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顺宗失音，不能决事，常居宫中施帘帷，独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渐，王伾先入，称诏召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言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
由此可见，东宫集团参与决策是有步骤有安排的。首先是在正月二十四日宣布德宗遗诏后，顺宗实际已获得皇帝地位。由于他无法亲自主持决策，王伾以皇帝亲信人的身份进宫，传达顺宗的诏令，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使王叔文取得能够进入宫内翰林院议政的地位。然后王伾把王叔文草拟的政事处理意见传达给顺宗的亲信宦官李忠言，由李忠言向顺宗禀报后，再以诏令的形式正式颁布。
但是，只以这样的形式让东宫集团参与决策，对于顺宗来说，还是非正式的和远远不够的。东宫集团必须从后台走向前台，才能实现自己的革新政治抱负。同时，顺宗也需要把自己的亲信人物和智囊提拔到关键的官职上，才能取代自己父亲留下的老一代官僚，组成一个自己能够信任的新的决策和行政班子。因此，三月三日，顺宗在紫宸殿会见百官后，这一进程开始加快了。
在这之前，二月十一日，顺宗下诏，任命原东宫集团的重要成员吏部郎中韦执宜为宰相，这是最重要的人事任命。在顺宗即位时的宰相原有贾耽、杜佑、高郢和郑珣瑜四位，贾耽早在贞元九年即已担任宰相，资格最老。杜佑、高郢和郑珣瑜都在贞元十九年任相。但韦执谊因有顺宗和东宫集团的支持，虽然资历最浅，却一跃而成为实际上的首席宰相。二月二十二日，顺宗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使王叔文和王伾都获得正式的决策参与权。同时，对原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大加提拔：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凌准亦任翰林学士，韩泰任户部郎中。其中以刘禹锡和柳宗元特别受到王叔文的信任。王叔文当时“引禹锡和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此外韩泰因善于筹划和决断，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也深为王叔文所看重。这样，到顺宗即位后两个月左右，已经形成了由原东宫集团掌握朝政的局面：王伾可以直接出入皇宫内顺宗所居的柿林院，会见顺宗的亲信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向他们转达王叔文与刘禹锡、柳宗元、韩泰、凌准等人商议的朝政处理意见。李、牛二人向顺宗禀报，得到同意后，再以诏令的形式向中书门下传达，由宰相韦执谊负责执行。在外朝，则由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陈谏等收集信息和了解情况。史籍载当时东宫集团的分工说：
（王叔文等人）各有所主：王伾主往来传授，王叔文主决断，韦执谊为文诰。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谋议唱和，采听外事。
为什么在东宫集团中，顺宗要把王叔文、王伾和凌准三人都任命为翰林学士呢？这是因为唐代中后期的翰林学士，是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起草皇帝机要诏令的关键职务。翰林学士院的创设是在唐玄宗时期，当时唐王朝处于全盛，国家政务繁多，而起草皇帝诏令的工作，主要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承担。中书舍人是外朝官员，人数只有四人，因而出现事务积压，诏令不能及时起草的情况，以及所起草诏令未能完全反映皇帝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玄宗选择朝官中有学识文才的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洎等人，召入禁中，直接接受皇帝指令，起草诏敕，批答表疏，并作为皇帝私人顾问，称为翰林待诏。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改翰林待诏为翰林学士，正式建立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的人数，少则一二人，多则五六人，由皇帝临时选择任命。他们所起草的诏令，属于最重要的国家政令、任免将相、宣布大赦一类，称为内制或内命。