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话模式成功与失败的区别看来就在于某种能力和愿望之间的区别。这种能力是指对自己疑问、犹豫和失败保持满意的能力；这愿望是指能以近乎宣传的努力来维护其个人信仰的愿望。人物之间引申了的会话在用于表达劳伦斯部分象征意蕴的同时，也使劳伦斯能有机会来阐明自己包含在每一个小说会话行为里面的美学观和哲学观，同时也使我们感知到了一种极为老成的艺术。在《恋爱中的妇女》中对开首部分赫米恩的人物处理、叙述时始终侧重对她那不正确的学院风气和呆板的言语节奏（读者反复发现，她是在“唱着”说话）的强调；对结尾部分中颓废派雕刻家黑尔科的人物处理，叙述时，始终侧重他对分离生活与艺术时的过度热心的强调。这两种做法都带有尖刻的讽刺意味。作为小说虚构人物，这两个人物显得十分可信，但同时也起到了工具的作用，劳伦斯通过他们将人生的积极和重要价值表现得更加明确、突出。他们的会话讨论，由于乏味和平庸，使读者兴趣索然，但由于其对比的力量又使读者的注意力转向另一迥异的方面。他们使我们想起了谦卑的重要，想起了孩子般易受事物和观念影响的脆弱性。然而，劳伦斯写得最好的会话（如在《恋爱中的妇女》中，紧接“水上宴会”一章中有关溺水插曲之后伯钦和厄秀拉之间的对话），却有一种静静孵化、郁郁沉思的特性，在这种会话中，我们感受到了艺术与生活、小说与“玄学”的奇妙融合。
对赫米恩进行人物处理的这种讽刺手法在一些短篇小说中应用得更加广泛、更加奇妙。讽刺的风格模式是对劳伦斯作为人和艺术家重要个性方面的表露，它表现了劳伦斯对虚假矫饰行为模式的真实否定。劳伦斯并非为写讽刺小说而用讽刺手法，讽刺的风格模式是他探索现实本质的努力之一。他认为，探索现实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讽刺小说。讽刺的模式可使个人更贴近社会，讽刺不仅是为了嘲弄，它是一种感知和认知的工具。讽刺的模式使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疏远中有同情，有一种间接的感染力。《牧师的女儿》中的大部分篇幅都带有一种苛刻、简约的笔调，这在劳伦斯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牧师与家人使他们自己丧失了探究日常事物神秘、取乐于疑惑和两可之间、克服利己主义自以为是、通过自我批评来养成应有的自知之明这样一些能力（小说中的阿尔弗雷尔就体现了这一切）。不过，讽刺的模式也对劳伦斯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间接地显示出一种同情，而劳伦斯也乐意用这种同情来处理他笔下的人物。充满于牧师家庭成员（当然除路易莎之外）心头的沮丧之情是他们对人之本能生活完全缺乏信心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的可悲之处。即便我们意识到他们“完全缺乏想象力……我们也没有把他们看作是失意生活的牺牲品。”这部较长小说的结尾部分描写了他们的沮丧和失败，并且证实了我们对牧师住宅气氛的悲剧性本质的认识是正确的，牧师的家庭成员也因而成为他们自我施行隔离的受害者。
讽刺的风格模式用于实现这种准悲剧（quasitragic）目的的实例还有不少，如在《英国，我的英国》中，最初那含蓄的嘲笑语气针对的是伊格伯特，因为他缺乏家庭和社会义务感，后来这语气融化在死亡时的冗长独白中。不幸的是，没有一位评论家（包括利维斯在内）能对伊格伯特个性中这痛苦而沮丧的一面、他滔滔不绝的独白能力，以及在其他无意义生活的终结时刻，他对“新的、比生活还深沉的深沉声音回响”的微妙而又清醒的意识，表现出足够的关注。像《牧师的女儿》一样，《英国，我的英国》表明了劳伦斯的讽刺模式是怎样起着一种同情手段的作用，表明了这种手法是怎样变成一种包含人类最谦卑者在内的极具想像力的冒险行为。
劳伦斯讽刺的模式有时是与其寓言模式结合并用的，至少在《木马优胜者》《公主》和《爱岛的人》这三部小说中是将二者结合使用的。其中，《公主》是这两种模式结合的最典型产物。劳伦斯这样做的用意在于“形成一种距离感——涉及读者同情心的远离感，如引言一样，这种距离感也属于主题本身”（利维斯语）。把《公主》与劳伦斯另一部有类似人物的小说《骑马出走的女人》做一对比，我们就不难看出劳伦斯在同情心表现方式上的不同。在《公主》中，虽然开头数页中那有意识的讽刺笔调后来让步于对新墨西哥州风景近乎抒情诗般的描写，但劳伦斯从未让我们忘记20世纪“公主”性格的局限性。他反复提到她不愿或无法全身心陶醉于野山的“新奇和美丽”。而在《骑马出走的女人》中，我们却发现了与此迥异的一些东西。劳伦斯通过极富咒语的文笔，构造了这篇关于一位精明的美国妇女的故事。故事写这位妇女的沧桑经历，目的在于她要帮助一个古老的部落恢复人类与宇宙之间已失去的和谐。
