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最终是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人民创造一个清洁、优美、舒适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同样重要的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在生态稳定而不是脆弱的基础上推进的。近期与中期目标是，基本控制自然生态破坏急剧恶化的趋势，其中某些方面得到局部改善，城市环境和工业污染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治理，逐步减轻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使其免遭破坏和污染，保存生物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需要“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
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发展战略需要有“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2003年的那场始料未及的SARS疫情突袭中国。在SARS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如此引为自豪的新的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等，一下子变得十分凄凉：宾馆没有人了，公路也没有车跑了。于是人们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和社会应急体制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么多年，国人辛辛苦苦搞经济，轰轰烈烈地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人的位置究竟被放在了什么位置上？所以，如果说过去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现在终于到了认识“以人为本是更硬的道理”的时候了。
平心而论，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我们对与人相关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关注不够。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中国的物质水平非常低，但在公共卫生领域方面，她却曾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全国拥有最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这就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70年代末的人均死亡率是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我在美国和加拿大读的就是人口和社会人口学专业，希望应以千分之来论处。——作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的国际组织对中国工作的排序是这样的定位的，即中国按国内生产总值排序非常落后，但按健康排名比国内生产总值排名要高得多。然而这种曾令国人引以自豪的国家公共政策设施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堪称是世界奇迹，但在中国增长“奇迹”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那么多似乎是“越轨”、“反常”和“悖理”的现象：在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是被国人称之为买房难、教育难、看病难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连年高速增加的同时，中国贫富分化、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人文素质下降的问题也日趋凸显。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前述的“中国模式”也不是没有弊端的，它的困境是：
腐败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社会对于国家制衡能力就相对弱化。官僚腐败与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反法制的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在某些官员权力范围内，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来予以抑制。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管控的“强国家体制”来抑制社会对他们的抗议与反弹，久而久之，腐败治理就发生许多问题。
国富民穷困境。国家官员或机构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结合，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病困境。在体制内有一种强有力的观念，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与决策）的特点，使社会上对“国进民退”风潮产生忧虑。“国有病”的最大的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房”而从社会获得巨利，一方面是“大众勤劳不致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
两极分化困境。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强势国家可以利用督导性国家的强势资源，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以“花钱买稳定”的方式，来抑制矛盾，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得短期效果。然而，由于弱社会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多元整合”机制，来帮助国家解决各种矛盾，矛盾可以延迟爆发，但不会消解，只会不断积累。一旦再次爆发，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同样的办法来“摆平”问题，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一种路径依赖与恶性循环。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的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来个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
我们认为，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那就是我所谓的“多元整合”，即让公民社会来帮助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用以化解社会矛盾、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这种“多元整合”包括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公民社形成的文化与人才将有利于社会的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模式最好的发展前景。
呼唤政府在新政上的主导地位
21世纪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进程必然是在紊乱与秩序、浑沌与协调并存的过程，但同时又不可能在普遍混乱、严重滞缓、不断反复、大规模动荡的自发社会过程中实现起飞。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经多次客观地指出保持国家稳定，树立中央权威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他早在1994年3月12日接受美国《外交》季刊记者采访时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完全不同的国家，除了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别无选择。”他指出，如果中国的动乱得逞，今天的中国会是一个比前苏联还要糟的国家。为了在相对稳定、不断更新、渐进渐变、组织演进、再组织化的社会过程中实现21世纪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就要求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突出自身在推行新政上的主导地位，因为：
（1）政府高举现代化旗帜，对于保持和提高全民族的奋发自信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2）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目标实施过程始终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激烈的冲突与不平衡，需要政府不断协调，并将这些冲突和不平衡本身可能具有的进步意义转变为加快发展的动力。
（3）政府主导地位是推进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过程中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包括有效控制总人口增长，保护整个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础，为持续发展创造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全面设计、组织和协调，缓解各阶层、各集团利益矛盾等等。 结论是，中国政府在推进第二次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中，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在逐步建立新体制和政策作用新机制基础上的主导地位，主动放弃主导地位是愚蠢的。
