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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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起源与分类(24)

巫傩面具。傩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中原和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之中。傩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面具,其次是傩仪,再次是傩戏。我国民间傩文化直接承续古代巫傩文化,又旁收戏曲艺术,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傩戏文化或面具戏系统。此中还有初级形态、中级形态、高级形态、发达形态之分,可与面具文化史的各个历史阶段相对应。

据前述文献记载,方相氏驱鬼时,曾率领戴着面具的12神兽,它们个个神态恐怖。现今川、甘交界处的白马藏人,他们的驱鬼傩舞可分为“曹盖”和“十二相”。跳曹盖(戴面具跳神)和跳十二相(十二种动物神舞蹈),一般在正月初五至十五,以十五之夜的驱鬼、祭火神为高潮。傩戏面具有正神面具、凶神面具、世俗人物面具、丑角面具、鬼面具等,演出通常分为开坛、开洞、闭坛三个阶段。有时一套面具多达数十、近百。演出前使用面具,要举行仪式,方可搬演。面具制作多由巫师自制,他们认为,神灵本来是存在于树木之中的,雕刻者只不过是把这些神灵从所雕刻的树木中复制出来罢了。由于吸收了汉族戏曲的演剧形式和剧目,傩戏面具中又有了许多诸如关公、岳飞、樊梨花等之类的形象。

藏戏脸谱与面具。藏戏是从原始戏剧走向人为戏剧的一个特别的形态。戴着面具表演是藏戏的一大特色,但它的表演形态却又具有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藏戏面具有四大类:温巴面具、人物角色面具、神怪面具、动物面具。在人物角色面具中,色彩具有象征性、宗教性和类型化。年老的国王戴红色面具,红色是火的象征,意味着威严;王后王妃的面具是绿色,这是水的颜色,表示和平温顺;活佛、仙人等使用黄色面具,与黄教有关;巫女的面具半黑半白,象征她们阴阳两面多变的性格;妖妃、魔女戴黑面具,饰以大獠牙,营造的是恐怖感;平民百姓戴白布面具,套头套眼,出朴质憨厚、滑稽可笑状。

戏曲脸谱。中国戏曲的发生路经极为特殊,它没有从原始祭仪、傩祭中直接演化,而是一度消失,后又经宋代俗文艺的繁盛,从说唱艺术中孕育而生。但是毕竟戏剧与面具文化有一份天然的渊源,毕竟中国傩文化浓得化不开的生态情状,毕竟面具在展示性格(脸谱化)上的直观与直接的优势明显,所以,就出现了奇特的文化景观:中国戏曲独创了脸谱艺术。脸谱缘白面具,但又超越于面具。它色彩鲜艳、一目了然,形象夸张,爱憎分明。它具有突出的民族传统与民族风格,顽强地坚持着面具的“问离”效果和“角色”功能,把艺术与生活区别开来。在生、旦、净、末、丑的人物类型基础上,与声腔相配合,脸谱也为不同的类型化角色规定了不同的脸面,其中尤以性格外向、多样的净和丑更其繁复化、醒目化。表演写意虚拟,声腔性格化,脸谱夸张化,叙事说唱化,动作程式化,这些就是中国戏曲的美学风范。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曾收藏有一套据传为祖传的明、清脸谱,其中有明代脸谱56种之多。从这些脸谱看,人物脸谱比神怪脸谱单纯、朴素,而神怪脸谱有象形脸,且在脑门、两颊处多有各种装饰图案,这些正好可以看出从面具向脸谱过渡的明显痕迹。

