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兰教来看：“穆罕默德崛起于阿拉伯，以一身而兼教育、宗教两家，其文明之输出，欧人到今受其赐”。从基督教和天主教看：“耶稣之信教者，皆从事于教育与科学，以发达其智识，是以能审时度势，使其宗教推陈出新而光大于世界也。”从统治中国达数千年的孔教来看：“吾国之孔教，亦一宗教与教育兼施而并握者也。”从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来看：“助长国家精神之道有种种，兴教育其先务也；集成国家活动之道亦有种种，兴教育其首功也。”“无教育之国，人民游惰，盗贼充斥，上不知教，下不知学。”从教育在民族团结中的作用看：“要之，同国异种之关系，无论其共同与外界接触，及内部互相间，欲使之心理合一，共休此戚，无矫然离群，佛然相恶者，非兴教育以转换其心思，无能为役也。”因而提出：“夫人何以兴？非教育不兴。家何以兴？国何以兴？非国民教育不兴。”“吾图回回宗教之进化，不可不先开人智；欲开人智，不可不先兴教育。”如何在回族中普及国民教育？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应“采他邦公共教育之成规。”学习先进国家的教育制度，但绝不是照搬照抄，而要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非徒模仿形式，应酬故事……必外度各国之趋势，内察各国之情形，取长舍短，因时制宜，而后垂为教育然。”因各国的国民教育宗旨不同，“宗旨即殊，则其造就国民亦自异。”并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实行家庭教育、家塾改良、女子教育，设立半旧日制学校，聘请义务教员，设立教育会，仿建寺之规，从回族官、商两界及殷实之家募捐筹集教育基金等一系列普及国民教育的具体措施和实施办法。应当看到，近代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思想认识对当时黑暗的中国来说是具有进步性的，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已具有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并走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前列。
诚然，近代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思想启蒙作用，但由于回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脱离最广大的基层的人民群众，尽管也受到许多西方思想影响，力主社会改革，但仍不可能突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局限，在思想认识上仍然存在着种种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缺陷，如回族是否为一个民族、如何保持民族的独立性、如何评价回民起义等方面仍有局限或根本未涉及，尽管许多良好的、理想色彩十分浓郁的设想并未实现，但毕竟证明了近代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和认识层次上的真正觉醒。
六、丁竹园的爱国民主思想
丁竹园（1870~1935年），字子良，号国瑞，回族，北京德胜门外马甸人。其兄弟四人皆有才名，竹园排行居长，自幼饱读诗书，聪颖过人，秉性和蔼，立志高尚。少年习中医，于歧黄之术侵润多年，不到30岁，医学造诣可谓登堂入室了，尤精内、儿、妇等科，在天津法租界31号路开办私人诊所“敬慎医室”，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在当地享有较高声誉，求诊者接踵而至，门庭若市。《丁子良诊治简章》中云：“门诊脉金，大银圆一元，无力者六角五角均可，再无力者，仍可酌减，量力而为，悉听尊便”。他配制的太和甘露、丁制坤顺丹、舒肝平安丸、秘制消咳清等十余种成药药方，至今还在使用。据天津市民委调查，丁竹园著有《说疫》《治痢捷要》《增补瘟疫》等医学著作。另外，自1897年开始，丁竹园在当时著名的《大公报》《商报》《直报》《中外实报》《正宗爱国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探讨救国富民之策，30年不间断。其论述共几百万字，1923年辑成《竹园丛话》24集出版。
《竹园丛话》题材丰富，有演说、谐谈、杂文、预言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从丁竹园一生的著述来看，他认识到了封建制度的腐朽，痛斥贪官污吏，但他一开始只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整顿吏治上，后又对军阀袁世凯抱有幻想，称赞袁“励精图治，不遗余力”，不主张进行自下而上的彻底的社会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一度陷入了悲观和消极之中，为中国的出路而彷徨。后期他则抱定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原则，停办了白话报，专心研习中医，治病救人。因此，就其个人来说，是清末回族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其思想上来看，具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爱国民主主义性质。
丁竹园“提堑怀沿从不倦，痛陈时政烛几先”。所以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构成了丁竹园爱国民主思想的两大主要内容。
