部分治理恢复，面上仍然污染退化严重，有待尽快认真改善。
中国生态危机是承继过去的历史而来的，其中人口恶性膨胀是造成一系列环境恶化与资源匮乏的主要导因。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除了先天脆弱易于失衡的自然地理背景外，人们采取不合理的行动拼命向自然界索取，则是加速其生态环境破坏过程的历史性原因。由于处于工业化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过程，加重了工业化与环境污染的矛盾。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为了大力发展经济，加重了资金短缺与治理环境的矛盾。由于农村过剩人口过多，为了迅速发展乡镇企业，加重了农村发展与农业环境污染的矛盾。由于环境治理投资大（至少上千亿元），周期长，恢复慢，见效慢，加重了破坏与治理的矛盾。上述几对矛盾使生态环境的治理难度更加巨大，花费代价更加昂贵，调整余地更加狭小，恢复周期更加漫长。中国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态破坏与环境的双重挑战。
此外，空间分布不均，过分密集于城市也是生态危机纷纭的重要方面。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呈现出由渐增到突发性扩展的趋势，而且城市人口中编外和无序人员占了一定的比重。人口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城市工商业化的集中，一方面带来繁荣和产值，而同时，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荒漠化”、就业困难，甚至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趋于严重。
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主的环境污染成为突出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政府之一，全中国各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碳氢化合物、硫氧化合物、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烟尘、酸雨等。
一氧化碳是城市大气中含量最多的的污染气体，约占污染物总量的1/3，主要由碳氢化合物燃烧不完全产生。造成空气污染的氮氧化物包括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它们来自矿物燃烧、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现代城市中汽车不断增多，是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汽车尾气中含有氮氧化物，易腐蚀物品和刺激人体呼吸道，还可形成光化学烟雾，刺激人的眼睛。
煤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硫易造成建筑物和许多材料的损坏，对人的呼吸系统产生严重刺激，甚至有致癌作用。2009年全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4100万吨。北京仅各类锅炉每年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就达20万吨。
烟尘是大气污染物中含量大、成分复杂、危害很大的一类，包括飘尘和降尘。北京地区的飘尘中主要含有硫、铅、锌、铜等成分。烟尘除遮挡阳光、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外，更严重危害着人体健康，城市中肺癌等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增长，都与飘尘的危害有关。
中国南方酸雨构成的危害也日趋严重。据统计，77个城市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48%。在全中国500多个城市中，大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不到1%。人口与城市化的过快发展，使环境不断恶化，资源日趋耗竭，反馈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活与发展，是当今生态的首要危机。
中国极其宝贵的淡水资源也面临着水污染的严重威胁。据估算，全球每年的污水排放量达4500立方米，可造成5.5亿立方米淡水的污染。中国年废水排放量为360亿立方米，受污染的河流达47%，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全中国约有1/4的人口在饮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水污染危害人类和各类生物的健康，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与生存环境。不仅江河湖泊受到了污染，大海也成了排污和扔垃圾的场所，原油泄漏、严重的“赤潮”现象不断发生。
地球虽然是一个“水球”，但97%是海水，淡水仅占3%，其中又有2%的冰川，真正可供人类引用的水不足1%。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完全或部分依靠地下水生存。在缺水地区，每天约有2万儿童因缺水而死亡。
中国境内有众多的河流湖泊，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量仅240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量的1/4，而且分布极不均匀。中国城市从60年代就开始缺水，目前全中国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0多个，北方更有80%的城市供水不足。首都北京的地下蓄水层50年前位于地下5米左右，现已下降至地下50米，人均水资源只有全中国人均水资源的1/6，即400立方米，属严重缺水的城市。
比城镇环境污染涉及面更广的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大范围内生态系统的破坏与退化，突出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消减等方面。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政府之一，水土流失涉及的范围达36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水土流失量已达100亿吨。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达4800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38%。“三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淮河流域和沿海地区等几大水土流失区，已经成为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首推黄河流域。由于主要流经黄土高原，以及长期的人为对植被的破坏，使黄河成为全球、也是中国输沙量最多的河流，多年平均含沙量为37.7公斤/立方米，是长江的77倍。平均年输沙量16亿吨，相当于一条高、宽各1米，绕地球32圈的沙堤。这16亿吨沙中有4亿吨沉积于下游河床，形成每年淤高8-10厘米的“悬河”；而另外12吨沙被带到入海口，使入海口每年向海中推进3公里。近百年来，黄河入海口已淤积了400亿吨泥沙，形成面积为5400平方公里的三角洲。
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也很严重。20世纪50年代末，水土流失面积约为36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0%。经过60年的“小治理大破坏”，水土流失面积猛增1倍多，已占流域面积的40%以上。每年冲进洞庭湖的泥沙近2亿立方米，使湖底泥沙累计厚达170米，总淤积量近40亿立方米。
全中国范围内，各水系因水土流失造成的泥沙淤积损失水库库容200亿立方米（相当于5个密云水库）；内河航道缩短过半；“悬河”、“悬湖”增多，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
土地的荒漠化与沙化是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和现实的主要问题之一。特别是近代，由于人口增加，生产活动加强，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沙漠、沙地面积不断扩大，许多原来的草原也变成了沙漠。中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0余万平方公里，占全中国土地面积的27%以上，相当于14个广东省，其中新疆、内蒙古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47%和60%。