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军事政治事务更为繁多，翰林学士不仅起草诏令，还开始参与中央决策，经常与皇帝讨论政事，有“内相”之称。翰林学士对皇帝直接负责，凡是“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成为中央决策集团内的一个独立系统。因此，顺宗在即位后，首先把原东宫集团的首要人物王叔文、王伾等人任命为翰林学士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东宫集团掌权后，另一个最重要的人事安排，是掌握中央财政权力。这一行动早在顺宗还未即位前即已开始策划。王叔文认为，钱谷收入是国家财政之本，只要掌握财政权，就可以凭此左右官吏和士大夫，并可取得军队的支持，巩固东宫集团的地位。但他又怕骤然出掌财权，会引起守旧派的反对。宰相杜佑，曾担任户部侍郎、水陆转运使、和籴使以及判度支之职，是公认的财政专家，并且性格温和，易于控制。所以在三月七日，经王叔文建议，顺宗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解除原盐铁转运使李奇的职务。杜佑就职一天以后，顺宗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任盐铁转运、扬子院留后之职，“通晓钱谷，精于吏职，剖判无滞”，是当时难得的财政干才。陈谏是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也是精通财政的官吏，他们又都是东宫集团的成员。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最高峰。
但是，随着顺宗和原东宫集团的掌权，以及革新政治措施的陆续实行，他们的弱点也开始暴露出来，成为残酷政治斗争中的致命伤，为顺宗被迫退位及东宫集团的失败埋下祸根。
首先，是顺宗的中风后遗症十分严重，始终未能恢复语言功能，只能偶尔在御殿接见群臣，但群臣只能远远瞻望，就连宰相们也不能与顺宗当面奏对。顺宗病情既如此严重，这就不仅使他无法亲自决策，使东宫集团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而且使许多徘徊在支持革新与反对革新边缘上的高级官吏，也都持旁观等待的态度，如宰相高郢一直是“因循竟无所发，以至于罢（相）”。宰相贾耽和杜佑则是老谋深算，明哲保身，默认实权在王叔文和韦执谊手中，乐得借此推卸责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顺宗不能讲话，行动也不便，他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牛昭容来转达，就连王伾、王叔文等东宫集团的主要成员也不能见到顺宗，实际上造成了顺宗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制造了条件。
其次，东宫集团的许多成员在开始当权后，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缺点。王叔文、王伾等人，没有能看到由于顺宗病情严重，对他们的支持是有限的，甚至可能随时发生皇位的再次更迭，导致政治局面的完全逆转，而盲目骄傲自大，个别人甚至接受贿赂，为人求官，因而被反对派抓住攻击的口实。《资治通鉴·唐顺宗永贞元年二月》第二百三十六卷载：
（王叔文等人）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伾成阘茸，专以纳贿为事。作大柜贮金帛，夫妇寝其上。
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大诬蔑之处，如王伾夫妇在金银柜上睡觉之类，但其主要事实应还是可信的。如柳宗元、刘禹锡均曾任监察御史，与当时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因此把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的闲官。王叔文有一次到政事堂去找韦执谊议事，正好是宰相们进餐的时间。按唐代传统，宰相进餐时，其他官吏都不能进见。王叔文让政事堂值班吏前去通报，值班吏把惯例告诉他，王叔文很不高兴，值班吏只好进入餐室通报。韦执谊觉得脸面上很难堪，面红耳赤，犹豫再三，还是放下饭碗去迎接王叔文，在外阁久久商谈。当时在饭桌上的杜佑、高郢、郑珣瑜三位宰相都停下了筷子，等韦执谊回来。隔一会儿，值班吏来报告说：“韦相公已经请王叔文一起在阁中进餐了。”杜佑和高郢心里虽然不高兴，畏惧王叔文和韦执谊，没有作声。而郑珣瑜却独自叹息说：“我怎么还能照这样当宰相呢！”于是不再吃饭，让左右侍从备马，立即回家，拒绝再到政事堂参加宰相会议。由于王叔文对其他宰相的不尊重，使原来站在中间立场上的郑珣瑜等人也转到反对派方面。不注意争取处于中间派人物的支持和理解，这不能不说是王叔文等人的一大失策。
