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层面，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处于典型的非和非战的“经济摩擦期”，这种经济摩擦期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原材料的重新配置、制造业的转移和市场分重新瓜分、就业岗位向中国加速集中等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中国经济规模正迅速蹿升，虽然中国在人均经济总量上还很落后，但从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以及中国经济总量最终将在10年内外赶超美国，从而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大到世界无法可以再忽视。
2、“中国威胁论”再造与围堵中国。如同一只公牛闯入了瓷器店，中国这一大国的崛起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崛起在国际一片鲜花与掌声中也同时迎来了一片质疑，国际质疑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到了21世纪10年代初达到了极致，并在不断发展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总括起来，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可以分成军事威胁、经济威胁、政治威胁、文明威胁等4个部份：
军事威胁。目前中国虽然比美国弱，但中国仍是大国，军费日增，军队日强；中国曾与邻国打仗，现仍与邻国存在领土争端，对南中国海有主权要求，还向危险国家出售核技术和导弹，并在台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随着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增强，中国会越来越无节制地动用军队追求目标，而亚太目前尚无安全机制，因此对来自中国威胁无法控制；
政治威胁。中国缺少民主，法制不全，共产党威信下降，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官场腐败严重，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秩序不稳，存在出现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危险。局面一旦失控，中国的动荡将威胁到全球安全与稳定；
经济威胁。用购买力平价法和中国经济增长率计算，中国经济已经排列世界第三，下世纪初将升至第一。中国保护主义和不按照国际规则办事，不仅将成为比日本还要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而且还将破坏现有世界经济秩序，严重威胁美国和西方利益；
文明威胁。由于冷战结束，今后的冲突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国的儒家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目前正在联合富有侵略性的伊斯兰文明共同向西方先进基督教文明发起进攻。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有的地位越来越大，2001年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中国威胁论也花样翻新，其主要论点有：
作为主要晴雨表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都被中国吸纳（多达80%），从而使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原来吸收外资最多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失去了继续复兴的宝贵资金；
中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亚洲各国市场里充斥了以“倾销价格”出售的中国纺织品、鞋类和各种家用产品。近些年来，中国已开始进入到某些如IT的高科技领域。中国产品大规模的“入侵”，已经而且还在加剧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整体价格水平的下跌，即通货紧缩；
近年来，原来一直被世界公认为是“质量差”、“人员难以管理”、“不赚钱”的中国企业，似乎一举成为“高质量”和“低成本”的代名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以及工商管理水平的迅速提高，使亚洲乃至世界掀起了新一轮将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的重组模式的浪潮，这是一次从历来的来料加工到电子零部件、模具、铸件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片甲不留式的转移”，其规模之大，令世人瞠目；
如果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的速度照此发展下去，那么，在亚洲各国，以地方为中心的就业机会将大量被剥夺，企业竞争力将大大削弱，甚至作为投资方的企业在中国的存在感也将下降。更重要的是，亚洲各国国内工业的“空心化”趋势正在蔓延。
总之，从21世纪开始至今，关于“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各式各样，报道也可谓连篇累牍，它们风助火势、火助风势，以讹传讹，并迅速得到了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的随声附和，并生发开去，在中国周边亚太邻国也产生了心理上的“威胁效应”。于是，中国不发展是“威胁”，中国发展了也是“威胁”；中国成长了是“威胁”，中国“崩溃”了也是威胁；中国横是威胁，竖也是威胁。在一些人眼里，中国无论怎样，都脱不了“威胁”的干系。
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和中国崛起是否必然产生威胁，现在还言之过早。然而，“中国威胁论”却配合了国际上夺得反华势力，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构成了极大困扰。“中国威胁论”自出笼以来一再炒作，被西方“讨伐”后的中国，给世人留下了“中国妖魔”的形象。 “中国威胁论”影响不断扩大，大有演变为美国等西方国家遏制围堵中国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
“中国威胁论”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乐于看到、也无法接受的一个强大统一兴旺的现代化中国的崛起，因为这对于他们的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意图不相符合，意味着世界上同时出现了若干个与他们战略性经济利益相矛盾的日本。在“中国威胁论”的旗帜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人与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一些人遥相呼应，互相利用，尽管双方利益不同，但在对“中国威胁论”问题的认识和传播上却颇为相似，目的也颇为一致，那就是不遗余力地“遏制”、“围堵”中国，损害中国名声，限制中国影响，危害中国周边安全，延缓中国发展。
3、中国崛起的美国因素。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发现，中国越来越富有，比预想的还要强大。中国的上升与美国的下滑形成强烈对比，这让全世界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强盛的国力，并且由此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变得尖锐起来。由于对中国具备攻击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
