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曾以“清平调”为题写过三首诗，其一如下：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显而易见，诗的第一行用了两个隐喻来描写杨贵妃绝伦的美貌和优雅的举止。浮云喻指贵妃柔软衣裙的飘逸起伏，牡丹花则比喻她俏丽的面容。这两个意象是由第二行的“春风”连接起来的；春风自空而降，轻拂槛栏；栏边牡丹迎风怒放。此行诗使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的花的形象显得栩栩如生，从而也使牡丹之艳丽愈加光彩夺目。
初读之下，“露花浓”听起来好似对牡丹花的平白描写，但仔细玩味，始觉它是早已暗含在第一行中的“天”与“地”这个微妙并置中的一部分。牡丹花被露水浸湿后，颜色愈深愈艳。在中国文化中，从天而降的风与露常用来指皇帝（“天子”）的仁慈或“恩泽”。此外，露水尚含情爱或性爱之义，例如“雨露”这个词组，即是交媾的比喻说法。
这两行诗不但赞颂了杨贵妃倾国倾城之美色，而且也表明了她作为皇帝宠爱之人所具有的那种令人羡慕的地位。花、云之形象并非简单的隐喻，它们包含在一复杂的，能取得近乎原型观感的意象网络中，这可用下列简图表示出来：
皇帝←→杨贵妃
风、露←→牡丹
天←→地
阳←→阴
从此意象网络中可以看出，云和花都是类比（关于用这些词描绘的妃子），同时也是提喻（关于天、地或阳、阴之原型）。本义词（牡丹花）与喻义词（杨贵妃）并置在一起，仅仅为的是将其同化为一个既互补又相关的较大格局。
隐喻通常至少包括两类事物。在李白的这首诗中，前两行有天和地，后两行有仙界和空世（通过在场的杨贵妃与观众来暗示）。作者把它们并置在一起，无意于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或差异，而旨在使它们形成一个统一的包含隐喻意义或其他意义的语境。天与地、天之永存不朽与世间的耽于声色均交织揉合在这首专咏杨贵妃的诗的主题中。
隐喻是两类事物的结合体，这一概念在中西诗学中均可找到。以上这首诗可作为我们研究隐喻的出发点。隐喻是不是诗歌语言的普遍特征？如果是，它是否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经常指相同的事物并且起着相同的作用呢？本文将首先探讨西方诗学中的隐喻概念，因为西方读者对此较为熟悉，然后将其与汉语中的“比”作一比较，因为“比”是中国诗学中与（西方）“隐喻”最为接近的修辞格。由于“隐喻”与“比”都包含两类事物，所以有必要对两类事物结合体的实质进行分析。
隐喻是诗歌语言的普遍特征。对此，虽然人们都表示赞同，但对隐喻为何起作用并且如何起作用这一问题，却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在西方诗歌传统中，本体与喻体或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常用各种各样的术语来表述，诸如替换、相互作用、相互阐释、不和谐组合、近似等等。尽管这些说法之间区别重大，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有必要保持两种名称或两类事物间的差距和对隐喻内在张力的强调。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将隐喻界定为一种名称的转换，即借“属”作“种”，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介乎于两“种”或两“属”之间）。简而言之，隐喻包含两种独立的事物或经验，它们在程度上是相同的，但在种类上是迥异的。作为对全异类事物中相同点或不同之物中相似点的一种洞悉，隐喻一直显得似非而是，因为没有一致性也就没有相似性，没有异也就没有同。所以，照此说来，张力永远是隐喻内在特性。隐喻意义的含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张力有关。一方面，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差异使人感受到了风格的诱人之处并得到美的愉悦；另一方面，隐喻的暧昧性又遭到哲学家们的诟病。
隐喻有助于诗之效果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西方修辞传统的认可，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新古典主义时期，隐喻主要是被作为一种修辞和文学手法来进行研究的。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和《诗学》中都论述了隐喻。在《诗学》中，隐喻被归结在悲剧六要素之一的词汇条下。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为了诗歌之基础的模仿还是辩论之目的的说服，隐喻都被看作为一种有助于起到一种独特功效的重要技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语言研究有三个方面，而修辞学与诗学就己构成了其中的两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逻辑，逻辑学明显地作用就是为了思路的清晰，广而言之，就是使人们的语言表达变得清晰。言下之意就是，诗之措词和修辞性表达方式并非专门用来求得思路的清晰，照此，它们就有别于“普通”用语。由于“比喻”的本义是“转义”，所以隐喻被认为是一种背离正规用法的词语变异，含义上的一种迂回，然而，它却能更引人入胜，更富机智，或更使人喜出望外。这种观点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修辞学家，诸如西塞罗、贺拉斯、朗吉弩斯和昆蒂莲等人中非常盛行。拟西塞罗风格的一位论者曾很好地总结了隐喻的作用：求得“生动”或“简洁”；“避免粗俗”“夸大”“贬低”和旨在“修饰”。这六种用法要么体现风格特征，要么与得体原则保持一致。在西方修辞传统中，隐喻通常被界定为“风格之极度修饰”，这一观点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和新古典主义时期都普遍受到人们的接受。
