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听从了文种的建议，首先向国人检讨：“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国语·越语上》），以此来赢得民心。其次，制定了一系列爱民政策和措施。一是实行了“缓刑薄罚”的政策，“宽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开始修订刑罚，废除有过错的法令，“施民所欲，去民所恶”（《国语·吴语》），深受百姓欢迎。二是实行了“轻徭薄赋”的富民政策。“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国语·越语上》），勾践自己也是食不重味，衣不重彩，“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国语·越语上》），在他的缓刑薄罚，省其赋敛政策下，越国百姓逐渐富裕起来。三是做了一系列安定民心的工作，比如鼓励生育，“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国语·越语上》），不但鼓励多生，还鼓励早生，“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提倡优生，“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公令医守之”（《国语·越语上》），勾践明白人口对当时战后的越国的国力有很大的影响。对于那些“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自家无力养活的，则由官府代为抚养。百姓家中有喜，则登门道贺；家中有忧，也前去慰问。遇有死者，必如同失去自己的孩子那样哭泣埋葬他。总之做到了与民同乐，急民所急，忧民所忧，以致后来越国攻吴时，出现了国人互相勉励的动人场面，老父勉励孩子，兄长勉励弟弟，妻子勉励丈夫，都说：“像这样的国君，怎么能不为他效死呢？”
文种一向十分强调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从他早年赏识范蠡，从他栖守会稽时对勾践说的“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的话中就可以看出。这次，在他提出爱民思想的同时，又再次向勾践提出人才的重要，于是越王“遂师八臣与其四友，时问政”（《吴越春秋》）。对于国之贤士，则厚遇之，“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对于“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还“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凡“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哺也，无不啜也”，必问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结交，以备将来对国家有用。（引用部分皆出自《国语·越语下》）
经过实施文种这一系列爱民富民政策后，越国已是人民殷富，且皆有带甲之勇。勾践于是再次提起自己日夜不忘的复仇雪耻之事，向文种请教，文种就献“伐吴九术”（《史记》中认为“七术”），具体内容如下：
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
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
三曰贵籴粟槀，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
四曰遗之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
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
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
七曰遗其谏臣，使之自杀；
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
九曰坚利甲兵，以承其弊。
文种的灭吴之策是他深入分析了吴王夫差及其臣子，尤其是太宰伯嚭和伍子胥他们的弱点后提出的，所以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说：“臣闻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今欲伐吴，必前求其所好，参其所愿，然后能得其实。”（《吴越春秋》）于是文种不仅策划了“伐吴九术”，并开始逐一执行了这些措施。史书大多认为只用了三术（《吴越春秋》、《史记》的看法），也有认为用了五术，即增加第三术和第七术（清末学者俞樾撰《读吴越春秋》），也有认为九术一一付诸实施了。
先行第一术，立东邻以祭阳，名叫东皇公；立西邻以祭阴，名叫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事鬼神一年，国中无灾。越王称贺道：“善哉，大夫之术！希望再尝试一下其他的谋略。”
于是，文种就放手实施。首先得投其所好。早在公元前490年，勾践回国不久，文种闻吴王“好服之离体”，使女工织细布献之，以求吴王之心。织成后，文种便索葛布十万，甘蜜九党，文笥七枚，狐皮五双，晋竹十廋，进献吴王。吴王得到后，以为越王是有情有义之人，一高兴便复增越国封地，并赐羽毛之饰、机杖、诸侯之服。因此在实施伐吴策略时，文种又想到“吴王好起宫室，用工不辍”（《吴越春秋》）。于是向越王建议：选名山神材，奉而献之。勾践乃使木工三千入山伐木，整整一年没有找到好的木材。这些木工长年在外，受尽风霜雪雨，人人都想着回家，有了怨恨之词。因此，每逢路遇崎岖之地，必随口歌唱，以舒疲劳。久而久之，竟谱成木客吟一曲，人人哼唱，此唱彼和，声调凄楚。每值夜深，宵清月白，峰巅山峦，长歌悠悠，不胜怨苦。也许木工的怨苦感动了上苍，据《吴越春秋》记载，“忽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大二十围，长五十寻。阳为文梓，阴为楩楠”。于是赶紧报告，越王勾践也是喜出望外，认为是“天助我也”，急速派能工巧匠进山砍伐，并进行刻削磨砺，周身饰以美丽的图案花纹，敷以丹青，嵌以白璧，镂以黄金，其状像龙似蛇，绚丽多彩，闪闪发光。雕成后，文种即送给吴王，并说：“东海役臣勾践使下臣种，赖大王之力，私下想建小殿，有株异材，不敢私自享用，特意再拜来谢大王。”吴王一看，果然不凡，心中大喜。尽管子胥谏之：“大王勿受。从前，桀造灵台，纣起鹿台，造成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五谷不熟。于是天降其灾，遂取于灭亡。大王受之，必为越王所戮。”但吴王不听，起姑苏之台，并于台上立春宵宫，便于彻夜痛饮。三年聚材，五年乃成，参天耸立，登台而望，可望彻二百里。旧时有九曲径，蜿蜒达到山顶，至此愈加推广，百姓昼夜做工，疲惫而死之人不知其数。百姓怨声载道，不绝如缕。后有诗讽夫差建姑苏台：
