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由56个少数民族组成的文化大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而既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征，又承继了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具有较高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起点的回族文化则更是这个文化大国之中盛开的一朵奇葩。回族文化是回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学习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它展示了回族人民坚忍不拔、勤劳勇敢和充满智慧的精神风貌。
文化是撑起民族精神的脊梁，也是统领民族精神的灵魂。它既是时代精神的客观表现，也是民族精神的客观表现。只要世界上存在民族，文化就必然带有民族的传统和特色。研究具有民族特点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既是回族文化的核心所在，也是回族文化的精华所在。
回族文化在构筑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宁夏文化产业发展与实现宁夏经济跨越式发展目标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回族文化在推动我国与我区对外进一步改革开放，进行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活动中具有显著的优势作用。
我们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深入地探究回族文化的核心理念，准确地理解回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牢牢地把握回族文化绵延不绝的脉搏，不仅有利于提升回族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而且有利于建设中华各民族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环境，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发展与繁荣，实现早日奔小康的经济目标。
这里我们就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史的四个问题，做如下探讨。
一、关于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史的开端问题
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史的开端问题，就是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同时也是回族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理性认识的逻辑起点问题。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自开展以来，由于回族族源方面的特殊性，有的学者在遇到这个问题之时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态度，有的学者则将主要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对清代的哲学思想家王岱舆、刘智、马注等汉文译著方面的研究中去，对这个问题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人们对回族哲学思想和其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全面化的历史进程的展开，这个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摆在了我们每个研究工作者的面前，这是我们在此项研究工作中不能够回避同时也无法回避进而必须正面对待的问题。
我们认为要解决回族哲学思想史的开端问题，首先要明确回族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对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史从何时开始问题的回答。
回族的来源可追溯到7世纪中叶。据《旧唐书·大食传》记载，公元651年8月25日受阿拉伯第三任哈理发奥斯曼之命，一位阿拉伯使者到长安进谒了唐高宗，介绍了大食帝国的情况和伊斯兰教教义。从公元651~768年的100多年间，大食国遣使者到中国通好达36次，波斯遣使节达20余次。从北宋开宝元年至南宋乾道四年间（968~1168年），大食国遣来中国贡使达46次。在如此友好的气氛下，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陆续来我国经商，并在广州、扬州、泉州和长安定居下来，被称做“番客”“番商”，其中有不少人在中国娶妻生子，其后代则被称为“土生番客”。随着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人的增加，伊斯兰教也被传入中国，并建立了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番坊组织，由中国政府从番坊中选出“最有德望者”任命为“番长”，管理番坊内部的事务和宗教活动，兼裁判诉讼，并注意立“招邀蕃商入贡纳税”。番坊既是来华穆斯林客商的社会行政单位，也是自然形成的宗教组织，建有永久性的宗教建筑清真寺。这部分番客及其后裔自唐至宋，经五六百年的持续发展，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及相应礼俗，成为日后回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来源。回族的主要来源是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西征之后作为士兵、匠人等随之东迁的中亚人、西亚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包括由于当时东西交通大开纷纷而来的商人，这些人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在元代官方文书中通称为“回回”。因此回族就是以13世纪初叶开始东来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吸收了汉族人、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以及唐宋时来华定居的土生番客等成份，经长期融合而发展形成的一个民族。
“回回人”入居中国之后，虽然民族意识还处于构建之中，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广大回回军士和工匠、商人等因处于封建政权的下层，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区，但因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并同样受到封建上层的盘剥和压迫，他们虽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一直都特别虔诚，信仰也特别坚定。由此而言，回族产生的历史起点应该是唐宋以来因经商而定居中国的回族先民，而这些回族先民向中国境内迁徙时期所带来的伊斯兰教一神论的宗教神学哲学思想就是回族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思想史的开端。
二、关于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是由学科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和这种研究对象所存在的方式三者相互联系而共同构成的。很明确，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指回族哲学思想史的内容、研究对象及其所存在的方式这三者有机联系所构成的方法论。如果把握不好构成回族哲学思想史方法论的三种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且去正确地运用其功能，那么，就会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走入歧途，从而影响这项工作的进一步进行和深入发展。
在我国，回族学是当代才建立发展起来的一门崭新的学科。回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回族学学科分支之一，起步则更晚些，从近10年来人们对回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所取得的各项成果来看，人们对回族及其社会思想史各种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对各种专题哲学思想的研究，可以说都是从自己对回族哲学思想史这一新学科的一般性认识和在研究中的具体体会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进行的。