在一个有着十几亿的人口巨国实施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发展战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驾驭这个过程。因此，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时，必须具有科学、民主和务实的精神，必须以严肃态度面对现实，运用科学民主的方法，集思广益，正确判断环境，准确把握实际和规律，以便制定科学的战略和政策。必须有成千上万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案中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方案，充分把握有限的、稍纵即逝的历史机会，义无反顾地、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第二次起飞的历史进程。
实现民主和法制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保持和创造稳定社会政治环境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政府作为领导核心的内聚力和吸引力的必要条件。健全各种民主制度，包括党内民主集中制，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新闻监督制度等。由于经济起飞阶段中各类矛盾冲突主要来自社会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必须有反映意见和要求的手段和通道，以便在政府进行重大决策时统筹兼顾地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政府通过民主的手段，对话协商的方式，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利益，适当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从而将利益冲突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各类成本降低到最小。
要逐步健全法制，把各种行为都严格地纳入法制的轨道。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国家稳定性，保证政策连续性。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国家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政府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式必须率先改革，并不断创新和发展，从根本上消除自身腐败现象，增强自身净化能力。一个不能医治无能、根治腐败的政府不仅将毁掉这个政府自身，而且也将毁掉整个社会，改革事业也将可能功亏一篑。
崛起中国应有接纳世界的胸怀
21世纪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不能无视世界舆论。世界在中国崛起中最想要了解的是中国的意识，中国将计划采用哪些价值观，相应的会采取哪些政策来发挥这种世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当然，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在决策过程中，在同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中具有更大的责任。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并因此意识到政治决策的责任，这是中国要想在未来持续今天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顾问、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美国政策教授兹比格纽提出，除了中国周边各国正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崛起之外，中国经济外交势力的扩张是否与美国的全球利益发生冲突，已成为当今世界唯一霸主——美国的担心。（注赵忆宁，“中国崛起”是否和平”，《21世纪经济报导》，2004年10月9日。）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组织2005年国际会议议题从多个视角思考中国的崛起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即：第一，中国是否真的和平崛起？第二，中国崛起的障碍和危险；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可持续性？第四，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第五，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卡内基总裁杰西卡·马秀丝（Jessica Mathews）在该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和平崛起’是抓住中国发展现实的一个总结性术语，代表着美国政策面临的挑战。中国在所有国际事务领域，尤其在亚洲，正在并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自视为具有影响力的、合作型的、自信的大国，而不是闭关锁国的并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同时，中国崛起也面临着严重的国内挑战，治理恶化、社会不稳定、经济转型尚未完成和环境恶化等困扰着中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会议主题上使用‘问号’的原因之所在。”（注，（注赵忆宁，“中国崛起”是否和平”，《21世纪经济报导》，2004年10月9日。）
杰西卡·马秀丝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探究的是，未来25年，中国能否成为领先国家？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的贸易是否会保持持续的增长，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中国能否克服国内问题，确保其可持续增长？中国的国内政治是如何影响其总体崛起的？中国如何利用其增进的经济和外交实力来影响美国利益的？美国会因此担心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吗？如何对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做出最佳反应，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崛起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关心的重中之重。
中国应有接纳世界的胸怀，包括他们的疑虑，尤其是要考虑欧美方面的意见，因为中国和平崛起在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将直面棘手的“美国因素”和“欧洲因素”。
成熟的中国应该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限度，因为一个国家一旦自认为成功了，往往面临着对国家自我膨胀的诱惑，可能虚骄之气徒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毋庸置疑，一个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如何，这是国家形象的客观基础。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有时候，外部对国家形象的印象并不一定与这一客观基础完全符合。中国的经历便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就必须在全世界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增强人民的信心和爱国主义感情，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有利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等。
根据以往情况，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中国在外部世界的形象推介和形象宣传工作是比较薄弱的。中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应成为中国的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部分。中国新国际战略的中心目标应该是：为中国现代化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
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需要更深入、更细致、更易操作性的策略和方法。要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不同文明、文化、民族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无论制定国内还是国际政策，都要考虑国际影响和外部世界所能理解的程度，给世界一个爱好和平与自由、讲信义、负责任、民主人道、仁爱宽厚的形象。”
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需要更有效、更全面、更系统地借助文化这一载体。这需要在今后的对外交往中，官方和民间，都需要加以有效利用。这也需要开展“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庆典外交”等多种形式，开拓塑造中国形象的多样平台和渠道。理性地对待国际舆论，尤其是批评性舆论。张之洞讲“国有诤邻“的道理，值得国人三思，对待外国舆论要有大国胸襟。人总是倾向于喜欢听顺耳之音，却不爱听逆耳之言。国家也一样。一个国家要了解世界，就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去取舍外界的信息，不能以为说好话的就是国际友人，批评的就是仇敌或者是别有用心。
总体来看，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是五年、十年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长期的、系统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