再次，由于顺宗依赖的东宫集团中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始终受到在朝官员中的门阀科举出身人物的排斥。王叔文和王伾出身寒门，一因棋艺，一因书法，得以在东宫侍奉太子李诵，获得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机遇。其他东宫集团成员如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等，均非当时正途出身，骤受重用，受到守旧朝官的歧视。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为进士出身，程异为明经出身，本为正途，但因参加东宫集团而升迁，也受到其他朝官嫉恨。当时刚从贬所召回长安的尚书左丞韩皋，“自以前辈旧人，累更重任，颇以简倨自高，嫉叔文之党，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侍御史窦群去拜访王叔文，对他说：“事情的变化真令人预料不到。”叔文问是何意，窦群回答说：“去年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当时的你，还徘徊在路边看热闹，不过是一个江南的小吏。现在你也身居要职了，不知能否预料到现时在路旁看热闹的人当中，有没有如像当年的你这样人物呢？”韩皋和窦群敢于公开辱骂王叔文等人，自然是代表了门阀科举出身官僚的意见。
随着东宫集团的上台执政，他们的内部开始出现矛盾。这主要是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矛盾。韦执谊因王叔文的推荐，得到顺宗的信任当上宰相。任相之初，与王叔文互相配合，推行革新政治。但随着反对派压力的加强，韦执谊开始想走中间路线，要与东宫集团拉开距离，在许多事的处理意见上，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他曾私下派人向王叔文辩解说：“我不是要背弃从前的约定，与你的意见相左，而是想更妥善地成就国家的大事。”韦执谊态度的变化，使王叔文非常愤怒。其中最重要的意见对立，是六月间发生的羊士谔事件。羊士谔是宣歙观察使的巡官，因公事到长安，正遇东宫集团上台。羊士谔对东宫集团不满，在公开场合指责王叔文专权乱政。王叔文知道后，十分愤慨，让人逮捕羊士谔，并准备以顺宗下诏的方式把他斩首。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又让用杖打死，韦执谊仍不同意。最后只好把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王叔文对韦执谊的公开反对非常愤怒，诟骂韦执谊，东宫集团内部的裂痕扩大了，矛盾也公开化了。
在东宫集团暴露出自己弱点的同时，反对派的势力也开始逐渐结合起来。其主要人物是掌握传达诏令大权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翰林学士郑絪和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
俱文珍，后改名刘贞亮，是德宗末年的宦官首领。他在德宗去世时，谋立舒王李谊未成，失去了拥立的机会。顺宗登位后，信用原东宫的亲信宦官李忠言，俱文珍更感到自己的权位受到威胁，对顺宗的诏令，其他宦官都不敢提出意见，唯独俱文珍经常发表不同的看法，公开与顺宗对立。但俱文珍由于掌握禁军，有恃无恐，加以顺宗病情严重，未对他采取行动，俱文珍长期在宫廷内任职，善于分析政治动态，他联合其他同样对顺宗和东宫集团不满的宦官头子刘光琦、薛文珍等人，策划了一个极为恶毒的阴谋：立顺宗的长子李纯为皇太子。
顺宗共有二十七个儿子，李纯是长子，生于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这时已有二十七岁。在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李纯十岁时，被封为广陵王。他的母亲王良娣，生下他及顺宗的第十五子李绾两人，其余均是同父异母的弟弟，直到他的父亲即位后两月，还未封王。顺宗即位后不愿意早立太子，以免出现另一个权力中心，而东宫集团因为要依靠顺宗进行革新和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不愿册立皇太子。俱文珍等宦官则打算拥立李纯为皇太子，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谋略：一方面趁顺宗重病之机，另立一个权力中心，并进一步创造让李纯登上皇位的条件；再一方面，在李纯与王叔文等人之间制造矛盾，暗伏下将来对付东宫集团的杀机。这个政治阴谋的策划，既是利用宦官手中掌握的权力与朝官中反对派势力的支持，也是利用了顺宗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