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几个策略外，文种还利用西施受宠的关系，让西施唆使吴王伐攻，以掏空吴国的实力。当时齐鲁发生纠纷，齐国请求吴王出兵相助。吴王本想称霸，只奈伍子胥极力谏阻，认为齐不过是一疥疮而已，越才是心腹大患。为一小小疥疮，劳动国内精兵，恐疥疮未除，腹内恶瘤已危及生命了。正犹豫不决之际，西施在旁巧言相劝，大丈夫当建功立业。为在美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夫差当即带国中精兵出兵助齐。到了中途，鲁国知道无法抵抗，便向齐国求和，齐国便不想打了，叫夫差退兵。这下可把夫差惹火了，掉转头来攻打齐国。鲁国一听说吴国要攻打齐国，忙给吴国送礼，愿意出兵和吴王一起攻齐。在两个强国的联手下，齐国上下一片混乱，齐国大臣只好杀了惹事的齐悼公，向吴求和，并答应年年进贡。夫差见稍一出手便收服了两个大国，好不得意，对西施的话更是深信不疑。在他凯旋之时，群臣都去欢迎，唯独少了伍子胥，天真的夫差还以为他羞于见自己呢？自此夫差更是不可一世。可他没注意到的是，吴国很多年轻精壮士兵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文种一方面用珠宝、美女贿赂谀臣太宰伯嚭，让他在吴王面前多说勾践的好话，使吴王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又设法激怒吴国的谏臣伍子胥，离间他与吴王的关系，使吴王不听谏臣的话。伍子胥原是楚国贵族，因父兄遭楚平王所害，逃到吴国立志报仇。他曾助阖闾、夫差两代国君登上帝位，在他的辅佐下，吴国逐渐强大起来。原本夫差对他言听计从，但因夫差有“妇人之仁”，在对待越国问题上过于优柔寡断，再加上伍子胥为人耿直，说话直截了当，又有太宰伯嚭从旁诽谤，于是夫差渐渐疏远了他。在伐齐问题上，越国明知伍子胥反对，却大力支持、怂恿吴王伐齐，当然既是为了掏空吴国的国库，也是为了离间夫差与伍子胥的君臣关系。据《越绝书》记载，吴王还在犹豫是否伐齐时，文种则已来到吴宫，“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故使越贱臣种，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大王将遂大义，则弊邑虽小，悉择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从下吏”。文种口口声声称吴王出兵是伸张“大义”，并愿出三千兵力追随夫差。夫差本喜用兵攻伐别国，在大败越国的当年，即公元前494年，又出兵侵陈，毁其庙屋，斩杀有病之人，占领部分国土后还国。公元前489年，即吴王赦免勾践归国后的第二年，吴国再次攻伐陈国，后见齐景公刚死，新君登基，又讨伐齐国，打败齐军。一路的胜利，使夫差冲昏了头脑，既而又连续攻鲁、伐晋，文种的话正中他的下怀，所以当即决定准备出兵。勾践听说这一消息后，心中大喜，但为了在表面上显示自己的忠诚，他还率领越国的臣民来朝拜吴王，并带来许多珍贵的礼物。因此，上至吴王，下至军士，都得到了赠品，吴国上下一片欢腾。独伍子胥心中恐惧，但他无论怎么劝谏，夫差根本不听。可怜伍子胥满腔激愤，高举两臂，大步走出朝廷，感叹道：“唉！吴国的朝廷一定要荆棘丛生（意即国家破亡）了。”他清醒地认识到亡吴必越，据说他悄悄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齐国友人家中寄养，不想这一消息让太宰伯嚭得到了，他马上向夫差报告。夫差原本不信，但调查后情况属实，即命人赐宝剑一把，逼他自尽。可叹这一代忠臣竟死于自己的剑下！据说，伍子胥死前，曾要求自己的家人，将他的眼珠置于东门，让他看看越国是怎样打进吴国的。自公元前484年伍子胥死后，夫差身边再也没有忠诚直谏之人，太宰伯嚭更是为所欲为，政事更加昏庸。
文种的“伐吴九术”，不仅使吴王丧失警惕，大兴土木，沉湎女色，百姓怨怼，尤其是诱敌北征，耗疲民力；谀臣得势，谏臣被害，更令吴国元气大伤。再加上勾践十四年（公元前483年），吴国遇到天灾，没有粮食，民不聊生。勾践十五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带上全部的精兵北上，到卫国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当时的霸主是晋定公，夫差想以武力迫使晋定公让出霸主的宝座来，而国中仅留下太子友及老弱残疾者留守。
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越国便决定出兵伐吴。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朝出手，威势可想而知了，越军一举攻占了吴国的都城姑苏，俘获了吴太子友。这次轮到吴国卑词厚礼，请求勾践赦免吴国。文种、范蠡认为现在还不能一举将吴国灭掉，便同意了吴国的求和。