面具在今人的眼里,更多地成为审美的、艺术的对象。但是,正因为它有如此复杂的发生动机和发展历程,它的审美内涵才如此繁复、如此深刻。从美和艺术的哲学说,面具之美是间离之美,它引发审美的陌生化效应;面具之美是隐蔽之美,它将演者隐去,直现角色,是美的移情,艺术的搬演;面具之美是神圣之美和神秘之美,神圣来自神界与神灵形象的再造,神秘来自怪异和鬼异世界的模仿,面具间离了观看与演者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却建构与沟联了观者之人与面具之神鬼世界;面具之美是夸张之美,它的造型本质是美化或丑化面相,面具源于人面,又超越人面,所以它的歪嘴斜鼻,它的狰狞面目,它的滑稽幽默,它的美轮美奂,都是一种极而言之,使人一见便惊;面具之美是变形之美,它是超现实主义的浪漫的充满想象的,在原型与变形之间,它有所据又无所不逾,把一切对象都经变形后转入一个全新的想象和艺术的世界;面具之美是凝固的瞬间之美,它把动态的表情和千变万化喜怒无常的脸面,一一固定下来,以瞬间象征永恒,以瞬间的集合传达表象世界的丰富多彩,所以,这样的瞬间是可以给人以无限遐思的;面具之美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之美,类型化是面具之美的哲学意蕴,以一种类型的具象,表征、象征、概括、抽象多样面部表情世界和复杂的人类心灵,这使面具之美令人回味无穷。

本文刊于《民族艺术》2004年第3期

13.论玩具

中国文化从元谋猿人(170万年前)到山顶洞人(1800年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大约8000年前出现文明的曙光,进入到文化繁盛期、汉民族是晚至秦汉时代(公元前221年以后)才形成。所以,可以说,在文化上,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多民族的,秦汉以后,汉族文化渐渐成熟,成为主体;各少数民族文化自成一格,成为补充,在交叉交融和互拒互斥中发展。

中国也是一个玩具文化的大国。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与玩具有历史渊源和文化关系的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在6000年前的北方红山文化中,出土有孕妇小石雕,小巧、简朴,适于把玩;玉龙、玉猪龙、玉龟、玉鸟等,与佩饰有关,也在玩具一类。距今约7000余年的河南舞阳遗址发现十余件禽骨的骨笛,骨身八孔,这是早期玩具性的吹奏乐器。距今5000年的陕西仰韶文化中出土有石球、陶球、陶埙;陶埙多孔,也是一种乐器和玩具,可视为中国哨子玩具的鼻祖。也是距今7000余年,但在南方的河姆渡文化中,出土有陶猪、木鱼,形制不大,有可玩性。距今6000年前的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一座儿童墓葬中发现了石雕人(一说猴)面像,两面雕刻,有打磨痕迹,有穿孔口,器高6厘米、宽3.6厘米,厚1厘米,被认定为儿童佩持既有宗教意味又有持玩性质的玩具。自此以后,各种人物、动物、器物性造型玩具,代不绝缕。中国远古时代玩具遗存,考其原委,有来自游戏器具,有来自装饰佩饰随身把玩者,有来自劳动器具,有来自生活器具,有来自实用或娱乐性的器乐,有来自信仰崇拜物件或神像,有来自图腾徽志或偶像者,有来自生殖或性崇拜者,等等。

由于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并未断绝,一直延续下来,从以上物质性、静物性玩具传承下来,就形成了中国汉族玩具文化的地域性传统。比如,泥玩具,山东、天津、北京、河南、贵州、河北、江苏、陕西等地成为重要产地;木雕则有江苏、广东、安徽、湖南、河北、福建、云南等地名扬四方;陶瓷则有河北、河南、山东、浙江、安徽、湖南、陕西、江西、福建等地:石雕有河北、安徽、广东、云南、北京、云南、福建等。

有汉以来,汉族玩具空前繁盛,见于记载、绘画以及遗留下来的实物不胜枚举。比如,关于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也被专家认定为除了它表述的人类起源神话意义外,也是一个泥玩具起源的神话,后世泥塑艺人也往往崇信女娲,奉为始祖。

被认为是黄帝时代(距今5000年前)的一首诗歌就描绘了游戏性的狩猎场面。其诗曰《弹歌》:

断竹,续竹,

飞土,逐肉。(《吴越春秋》九“陈音”引)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就断定它是“黄歌断竹”。(《吴越春秋》的作者是汉代的赵晔)。他说:“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歌曰……”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远古丧葬文化的写照,也有人解为狩猎之景。从字面上解,意为:竹子作的弓弩在狩猎时被折断了;用竹子把弓再续修好;把用泥土作的弹丸射出去;向着那飞跑的野兽禽鸟。不管哪一种情形,都有一种游戏性的演示、模仿、重复、追击、跑闹的意味夹杂其中。

