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魁立
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某些发达国家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界的部分学者无可奈何地诉说，他们正为自己学科的某种“危机感”所苦恼，好像该调查的材料都调查尽了，该研究的问题也研究得差不多了，田野工作已没事可做，研究室的案头工作也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仿佛已经到了灵感枯竭、春光不再、无所作为、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我们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的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非但没有感到学科的危机，而且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势头正旺。这大抵是因为我们祖国大家庭的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而且绵延不断，传统文化历史积淀丰厚，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诸多特点，人们对这些传统的依恋和维护时至今日仍旧强烈。
在四个现代化步伐铿锵、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的今天，民族学和民俗学俨然成为“显学”，学界同仁不仅要还清历史的“欠帐”，而且还要科学地、全面深入地记录和说明各族人民传统文化的现实状况，以期留此历史存照，并且作为未来发展的参考。
国门大开之后，我们对世界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了很深入的了解，通过比较，我们对自己的诸多传统文化事象也多了一层认识。比如说，在英国的一些地方，自古至今延续着这样一种习俗：每逢圣诞节都在门前悬挂一枝槲寄生。这期间，任何一个青年男子见到姑娘从挂有槲寄生的地方走过，都可以上前去吻她。有的年轻人还要特意等待自己所爱慕的姑娘从槲寄生前走过。大家相信，在槲寄生前相吻过的一对对年轻人都会结成美满幸福的姻缘。这使人联想到中国广大地区曾有过的或者至今仍然保留着的习俗：端午节时门上挂艾蒿，以及很早以前在过年的时候门上悬挂桃木的习俗。虽说这两种中外习俗之间，内容不同，形式有别，目的各异，但从历史渊源的角度看，大约都同远古时候曾经有过的植物信仰和崇拜有关。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真的令我们目不暇接。生物工程学的克隆技术的不断成功，使我这样的局外人吃惊不已。在惊讶之余，我联想到了中国和外国的神的“克隆”：天界存在的无性繁殖所在多有，寰宇之中诸多民族的神话体系大都如此。我有时甚至想，要把这类的神话搜集在一起，按类型详加分析，找出其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作出深入的诠释。这一课题的题目或许就叫《诸神的诞生和“克隆神”》。你看，耶和华比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又利用亚当的肋骨做成了夏娃。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在额头上生下了战神和文化保护神雅典娜。雅典娜这位女神在审判一桩亲子弑母的案件中，以审判长的身份，作出了对弑母者不予追究的判决。她说，人神的诞生，完全可以没有母亲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另外，关于没有父亲参与的“无性繁殖”，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也多有流传。像圣母玛利亚之生育耶稣基督这样一类“贞洁孕”母题是许多民族都有的普遍性神话母题。中国早期和晚期神话中的“无性繁殖”更是屡见不鲜。姜螈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且他拔一撮毫毛，吹一口法气，还能变出无数的孙悟空。哪吒摒弃父母，将肉身还给了他们，以莲藕再造了一个自己。神话中诸如此类的“无性繁殖”，可以开出一个很长很长的清单。对我们来说，这些事例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可以从中推演出古代人关于生命起源和人类起源的种种发生模式的思考，从而可以帮助了解他们思维方式的诸多特点。
当我们进入比较研究的领域时，就会发现各民族的民俗观念有很多的共通性和共同性，但也有诸多的不同。细致分析这些异同将能帮助我们认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性特点，以及各民族间的深层文化关系。
我们的神兽体系，如四灵之类的祥瑞动物，对于欧洲的一些民族说来，或许不能完全理解。例如，已经提升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在我们的心目里，是一个庄严神圣、可亲可敬的形象。而欧洲一些民族传说中的“龙”，一般说来，是外形略像带翼的恐龙，长了一个或几个脑袋的想像中的神奇动物，是一个凶恶的神兽形象。我以为，在交际中，谈到龙时的情感反应不同或许是语言的不同在“作祟”。《红楼梦》里史湘云说得好：“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有桂花油。”中国的龙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不应该对应地译作其他语言中的龙，正像不应把其他民族的龙，对应地翻译成汉民族的龙一样。这完全是两种形象，两个概念。又如，在欧洲一些民族的传说和故事中的鬼，是一个长着尾巴、喜欢作弄人、喜欢恶作剧，但又十分笨拙、反倒被聪明人作弄的形象。这与中国传说故事中的鬼大相径庭。这当然也有语言“作祟”的一面。但中国人灵魂观念之根深蒂固和影响广泛，也在这里有明显的反映。中国许多民族关于“灶”的观念和欧洲一些民族也颇相异。对于中国人来说，灶是作为家庭的象征，这种观念尤甚尤烈。在欧洲一些民族传统文化的神话体系中，有一个骑着扫把，既可能有助于人，也有可能害于人的老妪形象，她往往通过烟囱和灶进入室内。而就我所知，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灶是绝少作为通道出现的。
诸如此类的不同，比比皆是。即使与深受汉民族文化或者扩而大之中华民族文化影响的若干域外民族相比较，我们同他们的相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在我国汉民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中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兄弟分家”的故事类型群，其中如“狗耕田”故事类型，更是普遍流传，家喻户晓。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则非常少见。日本著名学者伊藤清司教授认为，这是由于三国的遗产分割制度有所不同所致。日本是长子继承制；韩国是长子分得五分之一后，再平均分配；中国则实行平均分配制，这或许促成了兄弟分家不公时对弱者寄予巨大同情的主题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和口传文学中，得以广泛流传。
对于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说来，考察和研究文化事象的发展源头和历史依据，以及它的历史沿革，或许是更感兴趣、更为热衷的课题。然而我以为，考察这些传统文化事象对于作为主体的民众的关系，尤为重要。正确地观照和记录以及深入地说明和诠释文化事象的价值层面，其重要性决不亚于探寻和阐释这些文化事象的历史发生和它的“物理”功能。这两者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前者更能把文化事象同其主体即广大民众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人的角度理解这些文化事象。
价值始终是具有时间性的。人对于文化事象的态度和关系的转变、对文化事象价值观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文化事象本身历史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亲友逝世的时候，人们祝祷说：安息吧！倘使我们仅在其中看到历史传统中的灵魂观念的一面，而不着意研究现代人的这种祝祷对于死者的怀念和对生者的抚慰与激励，那就未免过于迂阔了。同样的，假如我们见到天安门城楼墙壁两侧的两条标语时，只指出它们与对联的或许有也或许没有的关联，而不去挖掘它伟大的感召力量，那也是本末倒置、迂阔之极的。
总之，我想，在考察民间传统文化的事象时，总要立足于探寻民族的本质特点，总要着力观照人（不是作为生物体的个人，而是社会的、历史的广大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总要充分考虑到这些民间传统文化事象的现实性和现在性。这是我所希望的，也是我愿努力追求的。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