千仞高台面太湖，朝钟暮鼓宴姑苏。
威行海外三千里，霸占江南第一都。
可见姑苏台的气势。越王高兴地称赞：“善哉，第二术也！”
勾践十二年（公元前485年），也即第二术实施后的第三年，文种又向越王勾践进言：“吴王荒淫而好色，宰嚭奸佞以曳心，往献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此时的越王已对文种言听计从，即派相国范蠡遍搜国中，后在苎萝山（今诸暨南）找到了鬻薪之女叫西施、郑旦，住在美人宫中，“饰以罗穀，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处所说的美人宫，据《越绝书》载：“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尽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女出于苎萝山，欲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鄙，故近大道居。去县五里。”经过三年的训练，西施、郑旦果然仪态万方，更是楚楚动人。于是由范蠡护送到吴宫，吴王大悦，称“越贡二女，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子胥在旁又是大声谏阻：“不可，王勿受。臣闻五色能令人目盲，五音会令人耳聋。昔桀易汤而灭，纣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后必有殃。臣闻越王早上看书不倦，晚上诵读不止，并且聚集敢死之士数万，此人不死，必得其愿；越王为人诚恳，待人仗义，能听从谏议任用贤人，此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天披毛裘，冬天御絺綌，此人不死，必为后患。臣闻贤士，国之宝；美女，国之咎也。夏亡因妹喜，殷亡因妲己，周亡因褒姒。”但吴王已被二美女的姿色所迷惑，哪里还听伍子胥的。从此以后，吴王夫差沉湎于酒色，疏于朝政，对西施的话是言听计从。听说西施爱吃鲜鱼，硬是让太湖水通进宫城；西施爱喝酒，越国年年送贡酒，可惜拿至吴宫西施嫌其混浊，吴王于是造酒城酿酒；更有甚者，因西施怕热，吴王命王孙雒在洞庭旁建夏寝宫避暑，耗费民间多少材质，百姓苦不堪言。越王不由得再次赞叹：“善哉，第三术也。”
在文种的指引下，为了取得吴王的欢心，勾践不但在犬山（现绍兴城东吼山）畜养猎狗，以猎得南山白鹿进献于吴，还遣使到南社取来马鞭草，移种在犬山上，以制成美观耐用的马鞭，献给吴王。总之，勾践极力搜求国中的声色犬马、珍宝玩好，进贡吴王，以膨胀吴王玩乐的需求。夫差的穷奢极欲，激化了国内矛盾。据当时楚国的令尹子西评论：“夫差停留哪里，那里就有亭台陂池；住宿到哪里，那里就有妃嫱女仆侍候在旁。行路一日，欲望必成，玩好必从；搜罗珍禽异兽，务在观乐。”“每日必有新的差役”，但“视民如仇敌”，这样的国君，吴国焉能不亡？
尽管三术已成，然吴国毕竟是个大国，要向它复仇还需等待时日。但勾践已是迫不及待，于勾践十三年（公元前484年），也即是三术实施后的第二年，又对文种说：“孤承蒙你的伐术，所谋划之事都很顺利，没有不吉利的。现在我想讨伐吴国，可以吗？”于是文种又献一计：“君王可自陈越国微鄙，年榖不登。希望向吴国借粮，来试探一下。上天如果准备抛弃吴国的话，一定会答应大王的请求的。”这其实也就是“九术”中的第三术“贵籴粟槀以虚其国”。越王即派文种使吴，由太宰伯嚭的引荐，拜见了吴王，向夫差请求道：“越国乃低洼之地，水旱不调，年谷不登，百姓饥乏，时有饿殍暴于野。希望向大王借贷粮食，来年丰收了一定如数奉还。恳请大王见于鄙国穷窘，能救民于水火啊！”因有了前番进贡，吴王对越国的忠信已不再怀疑，就说：“越王诚信守道，不怀二心。现在遇到灾难，百姓流离失所，吾岂能爱惜财宝，置民于不顾？”同意贷给越国粮食。这时伍子胥又阻止说：“不可。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他认为现在正可以利用越国饥荒，人民困窘，“因而破也”。如果把粮食借给越国，是供养了我们的仇敌，将利去而凶生，“臣必见越之破吴也！”再者越国派人借粮，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其实“非国贫民困而请籴也。以入吾国，伺吾王间也”（《吴越春秋》）。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试探，不可掉以轻心。在此，不能不赞叹伍子胥的远见，可惜吴王以为伍子胥居功自傲，专说危言耸听的话，不相信自己释放了勾践，“使之归国，奉其宗庙，复其社稷”（《吴越春秋》），还敢有反我之心？况且现在越国有忧，“寡人给之以粟，恩往义来，其德昭昭”（《吴越春秋》），勾践怎能恩将仇报？太宰伯嚭也趁机说：“吴王所为是三王、五霸之义举，臣闻邻国有急，千里驰救，此乃有德仁君加封亡国之后、辅佐绝灭之末的义举啊！”吴王于是给越粟万石，并命令道：“寡人不听群臣之议而贷粮给越国，年丰定当归还寡人。”文种赶紧回答：“臣奉使返越，岁登定会归还吴贷。”文种带着从吴国借贷的万石粮食回到了越国，越国群臣皆称万岁。文种就将这些稻谷赏赐群臣与百姓。第二年，越国获得了大丰收，按照约定，越国则必须奉还粮食。于是文种又心生一计，“拣择精粟而蒸”，并亲自带着如数奉还给吴国。吴王得粟，对越王的诚信更是深信不疑，并且见到越粟粒粒饱满，感慨非常，对太宰伯嚭说：“越地肥沃，其种甚佳，可留作种子让我们的百姓种植。”于是吴国改种越粟，但熟了的稻谷焉能再发芽？那年吴国颗粒无收，“吴民大饥”。可笑吴王还认为是水土不同，不适宜播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