不过，隐喻作为诗歌话语的主要特征，其重要性已超出风格学并具有一些较深的哲学含义。……除了说明创造隐喻是一种天生的本领和诗才的标志这一观点外（中国批评家大概也同意此观点），亚里士多德还指出了隐喻作为可认识之物的内在本质和作用。作“隐喻”意即在亳不相关的事物或种类中指出相似点，从而引发新见。《修辞学》也说，隐喻能使人即刻获得新颖的观点。
作为“对不同事物相似点之直觉感悟”的隐喻，是模仿（的形式）与诗歌相互关联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模仿是人类普遍的天性，它能满足人们求知或在求知中获得愉悦的深切愿望。在对模仿作了面面观之后，他才指出，愉悦也来自于模仿固有的和谐。这样一来，他对模仿认识的关注就胜于其纯粹的审美特征了。此外，隐喻专事于悲剧，悲剧是根据必要或可能原则对人类行为所做的模仿。正如保罗·里科尔所说的那样，隐喻是在词语上进行模仿的，而情节或主题则是在行为上进行模仿的。
隐喻内在张力和其认识价值之间有一因果关系，这一点可从自亚里士多德到现代时期为止的西方文论的同一发展轨迹中辨识出来。对这一阶段西方文论中的一些观点作一简短回顾将有助于证明隐喻此种观念的盛行。
在16、17世纪，“奇喻”（源自意大利语）这一术语是用来描述英语玄学诗中的精巧隐喻的。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奇喻”被视作“巧智”或智慧的范例，而“巧智”或智慧则是诗歌最显著的特色。评论家们都对此术语作过许多论述。奇喻的说服力与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是成正比的。它们在比拟关系上相距愈远，隐喻就愈引人注目，愈显灵巧。由此而产生的张力对玄学诗的效果影响颇大。此外，尽管隐喻的创造性方面与推论的理由截然不同，但评论家们却常常以“在奇喻中找到了一种理性的真实”而告终。在他们看来，隐喻由于揭示了宇宙的条理性、一致性和连贯性从而使宇宙显得更易理解。
但浪漫主义作家却把隐喻与诗歌本身同等对待。虽然他们不滥用这个字眼并且由于它会使人联想到修辞因而又故意避免之，但隐喻的观念是潜在的，而且他们谈论诗时也离不开它。譬如，雪莱就说……诗歌语言“惯用生动的隐喻”。同样，华兹华斯在《序曲》里亦指的是诗人创造隐喻的能动的创造性能力。
在柯勒律治看来，理想的诗人“散发一种一致的情调与精神，藉赖想象那种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使它们彼此（意象、思想或情感）混合或溶化为一体”。隐喻是想象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在使相反的、不调和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它调和同一的和殊异的、一般的和具体的、概念和形象、个别的和有代表性的、新奇与新鲜之感和陈旧与熟悉的事物，一种不寻常的情感和一种不寻常的秩序；……”（刘若端译）
18世纪德国批评家丁·G赫尔德曾说，隐喻的作用就是“抽象思想的最简单转变”。柯勒律治效法的是赫尔德的观点。赫尔德的话也强调了这一点：诗比哲学更具体但较之于历史却更富哲学意味。此种观点在雪莱的《诗辩》和西德尼的《为诗一辩》以及先于他们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均有表露。对深受德国理性主义者康德和舍林影响的柯勒律治和其他浪漫派来说，隐喻是抽象思想和具体经验的结合，是本质和现象的结合。
浪漫派诗学认为，没有内在张力，人们就领悟不到隐喻的认知和创造性意义。柯勒律治对“第二位想象”综合力的描述同样也很适合于隐喻。它揭示了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已注意到的隐喻的那种似非而是的本质，即综合基于对比，相同依据相反。柯勒律治关于一首诗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思想可视作为一种辨证的思想，其依据就是内在张力。因此，浪漫派诗学认为隐喻具有极大的价值就不足为奇了。
隐喻具有“综合”力，它是动态的想象。对浪漫主义者来说，隐喻具有与诗歌本身相比拟的地位。运用微妙、复杂的隐喻几乎与诗之艺术是同义的，并被视为诗人天才最基本的成分之一。比尔兹利关于隐喻是“一首微型诗”的说法是对上述这种观点的恰当描绘。
隐喻作为一种相互作用，是以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或张力为基础的，这大概是浪漫主义者有关隐喻的论述中最有影响的观点。瑞恰兹发展了这一观点（马克斯·布莱克后来作了详尽的阐述），他承认他得感激浪漫派，尤其得感激柯勒律治。一反18世纪那种认为隐喻仅根据相似点而起作用的观点，瑞恰兹争辩道：隐喻的作用“至少同等地也来自抵消和扼制、它们相似点影响的相异点”。张力第一次被明确地认为是隐喻动力的中心所在，恰如下段所述：
“一般说来，很少有隐喻，其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异点不如相似点那样有作用。一些相似点通常将是变换的表面原因，但由喻体带来的本体的特有修饰作用，与其说是它们相似点作用的结果，毋宁说是它们相异点作用的结果”。
瑞恰兹对隐喻相异点或张力的强调，大体上与现代主义诗论是相一致的；现代主义诗论也赞美反讽、含混和戏剧性。这三者的结构和语义效果，是新批评派所宠爱的，它们都产生于张力，其形式不拘一格。例如，反讽的效果产生于所言和所指之间的对立；含混的效果产生于所述物的不确定性；戏剧性效果（作为一种诗之效果）产生于诗歌各种成分之间的张力。与约翰生博士的贬低相反，新批评派对玄学派的奇喻大加赞赏，因为奇喻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异类”思想“强行联结起来”。“强行”一词十分恰当地形容了隐喻的内在张力和给予读者的新颖感和独创性。因此，柯林斯·布鲁克斯提出了隐喻的“无畏”和“活力”概念；J·C·兰色姆因而也指明了隐喻是如何给华兹华斯的诗输入了“异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