放牧、樵采、不合理灌溉等行为，加剧了土地生产力下降和肥力损失，使沙化退化问题日益突出。如在内蒙、宁夏荒漠化草原区，仅搂发菜、挖甘草两项，就足以给旱地草被带来灭顶之灾。据估算，搂1斤发菜将导致1.3公顷草原沙化、退化5年之久。蒙、宁两区因此破坏的草场已将近1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地区发生和扩展的沙尘暴亦是严重的生态灾难。中国上世纪50年代发生过5次沙尘暴，80年代发生14次，90年代至今已发生23次之多，到21世纪的前十年波及范围更广。前些年，北方沙尘暴危及首都北京的报道不绝如缕。
造成生态系统破坏与退化的人为因素可以归结为“五滥”，即滥垦、滥牧、滥伐（林木）、滥采（药材）、滥用水资源。这些行径直接地使生物多样性显着消减，并且恶化了生物生存环境。“五滥”中，滥伐森林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最大。陆地植物的90%生存于森林中，热带雨林的面积虽只占陆地的6%，其中却生长着全球野生植物的60%，足见森林在维持地球生物多样性上的巨大作用。近几十年来，由于乱砍滥伐，地球每年大约有1100万公顷的热带雨林消失。中国几十年来森林也遭受极度的砍伐。虽然人工造林使全中国的森林覆被率到上世纪末达13.9%，但仍然面积少且分布不均。一些重点林区，森林覆被率长期以来处于下降趋势，以黑龙江省为例，在上世纪初森林覆盖率达70%，现已降至35%以下；自然条件优越的云南省，森林覆盖率亦由50—70%下降为25%。滥伐森林使大量物种面临濒危或受威胁的境地。
在中国，处于濒危和受威胁状态的野生动物约有4000种（其中濒危脊椎动物约400种），濒危、受威胁野生高等植物约45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种数的15%以上。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藏羚羊、白鱀豚、红豆杉等珍稀物种的分布区已明显缩小，数量骤减。
以上概述可见，中国的生态危机近在咫尺，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年的《财富》论坛上语出惊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子孙后代，但实际上已经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他在接受北京《新京报》采访时痛心地提到，短短50年，我们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我们的土地因为水土流失损失了一半。（注： 新华网，2008年8月18日。）潘岳称，若继续保持目前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话，当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甚至会更多，而这是现有的环境资源根本无法承受的。故生态危机不是50年后的事，而是5到15年的事。
《环境影响评价法》自2003年9月1日起开始生效。2004年，政府环保总局曾就《环评法》的执行情况在全中国作了专题调研，结果发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平均执行率只有50%-60%，即千亿元以上的大批项目没经过任何环评程序就擅自开工了。这充分反映了环保法律法规在地方保护主义面前的苍白无力，以及执法环节的薄弱。同时，《环评法》也确实存在着许多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问题。如现在的审批原则是按项目投资规模的大小来分类分级的，而不是按项目对环境影响的大小来分的。这样就导致，一方面，大量的对环境影响很小、但投资规模大的项目都跑到政府环保总局来做环评；另一方面，一些可能产生重大环境影响、而投资规模不太大的项目却在地方审批了，造成政府管理的失控。因为在地方，这类由当地环保部门进行的“同级审批”是难以抵挡地方保护主义干预的。
总之，在未来两三代人的时间范围内，中国的人口增长仍将是一个不可避免、惯性很大的过程。中国目前庞大的人口基数，特别是庞大的育龄妇女人数，加之整体上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人口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由于人口众多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双重问题。所谓生存，就是必须在今后三四十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为至少15亿人口提供吃饭、喝水、生活能源、住宅等基本需求的条件，以及享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权益的机会。所谓发展，就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始终处在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以及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
环境和生态问题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高速发展而不断加剧。同时，根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技术等方面条件能力尚不具备，加之环境资源的外部性和生态恢复的长期性，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难以根本扭转。中国在其经济起飞过程中正承受着空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问题，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双重挑战，以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支撑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赶超”的宏伟目标，从而使自然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变得更加脆弱。因此，中国第二次经济起飞的时间与经济发展的资源承载条件是被严格框定的。未来二三十年里，中国正处在三大人口高峰彻底来临以前的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历史与未来留给中国及后代的回旋余地是狭小的，调整时间是短暂的，基础是苛刻的，发展的机会是最后的。
经济转型的二难选择
中国仍处在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深刻过程中，这一现代化的实现将从根本上加强其社会稳定性。然而，现代化进程却又不一定给中国社会稳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在它发韧初期甚至中期，会伴随着大量不稳定因素的滋生。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迁形成了一对矛盾：
1、制度变迁的矛盾与冲突。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政府在推进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政府通过组织和推进市场导向改革引入新的体制因素，推动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原有利益格局，政府部门可能不自觉地又在阻碍和扭曲改革，从而阻挠市场化进程，政府的双重身份直接导致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性。目前社会现实主要表现为：
（1）一些政府部门用计划经济方法来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打着改革旗号搞“翻牌公司”是其典型，其中央企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
（2）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婆媳”关系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中程度上强化；
（3）一些政府部门将权力带入市场，这也是“寻租现象”愈演愈烈的推动剂。因而，政府行为的不规范直接制约着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从而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
2、控制体系的困境。新的制度目标产生了对制度的新要求，为适应新的制度需要必须进行制度调整，这就是制度相对于现实的“滞后”，从而形成了控制真空，它是某一制度成长和制度消亡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一些社会成员经常钻制度的空子，虽然明知那是不正当行为，却不能判定那是违法行为，因为无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