从长远看，美国针对中国崛起的政策脉络已非常清晰可辨，那就是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为基本出发点。遏制中国崛起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既定方针，也是国际政治的规律性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牵动国际格局的变化，引起其他大国的警觉，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而实施遏制是最本能的一种应对战略。
从总的战略看，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对策大致上可以从四个层次加以解析：一是以政治为手段，分散中国的精力，拖延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崛起制造麻烦，如利用民主、人权等问题，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在中国内部制造不稳定因素等；二是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战略包围圈，对中国展开心理围堵，引诱中国走上军备竞赛的歧途，从而拖垮中国或拖延中国的发展；三是利用贸易壁垒、汇率等经济问题对中国施压，以所谓的“国际规则”苛刻地规范中国的行为，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四是作为最后万不得已的选择，对中国实施间接或直接的军事威胁。在具体战术中，美国则采用了：
虚实并用相机而行。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目前还处于密切关注、相机而行的阶段，没有最终明确将实施哪一种对策。对美国而言，未来恐怕都会本着“相机而行”的精神应对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将采取不同的对策。由于对华遏制充满风险，美国不会轻举妄动，而是注意不同对策的交替使用，如果使用的对策“过火”，不仅对美国代价太大，而且还达不到目的。从近一个时期看，美国采取了虚实并用的方针。所谓虚的一手，就是夸大中国的军费开支和军事力量，散布“中国威胁论”。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遏制中国制造舆论氛围，为今后的“制华行动”进行舆论铺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离间中国和邻国的关系，恶化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加大经济遏制力度，内容包括：
（1）限制技术出口，尤其是高技术出口中国。发达国家早就有所谓“巴统协议”来限制高科技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美国对于高科技出口中国的控制更加严格，对于胆敢向中国出口技术秘密的公司，美国政府将给以严厉制裁。前些年，国内有好些学者高谈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其实是很难行得通的。美国资本在国内的合资企业，如果不是美国绝对控股，它是不会将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本土来的。敏感技术的转移还需要美国政府甚至总统的亲自批准。现在美国掌握着全世界70%以上的高新技术，是美国称霸全球的主要资本。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主要障碍是自有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储备不足，技术创新面临最大挑战。美国早就在高度防范技术外流到中国。今后在这方面的控制只会更加严厉。
（2）贸易纠纷和贸易战争将越来越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不断上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也不断增加，其中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后迅速上升。发达国家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自命为自由贸易的守护神，其实他们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真正公平的自由贸易。他们自己拥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就坚决要求别国开放，搞自由贸易；对于自己不那么占优势的产业，就采取这样那样的诡计来搞贸易保护。2008年源自美国的金融海啸使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更加变本加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茈是美国人，但他在《全球化及其对它的不满》一书里，毫不讳言华盛顿的自由贸易政策是自私的、极端偏见的。未来中国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将继续增长，发达国家将要制造更多的贸易障碍和限制，中国的出口环境将更加严峻。
总之，当今中美关系的现状是正在转变中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使然，是美国政策对美国本身实力地位及中国国力与发展潜力估量的结果，而这种主观判断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甚大。正是这种矛盾和估量，美对华政策一直在接触和遏制、合作和防范之间摇摆，这种对中国时而为敌、时而为友的不确定性，使中美关系发展不断出现波折。在未来21世纪20年代里，中美关系也将表现为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1）中美关系开始从原来联合抗衡前苏联的“一个基点”向维护地区安全和拓展经济利益“两个基点”转变，双方为适应这一转变将继续进行相应政策上的调整；
（2）基于对双方共同利益和相互间战略需求的某些共识，中美领导人基本达成保持两国高层对话、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共识，但是，中美意识形态存在的严重差异和分歧，又使两国未来发展继续存在消极、复杂、困难的一面；
（3）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由于美国在售卖武器、人权、台湾、西藏，到了现在又加上南中国海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构成了对中国认为的“内政的公然干涉”。而另一方面，在这一涉及中国“国家尊严和主权”问题上，相信中国政府的让步会是极其有限随着中国的强大崛起和国力强盛，中共党内和军队内强硬派可能抬头，对美国关系政策可能出现转折和改变。尽管如此，未来中国对美政策的主基调仍然较为温和。可以预料，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在与中国双边关系中就这两方面不断造成新的纠纷，从而动摇和干扰两国关系的发展；
（4）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将有更大发展，但也可能会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使双边摩擦增多；
（5）从外部挑战角度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都没有一个国家具备美国那么多综合优势。在地区多极化快于全球多极化情况下，地区之间的矛盾会大于它们分别与美国的矛盾，这就为美国干预提供了灵活余地，虽然美国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其负担。
上述这些分析显示，“美国因素”就像以往一样，将长期成为21世纪20年代中国强大崛起进程中对外关系变局中的关键所在。
4、在国际冲突的大弧上。如果把目光投射到世界各个“战争、紧张、动荡”的局部，并观察它们之间的地缘联系的话，便不难发现，这些局部实际构成了一个地理链条，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有机联系。社科院的专家从地缘战略角度提出：这个地理链为控制“大弧圈”埋下了伏笔，有着更大的战略意图。举足轻重的“大弧圈”：
从朝鲜半岛到西亚有一条“大弧线”，上面布满了国际冲突焦点，而美国推进的战略与其对立面（包括对手和抵抗者）的强烈反应，必然使“大弧圈”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