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由于回族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日益低下，为能够求生存、图发展，使回族立足于中国，我国回族中的许多学者开始了译经活动，并在译经活动中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形成了以南京为中心，以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为代表的译著高潮。译著活动发端于王岱舆，其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他被我国穆斯林称为“吾国阿訇之泰斗”“吾教第一译经家”。他的著作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学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在译著中“用儒文传西学”、“原儒语以明其义”，大量吸收和改造了儒家概念，使两种思想形成了结合，丰富了伊斯兰教教义的内容。在其后还有马注、刘智、马德新、伍遵契、张中等，他们中多数都是从小就攻读儒经，是“怀西方（指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他们身为穆斯林学者，不但通晓伊斯兰教教义，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也很有研究。他们认为“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这样就从理论上为这两种思想的相互结合提供了依据。他们在译著中注意“会同东西”，除了强调伊斯兰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相通之处，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之外，还将“孔圣”与“穆圣”相提并论，主张回族的宗教教义学要与“孔孟之言相印证”，使他们“并行不悖”“互为表里”的思想。从他们的译著中反映出把儒家人性论的说教作为他们立论的根据。他们说的“性即圣，性本善也，命即主，习相远也”，“知性知命认主之道也”。这是从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思想而来。在万物起源及构成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一切事物与人一样都是真主创造的，其思想与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宇宙发生论是基本一致的，从而使他们既坚持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又摄取了儒者之学，形成了独特的创世理论。此外，在认主学上，他们采用了儒学“明德”之说和佛学“佛性”之说，丰富了伊斯兰教“真赐”的概念，认为真赐是真主先天赐于人的，人人都先天所固有之，人们正因有真赐才能体认真主，才能“明心见性”，以达到认识真主的目的。他们还运用儒学中的“体用”和“本末”思想来解释真主属性中的问题，认为真主本体是单一的，既无形象也不可描述。而真主的作用不是单一的，是可以认识和可以描述的。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们吸收了儒学“三纲五常”的理论，解决了伊斯兰教中神权与王权的关系问题，回避了与当政王朝可能遇到的矛盾。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出现的译著活动，使我国回族在宗教思想上印上了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色彩，这种变化就回族本身而言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不过是表达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已，做为一种上层建筑的宗教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产物，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那么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的文化思想，也必然要相应的发生变化。由于思想上的认同，使得回族思想与中国民族传统思想的结合成为了可能。其实，回族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思想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在中国土壤上受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从而发生着变化，不过自明清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形势所迫，变得更为突出和更为快一些就是了。
总而言之，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对于回族哲学思想的研究，经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译著活动和当代回族学者进一步研究，已经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其主要特征是重视和强调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将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提出独具特色的“三一说”，把儒家“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思想加以改造，使之为“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教义服务，他们推崇性命之学，强调慎独内察的作用，他们的著述和说明带有浓郁的中国哲学的风格和特色。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的阐述，从未失去宗教的真正精神和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则，他们学术活动的显著特点是在宗教信仰原则下的社会适应性。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和儒家思想的需要，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回族哲学及其社会思想史的基本脉络问题
鉴于回族族源的多元性和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回族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思想史的内容、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大体上应该分为回族先民向中国境内迁徙时期所带来的伊斯兰教一神论的宗教神学哲学思想；回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使其在信仰、传统、思维、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中国化时期的哲学思想；回族共同体形成后，其进一步中国化以后的哲学思想逐步发展为体系化、完善化时期的哲学思想以及近现代时期回族哲学思想及社会思想等几个阶段。
首先是回族先民向中国境内迁徙时期所带来的伊斯兰教一神论的宗教哲学思想。唐宋两代，由于中国政府推行积极发展经济的开放政策及其与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友好往来关系，使其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十分畅通，使得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诸色商人等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各个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并长期留居下来。他们在内部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同时也开始学习汉语，然而他们的姓名、生活习俗、服饰等仍保持着侨民状况，虽然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了一批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些清真寺，但教长、阿洪等多数都是从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而来，他们的思维、思想和生活方式主要受到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影响，其哲学观是信仰真主独一的一神论思想。
元代，随着成吉思汗胜利完成西征之后而东迁的大批穆斯林军士、工匠、商人等或以“探马赤军”的形式在甘肃河西、宁夏、山东、河北等地屯聚牧养，或集体投入农牧业生产，或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活动。这些“回回”人入居中国之后，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所面临的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丰富多彩、万象纷呈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如果他们不甘落后和沉沦，就应该使思维适应中国的现实，于是在回族中相继产生了一批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和政治家，他们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中国封建思想文化中的世界观、人性论和道德观，并且在学习、贯彻和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就，他们的主要思想成就都体现在“汉学”方面，即主要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内得到表现，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以提倡“因俗利导，抚以威惠”的政治思想家赛典赤·赡思丁，以“厥疑”“思问”的批判怀疑精神而著称的思想家赡思，以“男耕女织天下平”为人生观和社会观的著名诗人萨都剌和自然哲学思想家马哈麻与扎马鲁丁。