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一幅名为《许阿瞿画像》,是一幅2000多年前中国汉族儿童的游戏图。画中三个儿童在一起嬉戏。一童在左手执鸟形玩具;一童居中,左手拉着一驾鸟型小木车(有人称为斑鸠鸟小木车);右边一童在居中儿童身后,执一枝条,作扬鞭赶木车状。这种情景在今天的儿童中还经常可见,也与法兰西国民银行所藏雅克·斯泰拉1657年所作《羽毛球》图何其相似乃尔。(见法国米歇尔·芒松著《永恒的玩具》插图)只不过一是拉木鸟车,一是拉木箱车。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情形不变。

也是在东汉时代(公元25年至220年),安宁临泾人王符在其所著《潜夫论·浮侈篇》中记载了当时中国汉族游戏之“道”:“或以游遨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传梨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这段文字一是叙述了一些怀丸挟弹之人,专以游遨博弈为事,或好卖好土所制弹丸;二是当时“戏弄小儿之具”即玩具已经品种很多,泥车瓦狗、马骑倡俳,显示了捏塑工艺十分高超。这一点已经为汉代出土的各种陶瓷、泥塑所证实。

汉族传统玩具民间流布甚广,所用材料大多就地取材,以泥、石、木、面、布、纸、陶、糖、竹、绢、绳、藤、草、皮、金属、果、核、鬃、棕等为材料;其功能有节令岁时性玩具、游艺观赏性玩具、发声音响性玩具、食用性玩具、生活器具性玩具、体育竞技性玩具、益智性玩具。种类多达数百,较著名的有泥人、面人、兔儿爷、布老虎、布娃娃、香包、绣球、棒棒人、猴子翻杠、呢哨、拨浪鼓、键子、糖人、铁环、灯彩、皮影、木偶戏、拉洋片、十不闲、九连环、七巧板、风筝、陀螺、空竹、不倒翁……。此中,泥塑、面塑、刺绣、布艺、编织、风筝、皮影、木偶等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影响,交叉流传;风筝、木雕、布艺、鼓具、乐器、刺绣、蜡染等若干种类,还是在少数民族手中推向极致或播布全国,或者原系少数民族玩具,后又广传汉族社会。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玩具,是渗透在各民族民间生活与儿童世界的。少数民族的传统玩具无不饱含着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既有民族的民间信仰蕴藏其中,也有民族的审美观念浸润滋漫;既有民族生产生活知识,也有民族历史传统文化记忆;既有成人的关爱关心,也有儿童天性的诱导满足;既有民族心理的培养强化,也有个体生理的促进;既有民族情感的培育培植,也有个人体魄技术灵巧的增强;既有好玩、好吃、好看、好听、好闻(香包之类)之悦,也有触觉、味觉、视觉、听觉、嗅觉之锻炼;既有由手感而快感而美感的反复刺激提升,也有思想、道德、伦理、智慧、知识、才智的反复训练;既有对造型的反复掌握把玩,也有潜移默化的艺术熏陶;既有成熟的成人的文化、寄托、祈愿;也有儿童的天真、天性、天然。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玩具,从功能形态看,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游艺性玩具。比如打秋千,维吾尔族玩的是“空中转轮”(沙哈尔地),其主杆高达15米,2人飞旋,惊险刺激。苗族的秋千是一种八人秋,4男4女,转时先由秋公秋婆行“开秋仪式”,唱“开秋歌”,并推动秋千。按规矩,“竖秋千,八人坐,谁转上面谁唱歌”。此种秋千类于水车,是竖转秋千。阿昌族,拉祜族秋千与此相类,是一种竖式4人秋千。哈尼族的秋千是“磨秋”,即一根支木,一根横木,横木一端各伏一男一女,横向旋转,此起彼伏。哈尼族的磨秋还有一个神话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哈尼山寨住着阿朗和阿昂两兄妹,他们对乡亲们十分友善,常常乐于助人。那时候,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出没不定,有时太阳月亮一起出来,有时一个也不出来,有时又一出来就几天不走,或者几天也不见踪影。如此一来,庄稼不能正常生长,人们的生活十分困难。阿朗和阿昂为了帮助大家,决定去找太阳和月亮。他们俩做了一架磨秋,据说这是神王威嘴的坐骑。两入乘着磨秋上了天,在天上说服了太阳和月亮有规律出没,太阳白天出来,月亮晚上出来。但是兄妹俩却再也没有回到人间。阿朗被太阳烤死了,阿昂被月亮冰死了。为了纪念这兄妹俩,哈尼人过起了“苦扎扎”节,在节日上青年男女成双结队的打起磨秋。过节时,要按古训“黑夜里砍好,黎明前扛回”,唱着山歌砍木做秋千。秋千架好后,也要先请老人“开秋”。普米族也流行打磨秋。朝鲜族的秋千最早见于记载可至13世纪的文献。朝鲜族秋千可以一人也可以2人荡,还常用民间竞技,以荡的高为胜,常在高空前方设一竿绳索挂上“金铃”。民间歌谣曰:

五月五日是端阳,

邻家少年攀树上。

秋千拴在高枝上,

用力一蹬前方高,

使劲二蹬后方上。

兴致勃勃将秋千荡,

你在哪里啊我的郎,

怎么不来把秋千荡。

此外,土族的轮子秋、柯尔克孜族的二人秋,都是这些民族就地取材而发明的别具一格的旋转、晃荡并感受空间与运动的游戏。

二是游戏性玩具。比如陀螺之类,在各少数民族中也非常流行。瑶族的陀螺制作底矮,顶部染色,转时绚烂,可近抽,可远击。佤族的陀螺叫鸡棕陀螺,形如“鸡棕”磨菇,头大脚细,玩时多先抛接,有一些跨腿、后接等技巧性动作。拉祜族的陀螺形制巨大,可达一公斤重,由一人专门放旋。比如贵州仡佬族有一种打篾鸡蛋游戏。由竹篾片如丝者编织成球形,直径约七厘米,中空,塞入稻草、碎布、棉花之类,两组人对拍对打,游戏争胜。满族、回族中盛行的风筝也是此类。他们的风筝技艺把中国风筝推向了高峰。

三是竞技性游艺与玩具。比如毽子,少数民族中大多也流行脚毽,但一部分少数民族中则流行手毽。苗族打手毽有固定的场地叫“毽塘”,一村一地,或数村一地。大的毽塘有时会聚集起数百人来此玩毽。通常由本村姑娘掌管,本村男子不得参与,只由外村男子与本村女子相戏,是古代群婚的一种遗风。打毽中认识的男子,情有所钟时,本村女子则进一步邀请到寨中作客,或一起跳月唱歌。壮族也是玩手毽。侗族的手毽除与以上二民族一样多为鸡毛毽外,另有青草毽、稻草毽、芦苇毽等品种。稻草毽用稻草梗扎制,形似向日葵,底部如辫。青草毽用野鸡嫩草扎制,形制同稻草毽。芦苇毽用芦苇杆剪成一般长短,用线连为一体,分别插入底座,形如盘式鞭炮。打时手拍,以拍得高远,接得稳准,少落地为胜。可多人对抗,动作已加入造型和技巧。

四是劳动模仿性的游戏与玩具。比如赫哲族儿童的叉草球游戏。用草编成球,1人将其扔进草地,另一小儿掷出鱼叉,看谁准确。赫哲儿童叉草球是赫哲成人以渔猎为生的写照。叉草球是叉鱼的前奏或模仿。据传,有一对赫哲夫妇住在江边,妻子是缝鱼皮衣的能手,她常常抱怨丈夫叉回来的大鱼留下了叉痕,破坏了鱼皮的完整性使她不能做好看的鱼皮衣。于是她的丈夫苦练叉鱼技巧,直到每次叉鱼,投掷的鱼叉能准确的投中鱼鳍,为妻子留下完整的鱼皮。从此赫哲族的儿童就要练习叉草球游戏了。狩猎的黎族、傈僳族、佤族、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普米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羌族等要进行射箭、射弩、射击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