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刘魁立思考着我国民间文化学的学科建构问题。他认为，术语体系的严整规范程度是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以往我们囿于传统，把有关民间文化的各个门类统统放在“民俗学”的范畴里来观察、认识和研究，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关于民间物质文化、民间社会生活、民间精神生活中诸如民间建筑、民间技术、民间社会组织及亲属关系、民间伦理道德、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许多门类的本体研究，使这些门类的观照多偏重于一个“传统惯习”的侧面，而不能涵盖某一民间文化具体门类的全部本质、特点和功能等等。研究工作会不由自主地重视对象中的传承的因素、稳定的因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忽略创新的因素、变革的因素、时代的因素。是否可以让民俗学专注于民间习俗的研究，而不使其“越俎代庖”、去统领其他学科分支呢？这样既“解放”了民俗学，也扶正了民间文化领域的其他分支学科。1989年，刘魁立组织策划了一套《中国民间文化丛书》共14种，包括神话、民歌、民间信仰、民间年画、民间小戏、谜语谚语歇后语、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工艺、四大传说、民间传说等，以宣扬素来不被重视的作为社会文化基础的民间文化，也实践了“扶正”民间文化领域各个分支学科的构想。
三
1985年6月，刘魁立从文学研究所调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担任所长，一直到1994年1月。刘魁立小时候曾经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一种少数民族情结；在黑龙江大学任教期间，在文学研究所协助毛星编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际，他又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接触少数民族文化，这项任命更使他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最高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组织指导了研究所一系列科研课题，其中包括两个具有重要意义、被列为“七五”、“八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课题和“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课题。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课题组织和团结了全国各地的各民族学者，共同撰写55个民族的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史，是一项具有破天荒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刘魁立作为课题主持人，写了好几篇指导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集思广益，提出了著名的多民族文学史撰写的“三个台阶”论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独特贡献”论。
多民族文学史撰写的“三个台阶”是：族别文学史、文学关系史、多民族文学史。首先通过族别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全面地挖掘和阐述本民族所有的文学现象例如作家、作品、流派、思潮、民间文学样式及作品、民间艺人等，反映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内在逻辑，说明本民族文学的诸多背景、文化内涵、艺术手法；其次，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探索各民族之间双边或多边的文学交流和影响的情况；最后，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再来认识、清理和阐明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真实脉络，撰写一部或多部多民族文学史。作为当时研究所负责人，刘魁立的“三个台阶”论既是一种构想，又是一种规划。在后任研究所负责人坚强有力的领导和创造性地发展的基础上，这个构想或规划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第二台阶，正觊觎第三台阶的更大辉煌。
“特殊贡献”论高屋建瓴，指出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是“可以作出较为特殊的贡献”的领域，如各种文学过程的初始阶段的研究、文学发展衔接部的研究、比较研究、文化历史研究等。这无疑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深入研究有指导作用。
在组织另一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的过程中，刘魁立在史诗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世界史诗的评价、史诗与神话及传说的关系、史诗的形成和发展、主题释例、类型研究、结构分析、艺术探索、功能与文化背景、共性与民族特色、形态与艺人等方面都有精彩的阐述，笔者作为当时史诗课题组的学术秘书，有机会聆听他的多次相关发言。他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论述俄国19世纪下半叶史诗发展演进的历史状况，涉及史诗的生成、内部的形成模式、史诗的文本、传承的流派、演述家的不同类型等，发表在日本权威性杂志《日本斯拉夫文学》上。但更多的理论思考都仅仅表述于口头上，没有整理成文字，无从被更多的人所欣赏。
四
在民间文学诸体裁中，刘魁立早年似乎偏重于神话，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写的几篇关于神话的论文《神话研究的方法论》、《关于神话思维》等，当时曾产生较大的影响。80年代中期，刘魁立受命参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编委会，担任副主编，参与故事集成各省卷编辑原则的制定和初审、复审、终审等，给了他全面、真实地认识各省区各民族民间故事实际状况的极好机会，也为他进行故事类型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已经举行的“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几届年会上，他先后提交了以蛇郎型、螺女型、狗耕田型的故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其中颇多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见解。
例如，在《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类型文本的形态结构分析》一文中，他对28篇狗耕田的故事文本进行比较，发现：如果以单篇故事进行分析的话，其情节发展的进程都可视为单线性的，若用线条来绘出，将是一条笔直的单线条的直线，但是如果将这28条横绘的直线纵向地竖立起来，让它们呈现出一种向上方生长的趋势，用共时比较的方法将之重叠起来，则变成长了许多枝桠的丰茂的树（树干为共有的情节，枝桠为不同的情节）。由此得出一些有意思的思考：28篇作品除了都重复的情节基干或都必有的中心母题以外，还可以划出分支或称类型变体，共有9个。每个变体里都有新的情节段或称母题链加入，母题链可分消极的（演绎和替代相应母题）和积极的（可以组织和推动情节的继续向前发展）。母题作为情节的组成单位，有一系列重要特性：它特别活跃，民间作品的变异性主要体现在母题的变异性上，它有生成能力，可以带动下面情节的发展；它有链接能力，可以附着在情节的前一母题上；它可以组织和推进情节的发展。母题与母题的链接有的空间小，有的空间大，可以有诸多变异。有时链接是多向的，有各种可能。刘魁立的思考引起与会学者很大的兴趣，日本学者稻田浩二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稻田夫人说，听了刘先生的发言“有遇到知音的感觉”。
刘魁立对中国民俗学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长期居于学术组织者和带头人的地位，对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理论建设有诸多思考，为学科的建设提出过很多指导性的意见、前瞻性的规划。在民俗学被封杀的时候，他曾经为之困惑；当这一学科复兴、学人热情空前高涨时，他表露过两种担心：这种热情关注会连带激起对陈旧事物的过高兴趣，民间文学会被抽掉艺术灵魂而仅仅沦为民俗研究或历史研究的附属品。他主张严整规范术语体系，让民俗学专注于民间习俗的研究，这样既“解放”了民俗学，也扶正了民间文化领域其他分支学科的本体研究。他提出在重视研究对象的传承因素、稳定因素的同时，也不忽略创新因素、变革因素、时代因素。他在神话研究、史诗研究、故事研究等方面也有诸多建树，如在对“狗耕田”类型故事的研究中对母题的生成能力、链接能力的论述，使日本朋友听了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觉。他还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使者，多次赴俄罗斯、芬兰、冰岛、南斯拉夫、匈牙利、韩国、日本等国和台湾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同行就民俗学、民间文学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并以纪念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的文章《和平与劳动的颂歌》获得芬兰政府颁发的奖章。但刘魁立研究员更多的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以精妙的文章享誉。由于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他为文文笔挥洒自如，文势奔腾跌宕，有强烈的感染力；演说也长于雄辩，富于音韵，能使人沉浸在一种逻辑美的享受中。他做学问要求既全面掌握现实状况和真实材料，又了解和借鉴前人已经走过的探索历程，并讲求术语体系的严整规范，更具一种典雅的学院式风格。他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树立起一种学者的楷模，一种学术的风范，影响着这个研究所一代年轻学人。他的学识和才干得到各方面的认同，刚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退下来又被聘请至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所设的某研究中心担负重要的工作。他自言自己的知识结构也有不少缺陷，如对汉文古籍中神话资料的把握就是一个薄弱环节，这阻碍他在神话研究方面作出更大的成绩，但这会长期成为他的阻碍吗？他在继续奋斗，前面的路还很长！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