公元前480年，即夫差从黄池回来后过了两年，不见夫差有任何报复越国的行动，知道夫差在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第二年（公元前479年），吴国又发生饥荒，夫差派人到越国请求籴些粮食，越王不给。文种以为现在时机已成熟，可以再次伐吴。于是向越王建议道：“我原以为吴王将进攻我地，现在他不作战备是为了麻痹我，我不可以懈怠。昔日臣曾经预测天将弃吴，今吴国的人民已经疲劳，再加上连年的饥荒，市场上劣质米也买不到，粮仓空虚，它的人民必移到东海之滨去食蒲草和蚌、蛤蜊一类的东西。天时的预兆已经显现，人事的迹象也已看到，我们用不着再去占卜就可以决定了。王如果立即兴师与吴会战，打掉它的优势，就可以不让形势再有转变。现在吴国边境上的部队远而未至，吴王一向以不战为羞耻，就一定不等边境部队的到来，而以国都的兵与我作战。如果事情顺利，吴王从我而战，我就能占有他的土地。我用御儿（越国北部边境地，今浙江嘉兴县）的边防军打击吴中边境上的兵，它便不能来会师了。吴王若发怒而战，他将出奔逃亡国外。倘使吴王不战而和，王也可以安然取得战果了。”越王当然非常高兴，又召集五大夫商议对策，主要是在外交上争取诸侯国的支持与谅解，同时严肃军纪，然后下令：“那些有父母无兄弟的人，可前来告诉我。我有大事，子离父母之养、亲老之爱，共赴国家之急。子在军寇之中，父母兄弟有疾病的，我会把它当作是我的父母兄弟之疾病；那些阵亡的人，我会为他送殡埋葬的，如同我自己的父母兄弟死亡一样。”对于“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或“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王命者”（《吴越春秋》），也分别予以照顾和护理。再加上勾践实施文种的爱民政策后，士卒“莫不怀心乐死，人致其命”（《吴越春秋》），于是士气大振。“败吴于囿，又败之于没，又郊败之”（《国语·越语上》）。
在越军包围吴都的三年时间（公元前475年十一月至前473年十月）内，吴王曾几次派人向越国求和，但都受到范蠡、文种等人的阻止。公元前473年十月，越军发起了总攻。吴国士兵因长期被困，已无力抵御，“吴师自溃”，越军顺利进入吴都。
夫差狼狈出逃，终为越兵擒获。后来勾践见其可怜，曾想拨三百户由他管辖，但夫差推辞说：“我老了，不能‘侍奉’你了。”于是自尽。据说夫差临死前，曾回顾自己的失败经历，又想起了忠臣伍子胥，悔恨无及，说：“我懊悔不听伍子胥的话，使自己陷到了这一步。如死者无知，倒也罢了；如其有知，我有何面目见子胥于地下！”于是，用一大巾蒙住自己的脸，自刎而死。
自公元前494年会稽之困到公元前473年十一月吴国灭亡，经过越国群臣的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尤其是灭吴后，越国的实力大增，成为了春秋末期的又一个强国，此时的越国也成了一代霸主。
然而称霸后的勾践又逐渐骄傲和专横起来。深谙世故的范蠡看出勾践此人“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吴越春秋》），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本想“从吴欲去，恐勾践未返，失人臣之义，乃从入越”（《吴越春秋》）。然后上书向勾践辞行：“我听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从前君王受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是为助君复仇。今仇已报矣，蠡请从会稽之罚。”也就是说以前我所以不死，是因为大王你有忧患需要我操劳，有耻辱需要我为雪耻，现大仇已报，就该我为会稽之辱死的时候了。行前，曾劝文种一同离开：“越王必将诛你，你还是快走吧。”但文种自认为辅佐越王有功，又对越王忠心耿耿，越王不可能加害于他，因而对范蠡的话不以为然。
范蠡至齐后，又给曾经赏识他的文种寄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听说天有四时，春生冬末；人有盛衰，泰终必否。懂得进退存亡而又不失其正直，是贤人啊！蠡虽不才，明知进退。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而越王的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只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其共处乐。你如果不离去，他日必将加害于你。”文种看完此信，才开始感到害怕，又想到自范蠡去后，“计然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皋如之徒，日益疏远，不亲于朝”（《吴越春秋》），于是忧心忡忡，称病不朝。有人就在越王面前诋毁文种，说文种以他的谋略使君王称霸于诸侯，现在官位不加升，封地不加增，就怀有怨恨之心，“愤发于内，色变于外，故不朝耳”（《吴越春秋》）。勾践听后，开始猜忌文种。
