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国内与国外的思想界对于李贽及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对李贽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心里特征、性格特征以及史学观、人才观、妇女观、生死观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使我们对李贽这样一位杰出历史人物有了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刻的了解。作为一个以时代的“反叛者”和“异端者”的身份而出现的李贽，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各种矛盾和缺陷。但是，这种矛盾和缺陷并不能使我们完全忽视李贽思想中所包含的对于现代社会具有启示意义的价值构成。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脱离传统价值观对现代人们的巨大影响，进而实现传统价值的现代诠释和转换，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面临的巨大任务和挑战。而对于李贽思想的现代诠释和挖掘则正是这样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9.李贽思想在海外的研究及其影响
李贽的思想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其思想的研究连绵相续，从未间断，而且在世界思想史上也同样占有一定地位，日本、美国、德国、瑞典、意大利、新加坡等国的学者在不同时期都有一些学者从事于对李贽思想的研究。
首先将李贽的思想介绍到美国的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肖公权，他于1938年撰写论文《李贽：16世纪抨击封建传统的一位思想家》（明史论文集第6期）。在美国学者富路特、房兆楹主编的《名人传记词典》中详细地介绍了李贽的思想及重要活动，并附有主要参考文献书目等。这部词典1976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重要的关于明史的西语参考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陈学霖撰写了《当代中国史学中的李贽》，其在自序中特别提到了近代学者对李贽的兴趣与帝制的消亡有关，并指出当代思潮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导论中介绍了研究李贽的有关资料，并指出这些资料对李贽家世、生平及著作研究的重要性。这部著作于1980年由WihtePlains.NewYerkM.ESharpe出版社出版，在美国学术界具有很大影响。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尔茨学院历史系的黄仁宇教授于1980年完成《万历十五年》一书，该书详细地介绍了李贽的家世及其对他的影响，并且通过对李贽的性格分析以及同耿定向思想上的论争分析等，从各种角度论证了李贽的思想，指出李贽是一位自相矛盾的思想家。这部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台湾和西方的华人社会中风靡一时，已经被翻译成德文、法文、日文等多国文字，在世界思想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历史上的明代社会。在1982年度美国科学年会上，郑培凯先生提交了《从李贽评价看中国政治文化的连续性》一文，作者在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个激进的过程。在此最后阶段，由于政治和思想意识斗争的缘故而利用李贽，看来这是延伸寻求一种新文化活动的继续。”之后，在1985年美国亚洲研究会第37届年会上，郑培凯先生又提交了《李贽与妇女》一文，文中介绍并评价了李贽的妇女观。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夏礼与崔瑞德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1988年出版，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这部由西方著名中国史学家所编著的历史巨作之所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不仅在于它汇聚了当代西方11位有成就的明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堪称西方学术界全面阐述中国明代政治史的开创性著作，更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集中地反映了西方学者考察中国历史独特的视野、方法和价值观，并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部规范而有价值的著作。
在美国学术界，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均提到了李贽，不难看出李贽的思想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美国受到了史学家们的重视，说明李贽的思想在美国具有一定的影响。西方史学家们对中国漫长而又复杂的封建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们的努力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的人民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中国历史属于全人类。