从1897年著书立说开始，到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投笔从医，丁竹园共作演说、杂评、时政、医药卫生、谐谈等千余篇，其中流露最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并唤起共鸣的是作者御侮图存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作为中华一国民，他积极为中国在世界谋一地位，不再受外国人欺凌献计献策，提出了办工厂、买国货的主张：“大家齐齐心，先由多立工场入手，好坏贵贱，家家购买本国货……穿布的，高低必买爱国布，抽烟的，高低必抽叶子烟……总以助销国货为宗旨”。再就是他作为穆斯林的一分子，呼吁各教各族各界摒弃宗教、民族、阶层隔阂，“当合力同心，共谋公益”，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廷“西狩”，百姓遭殃。丁竹园夹在逃难的人群中，目睹了兵荒马乱，富者贫，贫者死，疾病恐惧，衣食缺乏的惨状，深感离亡国已不远矣，所以庚子变后，他豁出了身家性命，决心要唤醒民众。他在《清内奸议》一文中痛心疾首：“庚子年联军蹂躏内地的情形，真是无惨不备，奸淫妇女，抢掠资财，焚毁房屋，奴隶百姓，像那样亡国的惨剧，岂堪再演第二回吗？”他在报纸上多次披露外国人视中国法律、百姓生命如草芥的事实。如当时天津的电车公司，外国资本家为了多赚钱，规定每趟电车必须在27分钟内绕城一周，否则就扣车上职员的工资，结果经常出车祸。丁竹园就此事发表议论，痛斥外国人“只顾了他多进钱，可就把中国人的性命，看成猪狗不如了”，警方为什么不加干预，因为警察怕洋人。有一次正值北京为慈禧太后过万寿节，一个外国妇女在闹市区骑马横冲直撞，阻塞交通，一个警察刚想上去劝阻，就挨了一马鞭，吓得抱头逃走。同样还是这个警察，对一个拉车的车夫却穷凶极恶，拳打脚踢，最后还把车夫带到局子里问罪。局长不问情由，痛骂车夫，将该巡警记大功一次。忽然门外传来一张名片，原来这个拉车的是拉某外国人的。局长立即吩咐“快给他打盆洗脸水去，派人送回，老爷随后亲身到公馆……原给该警记大功一次，改为记大过一次”。警察的奴才嘴脸，跃然纸上。作者由此评论到：“中国之土地，不为不广，人民不为不众，物产丰富，形势天然，其受欺受侮的总病根子，在思想太卑，志气太弱。”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民气，外患难免，或因之而兴，或因之而亡，“越怕事，事越多，越退后，气越弱”，关键在于民气强弱，志向高低。丁竹园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把爱国图强作为《竹园白话报》的主要思想当作重点加以宣传，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他已成为清末一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
在对待国家民族与宗教的问题上，丁竹园提出了化除畛域，共谋国强的主张。“辛亥革命”前后，回族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民族、宗教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反映了回族人民思想的历史进步性。他的观点与主张就很有代表性。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丁竹园在欢呼胜利时，呼吁“清真教人宜速奋起”。他指出：“目下，国基初定，外患频来，凡我清真教人，宜速联络，或投身军界，或捐助军饷，为国家边疆出力，折冲御侮。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又说“在中国清真教的人，奉的是清真教，可全是中国的国民……能把国家维持得强盛了，教门一定亦跟着发达”。
历史上，特别是清朝乾隆中期以后，回回民族除了遭受封建统治与帝国主义侵略之外，还要遭受宗教歧视与民族压迫，给整个民族心理上留下了种种创伤。对此，竹园深有感触。他悲愤地揭露：“向来官府斩决人犯时，必大书回民某某字样……写回民，甚至有写徊字的时候。或回民涉讼过堂，强以秽物灌而侮辱之，所见太小，不通之极，究竟这是何苦来呢？然甲午中日之战，在平壤为国捐躯的左宝贵军门，亦是回教人。庚子年，在北通州与李秉衡制军同时殉难的王廷相太史，亦是回教人。怎么左宝贵、王廷相殁后的恤典，不如汉人一例的优厚呢？其原因，实由于平日歧视所至。”他认为咸丰同治年间陕甘云贵等地回民的反抗斗争，正是由于腐朽残暴的清朝统治者对广大回民实行的高压政策和宗教歧视所造成的，是“官逼民反，不能不反”。竹园痛恨统治者给回族人民带来的灾难，但他却从整个民族的角度考虑，呼吁“化除畛域”，宗教应该“各行其是”，不要互相歧视。他说：“中国欲自立，非通国的人民，结合团体不可”，而“最要紧的，是先要化除界限，不必分满汉，亦不必分回汉。只要是中国的人，你就算沾中国的水土之恩，就应当掏出忠心来，保卫国家。若是各分畛域，岂不是自灭势力吗？”丁竹园认识到，我国的各种宗教，各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各宗教之间存在的问题，是互相尊重，各行其是的问题。同为中国人，各宗教“自当以国事为重，各信各教，各享各自由，井水不犯河水，何苦无故的结怨为仇呢？”反映了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宽大胸怀和高尚情操。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丁竹园提出的“化除畛域”，也包括化除满族与汉族之间的界限。他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写的《五十年后之中国》一文中指出：“以后不论满汉，务必要化除界限……能够同心合力的振兴中国，全是好国民，不结团体自顾自，终归是一同当苦力。”毫无疑议，他的这一观点是进步的，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来观察问题的。众所周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它的早期是以种族革命为号召的。