国内有学者提出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史。认为在研究回族思想发展史时，必须从实际出发，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来解决对复杂历史现象的剖析，并作出清晰的描述，以便于人们掌握其中的规律。具体说来，即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条件，对比每个时代的回族思想发展特点，对这一时期内的各种团体、人物及作品的思想进行比较，从而在总体叙述过程中再现那种“有序与多元”结合的历史进程。在研究过程中，还要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知识。但上述的方法和知识的运用都只归结为对思想自身的分析，如果仅依赖于这些方法，仍然无法判断回族思想史的历史地位。显然，只有将这一切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才能判定回族思想史的真正价值。换言之，形式研究只有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综合考察基础上才能显示其有效性，然而，仅停留于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而忽视了对回族思想本身的考察，那么研究出来的成果又不成其为思想史，而将成为回族的别的什么史。
还有的学者在通过对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产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主张，即“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所拥有的方式之中”。笔者认为这种方法论主张同样适用于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发展史的研究。那么，什么是回族哲学思想史所拥有的方式呢？由于回族哲学社会思想发展史是对回族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对世界和人生及社会的认识以及回族自身的思维方式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回族哲学社会思想发展史所拥有的方式必然要从回族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这也是符合回族思想文化发展历史的逻辑进程的。在这里，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既是一种社会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由于回族是一个全体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同时更由于伊斯兰教在回族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使得回族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思想的发展无不打上伊斯兰教教义思想的烙印。这是回族哲学思想发展史所拥有的方式之一。
第二，由于回族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伊斯兰教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必然经历了一个由矛盾冲突到吸收适应再到共同圆融和发展的复杂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终结又是以伊斯兰教中国化为标志的，回族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思想的发展也是在这种复杂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补充、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是回族哲学思想发展史所拥有的方式之二。
第三，由于回族在中国从一开始就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征，所以各回族聚居区因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和受时代的影响不同，从而使得回族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史的发展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在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回族比较集中而受中国汉文化的影响又较小。由于受国外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回族地方经济的发展相对比较低下，从而使得回族群众对宗教的感情十分浓厚，他们希望真主能够使他们摆脱现世的苦难生活，并搭救他们进入幸福的天园。很快他们之中便出现能使他们和真主之间发生联系的苏非圣徒。而对于当地的回族上层人士来说，他们也希望在宗教中找到一种既能突破教坊制度束缚，又能满足自己扩充经济、政治实力的新组织形式和信仰方式，而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的传播，恰好符合回族各阶层情绪的表达和宣泄。在此基础上，因具体教义相异或各种团体利益的不同，使甘宁青的回族产生了分化，形成了多个门宦，从而使得伊斯兰教苏非神秘思想以多样化的形式在西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西北回族宗教与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当时西北回族思想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历代。而在经济比较发达，中国汉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东南沿海地区，伊斯兰教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调整其自身而适应中国社会的整体文化氛围。于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教义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寻求一种中国化的思想体系，将伊斯兰教教义思想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中，则出现了王岱舆、刘智等一批回族知识分子以儒家思想解释和阐发伊斯兰教教义及哲学思想的汉文著述活动，时人称其为“以儒诠回”“以儒释经”。用中国传统思想阐发和解释伊斯兰教教义思想，创建属于回族自己的独特的教义学体系，是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家成就的一项伟大事业，这是回族哲学思想发展史所拥有的方式之三。
三、关于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是回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回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明清以前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刚刚形成，在思想上仍然继承和保持着比较纯正的伊斯兰教思想，即“六信”和“五功”，对外族思想的接受是不多的。但回族仍然不可避免的本能地受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渗透，特别是在回族形成以后的明清时期，在中国伊斯兰教宗教哲学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结合。它的表现特点是：用儒家思想来阐发伊斯兰教教义的宗教哲学思想。形成这种思想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有它成熟、完备的封建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和伊斯兰教国家不同，而且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是不允许神权大于王权，宗教统治胜过官僚统治的。为此，在中国各种宗教都存在的情况下，统治阶级选择了儒家学说作为其主要的统治工具。回族在中国形成以后，要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它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思想必须与儒家思想寻求对话和沟通，这是环境所迫，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出现了伊斯兰教教旨和中国传统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相结合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