在金尼阁神父编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肯定李贽是位“儒家的叛道者”，认为李贽的叛逆行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李贽与利玛窦的几次会见，表现出他与一般儒家知识分子的明显差异，他不同于一般儒家知识分子的盲目排外，而是互相交流，客观分析。在金尼阁笔下，李贽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殉难的。现代德国汉学家富兰阁教授对李贽具有较为深刻的研究，他在《十六世纪中国之思想斗争》一书中指出李贽坚持正确的真理观，并非“反孔”，而仅仅是反对道学家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另外，他还撰写了《李贽与利玛窦》《李贽》两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李贽的家世、生平、著作以及与利玛窦神父的交往情况，并大加赞赏李贽的进步思想，在西方的汉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瑞士中国学家、日内瓦大学教师J.F·彼勒特在其对于明末中国士大夫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专著《李贽——被诅咒的哲学家》一书中，将李贽的生平事迹同国内具体的历史情况以及哲学观、世界观发展的逻辑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出李贽的个性与世界观的特点，对李贽的思想，特别是“童心说”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位瑞士学者对李贽的个性和著作所提供的解释，不仅揭示了他的精神生活和命运之社会的、心理的和思想的核心，而且还指出了这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所具有的重大的历史意义。
前苏联学者A.N·科勃泽夫在其论文《评彼勒特的〈李贽——被诅咒的哲学家〉》中，对彼勒特的著作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指出：“彼勒特以李贽为代表的那个社会的特点，引申出自己对李贽个性和世界观特点的理解。”同时彼勒特还指出：“他的著作毕竟最充分地体现了李贽的主观自由观。正如自由的活动既会有绝对的矛盾，也会有绝对的否定一样，李贽的著作对他来说是取代了形而上学思维的思辨活动的实践范畴，也就是说，它成了埋葬形而上学的墓地。”另外还有波兹涅耶娃与曼努辛，他们的代表著作分别为《中世纪的东方文学》和《李贽的观点及其同时代人的创作》。这两人则提出了与彼勒特在李贽哲学思想分析上相反的观点，认为李贽大概是一个虔诚的道家。
李贽的思想不论是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代，还是在经济发达的当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清政府列为禁书的李贽著作，至今仍珍藏在日本内阁文库和前田家的尊经阁文库等地方。不同时期都有众多的学者从事李贽研究。据初步统计，在日本研究李贽的著作有19部，论文21篇。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传》即李贽批点的《忠义水浒传》，是1757年冈岛冠山根据李贽的百回本翻译编写的《通俗忠义水浒传》。
李贽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日本著名的文学家、兵学家、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公元1829~1859年），在思想上就颇受李贽的影响，自谓在生死观上颇得力于李贽的《焚书》，并有汉学著作《李氏焚书抄》《李氏续焚书抄》。他在《已未文稿》中写道：“卓吾居士一世之奇男子，其言往往与仆之心合，反复甚喜。”还说“顷读李卓吾之文，有趣味之事甚多，《童心说》尤妙。”又对他的门徒高杉晋作说：“抄李氏《藏书》，卓吾之论大抵不泄，谁不读而不与吾拍案叫绝者哉！”在交友观上，吉田松阴以李贽的原则为指导。他在评《周友山》一文中说：“李卓吾曰‘以良友为生’，甚同余心。”又在《评与耿司寇告别》一文中讲：“卓老可羡，暖吾唯有求友于古人之道耳”。吉田松阴关于生死观、交友观等方面的论述，字里行间均闪耀着李贽思想的光泽。
广懒丰编著的《吉田松阴研究》一书，1933年由武藏野书院出版。在第二编第二章中论述了李卓吾之学业，主要介绍了吉田松阴论及的李卓吾的文章；第三章则阐述了李卓吾的事迹与生平传记，介绍了他的著作和思想观点以及参考书。在日本，这本书可以称作研究李贽的入门书。
日本现代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对李贽做过深入的研究。早在1926年9月，铃木虎雄因事到北京通县迎福寺谒李贽墓，发现断碑，拓去詹轸光的《李卓吾碑阴记》。他潜心研究了李贽的生平、思想和著作，并著有《李卓吾年谱》。在分析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这部按年代编写的《年谱》，引证浩博，论述详细，不失为研究李贽的一部力作。但也存在一些失误之处，如在年谱中叙述万历八年（1580年）李贽曾“取道四川下长江到黄州”。实际上李贽辞官后，一直在云南游历，万历九年还为昆明重修瓦仓营土主庙写碑记，他离开云南是以后的事。尽管如此，这部年谱仍为一部相当完备、非常难得的李卓吾的传记资料，使李贽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得以被日本学术界进一步了解、认识。1935年我国著名翻译家朱维之教授把这部年谱译成中文，并作为一个章节，收编在他自己撰写的《李卓吾论》一书中，在我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早研究李贽的文章是小岛佑写的《李卓吾和六经皆史》，1947年在《支那学》刊载。在文章中，小岛佑指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思想来自李卓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