过了几天，文种忧心稍减，上朝见君，发现勾践也是闷闷不乐，于是问道：“臣过去早早上朝，很晚才归去，日夜操劳，发愤劳作，只是为了报吴雪耻。今吴国已灭，王又有忧？”此时的勾践已是戒备之心很重，本想为鲁哀公伐三桓，但恐文种图谋不轨，只好不去，因此对文种的问话也是默然不应。
大约在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年），也即范蠡出走的下一年，越王勾践召见已命为相国的文种，问道：“知人易，自知难，相国你自知是怎样的人呢？”文种看出勾践要加害于他，便说：“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还说：臣自知多次进谏大王，尽言竭忠，以犯大王，必以获罪。臣不敢避死而不言，言而后死还要说。从前伍子胥在吴遭到夫差之诛，对臣说“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范蠡也说过这种话。我从今天大王的问话中，看见君王的心思了。勾践听了文种这番议论后，心中更是怏怏不乐。大夫们见此情景，也是心中惶恐，赶紧悄然离去。
文种回到家中，更是心中不安，与夫人提起此事，“吾命须臾之间耳”，后悔没听范蠡所言。再说文种退朝后，越王总是不放心他。不久，越王又召见文种，声色俱厉地说：“卿有阴谋兵法，轻取敌国的九术之策，现在仅用三术即破强吴，尚有六术还在卿手中，希望拿你的其余六术，替孤前王于地下谋划吴之先人。”赐死竟用这个理由，可见文种“九术”之厉害，说明勾践对文种顾忌之重！文种知道已大祸临头，但他恐怕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用来伐吴的招术，竟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于是仰天长叹：“唉！我听说大恩不报，大功不还，说的就是这个吗？后悔不随范蠡之谋，终为越王所戮。”越王赐文种一把属镂之剑，令其自裁。文种得剑，又叹道：“想我南阳之宰，最终竟为越王之擒。”停了一会儿，又自笑道：“后世之忠臣，必以我为戒啊！”说罢，伏剑而死。
一代谋臣，竟如此命运，难怪后人对于文种的死，无不扼腕叹息。蔡泽说“文种功已彰而信矣，勾践终负而杀之”，“功成不去，祸至于此”，（《史记·蔡泽列传》）深为文种被杀而叹惋。庄子赞曰：“唯种也能知己之所以存，唯种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庄子·徐无鬼》）桑弘羊更是愤愤不平：“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终赐属镂而死。骄主背恩德，听流说，不计其功故也。岂身之罪哉？”（《盐铁论·非鞅第七》）
文种死后，勾践将他葬在国都之西山（今浙江绍兴卧龙山，也称府山），《越绝书》载：“越王葬种于国之西山。”《吴越春秋》也载：“种山者，勾践所葬大夫种也。楼船之卒三千余人，造鼎足之羡，或入三峰之下。”后人为怀念文种，又将此山称为“种山”。宋《嘉泰会稽志》卷六载：“大夫文种墓在种山。越既霸，范蠡去之，种未能去。或谗于王，乃赐种剑以死，葬于是山，故名。”至于死后也有不少传闻，“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水经注》卷四十）“重山之名，因大夫种，以语讹，成重也”。（《太平御览》）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下卷也载：“越大夫文种墓，在卧龙山。种伏剑死，越人哀之，葬于山之北麓，潮水至，失其尸。今北麓有坎，相传即种葬处。”死后传闻并不可靠，但葬于今卧龙山应该是真，百姓怀念这位忠诚爱民的大夫文种当是千真万确的。
文种曾著有《大夫种二篇》、《汉书·艺文志》有著录，属于“兵权谋家”，可惜现已失传。只有“伐吴九术”，还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在《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中都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