这两篇小说有相同之处，然而它们又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劳伦斯的信条作出了正式的解说。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对“形式的喜爱——现代寓言的特点——主要产生于这两篇作品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往复变化中”。劳伦斯的寓言模式在另外两篇小说中的运用显得更加形式化。《爱岛的人》和《死亡的人》是对“更加言语化小说”和“更加虚构化小说的回归”。这两篇小说的开头语（“从前有一位爱岛的人”/“从前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位农夫……”）以圣经式追忆的方式（“从前在乌兹国有一位……人”）给作品定下了寓言式基调，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对将要发生事情的极大悬念。这里劳伦斯给我们提出了一种他将随之要尝试的特殊的笔法和观点，即使我们回到“一种更为艺术却不够现实的叙事模式：形式更美、吸引力更大、关注思想和理想胜于关注事实本身”。这在《爱岛的人》中体现得很充分，这篇小说被匀称的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以一个岛为代表。
在《爱岛的人》中，上面提到的变化是在人际关系的温暖和白色冬雪的寒寂之中进行的；而在《死亡的人》中，这种变化则是在耶路撒冷正统而有限的生活实际与浩瀚大海的空旷之中进行的。这些都是富有意义的叙事变化。在一个故事里，叙事者经历了从摆脱古老传统束缚到获得自由这样一个过程；而在另一个故事里则经历了从逐渐被剥夺直到死亡的另外一个过程。事实上，《死亡的人》的情节变化似乎是沿着与《爱岛的人》的情节变化正好相反的方向进行的，离开天使一般但又无创造力的孤单而趋向一种完美的关系。《爱岛的人》的语言——主要通过坚持善用节奏——有力地表现了男主人公以冰雪和孤单为背景的囚禁生活；而《死亡的人》的语言则直截了当地表明了通向自由、通向一种自信和健康的状态、一种独特复活的道路。因此，人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死亡的人》中的“死”是真实而又有创造力的；而《爱岛的人》中的“爱”则是虚假而又有自毁力的。这两种寓言般的叙事方式包含着极大的讽刺，这一点甚至从这两篇小说的标题中也会隐约感觉到。
很难想象劳伦斯是一个寓言家。诚然，劳氏的寓言风格模式表现的是这个世界之外的虚构世界，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只有参照日常世界才有意义的世界。通过借助传统寓言写作，劳伦斯得以表现丰富多变的“可能”世界。劳伦斯的寓言有两种景况：现实的——不完美的（现实环境的）和理想的——完美的（头脑想像中的），前者重在模仿，后者重在归纳。劳伦斯用寓言模式写的小说有一些共同特征。他使他的寓言吸收了与其他叙事形式普遍相关的众多特点，主要有：（关于传统传奇骑士的）寻求物、（关于童话和哥特式小说体的）超自然的和神秘的东西、（常常出现在东方史诗中的）魔术习俗和仪式。旅行和地点的变化是劳伦斯寓言最突出的两个特征，它们包括寓言所述经历的实质和品质的变化。指的是经历的扩展和加强，这经历产生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时空旅行。但不同于传统的寓言，劳伦斯的寓言没有利落的结尾。甚至当“结尾”明显与死亡或婚姻等最后事件恰好重合时，读者暗自意识到了这种结尾的无结果性。劳伦斯的寓言世界恰似小孩心目中那简单、美丽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看起来有趣但又无法获取的东西。正如孩子们充满童话和小精灵的世界一样，其寓言的要旨在于推测和预言。劳伦斯寓言模式的运用不仅表现出对更加口头化小说的回归，而且也表现出对更具预言性小说的回归。
最后，比布胡·帕迪哈依得出结论，劳伦斯的小说风格显示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始于现实主义模式，终于寓言模式。然而，你又不可能把任何一种特殊模式简单地归结于任何一部短篇或长篇小说。我们不妨说，劳伦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最主要的叙事框架与一般小说一样，是属于现实主义的。我们这样说，当然是就“现实主义的”这个词的广义而言，即指除了任何特殊认知思想以外的客观存在。在文学艺术中，关于这种现实的认识是基于一种极为广泛的看法之上的。就这个广泛而富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劳伦斯的大多数短篇和长篇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一篇短篇小说与另一篇短篇小说的不同，或一部长篇小说的一部分与另一部长篇小说一部分的不同，就在于现实主义的程度不同而已，这种程度上的差异对每一篇短篇小说或每一部长篇小说的相关部分起着决定作用，同时还对与这一现实主义特点相适应的小说风格的细微调整也起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