到了明朝时期，回族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其民族意识也在逐渐被强化。从回族哲学想想发展的状况和历史轨迹来看，他们在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更高，更加显著，尤其一些回族上层，他们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为了求仕进官，都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中国封建礼制和儒家思想中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在处理事务方面，他们也常以中国传统思想规范行事，虽然有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但对伊斯兰教的教义、思想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比起下层的广大回族群众来，他们对于伊斯兰教的态度更趋于实用主义，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化的倾向性和程度都比较明显和深刻。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回族哲学家和思想家主要有积极提倡并执行以“宣德化而柔远人”、睦邻友好和平的外交政策而著称的伟大的政治外交家郑和，明代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李贽，以清正、廉洁为官而著称的法律思想家海瑞，著名诗人丁鹤年和著名的经堂教育思想家胡登洲等等。
清代是回族形成后民族思想趋于完善的关键时期，回族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强化使回族内部的思想活动十分活跃，但由于各地回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从而使他们彼此的思想发展进程也错落有致，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说明回族的思想是在一个以中国文化思想为背景的极大的文化空间内展开的。由于明末清初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关键时期，所以各阶层、各区域内的回族的思想活动也十分频繁，各种思想在交流、在冲撞，结果有的横向渗透，相依而生；有的纵向分化，衍生分支；有的则综合凝结，骤然问世；最后在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终于汇集成经堂教育、汉文译著、门宦教派、回族民间文学等较大的社会思想文化运动，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同于以往，从而使回族的社会思想进程呈现出一种新的既有一定顺序而又表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特点，引起了各方面的注目和重视。
在这个较大的社会思想运动之中，代表回族哲学思想发展程度最高成就的则是汉文译著活动，主要是因为它的思想内容比较深刻，而且所包含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凡是伊斯兰教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思想、历史、人物传记、典礼制度、伦理习俗、语言文字等诸文化内容皆有涉及，但其主要的中心内容则是论述以伊斯兰教哲理为基础的回族哲学思想。伊斯兰教本身是一种蕴含哲理思辨的宗教，其根本目的是寻求一条靠近真主安拉的近主之道，以期求得后世的善果。为了论证这一根本目的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关于人生和宇宙本质的研究，便成为汉文译著的基本内容，其结果使宗教信仰和哲理思辨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回族原先的宗教思想水平在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使之从单纯的信仰上升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伊斯兰宗教哲学学说。其主要的思想代表人物有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殖民主义列强敲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激起中国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席卷半壁河山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相继而起的北方捻军起义、贵州苗族起义、云南回族和各族人民起义以及西北回民起义，震撼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其中在以回族为主体的民族反清起义中，以云南滇西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的规模最大，他们建立了大理反清农民革命政权，起义时间最长，坚持斗争18年（1856~1874年），反清斗争最坚决，始终把矛头对准清政府，在改善民族关系和发展生产、进行社会改革等方面最为出色，使滇西很快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杜文秀提出的“连回汉为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翦除贪污，出民水火”“救劫救民”“轻徭薄赋”“扶助穷民和各民族”“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和睦相安”等口号和政治思想纲领，在近代回族爱国斗争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随后，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回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也出现了资产阶级势力，力主向西方学习，进行社会改革，又出现了振兴回族、改良宗教、普及教育、拥护共和的社会思潮，反映了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新的希望和要求，主要代表人物是清末留日回族青年赵钟奇等一批回族留学生。1906年，赵钟奇相约在日本留学的回族青年36人于东京组织了“留东清真教育会”，以普及教育和宗教改革为宗旨，创办了回族历史上第一本由本民族自办的刊物《醒回篇》，提倡经书两通，改革经堂旧制，发展民族教育，要求把传统的伊斯兰教文化与汉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和发展有回族特点的民族文化，同时提出把强盛祖国、抵制列强、挽救民族危亡作为奋斗目标，把振兴回族、启迪回族爱国思想提到强盛祖国的高度，字里行间，到处包含着民族革命的思想。
与此同时，国内的回族人士也展开了一系列的积极活动。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在民族平等、民主科学的时代大潮下，回族商人童琮在镇江发起组织了“东亚穆民教育总会”，旨在倡导普及回民教育。同时王宽提出“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的主张。丁竹园则提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化除回汉畛域的主张。在他们的作品里，着重强调的是民族平等合作，倡导教育，改良宗教，输入科学民主精神。
五四运动以后，回族终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许多爱国志士积极促进本民族觉醒，踊跃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洪流中去，而那些更为先进的回族儿女则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全民族最觉悟的一部分，带动广大回族人民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党的正确引导下，回族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全民族抗战中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从而为整个民族在时代洪流中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回族获得了新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回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回族历史、伊斯兰教思想文化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历史、中国民族史和回族史诸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则标志着回族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这个新阶段的到来与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发展历程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