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排满，建立共和”又成为当时的中心口号。它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满洲贵族的积极意义，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滋长了中国士大夫阶级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在当时的报刊中，一般都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提倡“排满”，“仇满”，有的还用侮辱性词语攻击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有的文章在讲“排满”时，往往一张口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防”，有的把满族发源地的我国东北地区，视为“化外之区”。在这种情况下，丁竹园毅然提出了“满汉本不当分”的主张，他说：“愿革命军，不必显以排满为宗旨，须以改良政治剪除贪官为前提。”“（满人）把持政柄的固多，而颠连困苦的穷旗人，仍居大多数，吃一份七折八扣的钱粮，连饭都混不饱，今天同他们一齐受罪被祸，未免冤屈一点儿。”竹园的这种化除民族宗教畛域，同心同德、团结一体、同舟共济的思想，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丁竹园能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宗教的局限，处处想到要以国家大局为重。当时，《民意报》曾刊载一篇有损伊斯兰教自尊的来函，天津的回族界人士非常气愤，提议要砸报馆，或登报辩驳，均被丁竹园一一劝止，他认为民国初建，国家百废待兴，万不可因为本民族的一点事情伤了与兄弟民族的和气，影响到国家利益，“多伤一回感情，即多留一回痕迹。对于我们全国大局上，很受恶影响。”他还在报上公开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那人虽奉清真教，然身为中国民，即当为中国谈治安”，应以爱国为己任。另外，他还提倡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应在爱国的旗职下“各行其是”“讲行不悖，谁也不排斥谁”等，这些主张得到当时宗教界、民族界的普遍认可。他常说：“无论哪一教，既是中国民，就当同心努力地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他的《今日不可谈宗教》一文，主张在内忧外患日趋紧迫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宗教的一己之私而“惹起宗教之战争，致妨碍民国之进步”，要先把宗教搁在一边，先谈振兴国家，这在当时，作为一位信教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来说尤显得难能可贵。而他的“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口号，突破了民族、宗教的圈子，把爱国保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放在首位，这一思想影响到全国回族有识之士，从另一个角度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成为后来回族中几代爱国人士信奉的座右铭！
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是丁竹园爱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又一特色。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选择。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从即将沦为亡国奴的痛苦经历中，从回天乏力的无奈感叹中，开始转向对封建制度本身的思考，对封建制度的再认识成为当时新闻界、文化界心照不宣的主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丁竹园创办报纸，不可能不对此做出反应。他已经意识到了旧制度的落后与腐败，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官贵民贱，做官的自命不凡，把士农工商都看成土芥一样，有的是刮地皮来的钱，胡吃阔穿，大闹一气，因贪而富，因富而骄，擅作威福，以强压弱，不必通文识字，亦不必勤政爱民，只要把上司应酬好了，就不难官至一品。”当然，作为一个从小接受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发展还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开始，他还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在他的《消弭革命党之八法》一文中，归结起来，就是要清政府上至皇上，下至小吏，“对天盟誓”，永不卖官鬻爵，秉大公赏功罚罪，徇私枉法，贪污受贿者，立杀无。从此励精图治，与民更始。当他的这种美好幻想破灭以后，他又寄厚望于封疆大吏，指望他们能使国家中兴，最后终于又认识到“中兴名臣”李鸿章、左宗棠等，专以持盈保泰为能，以苟安目前为得计，以割地退让为新邦交，以借重外势。另一方面，他虽然不赞成革命党从根本上改变国体的行动，但对他们深表理解和同情。对革命党炸五大臣、徐锡麟刺恩铭均能公正地加以评说：所有革命的，造反的，入外国籍的。出洋不回本国的，入外国教的……我敢说，全是为皇上家逼出来的。另外，他对长沙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抗税斗争，也表明了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