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下旬，俱文珍假借顺宗的名义，把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召入大明宫金銮殿，起草册立太子的诏令。由于李忠言和牛昭容也都反对立李纯为太子，俱文珍授意郑絪在纸上写下“立嫡以长”四字，呈给顺宗看阅，顺宗点头同意，于是郑絪等据此草拟了册立太子的诏书。三月二十四日，册立李纯为皇太子的诏书颁布。郑絪为李纯立下大功，九个月后，已经登位为皇帝的李纯，任命他为宰相。
四月三日，顺宗下诏封他的弟弟李谔、李讠咸，以及次子李经以下的二十一个儿子为王。四月六日，顺宗在宣政殿正式举行册立李纯为皇太子的仪式。反对派的官员兴高采烈，而王叔文已经意识到前途的险恶，面有忧色，长吟杜甫的《蜀相》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吟罢，嘘唏泪下。
另一位重要的反对派人物，是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韦皋认为自己是朝廷重臣镇守蜀中，想趁东宫集团的困境，为自己获取利益。他派支度副使刘辟出使长安，私下去拜访王叔文说：“太尉（尊称韦皋）派我致以诚意于足下：如果能让太尉兼辖剑南三川，太尉必定会全力相助你；如果拒绝这个请求，太尉也必定会有相应的回报。”剑南三川指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包括今天的整个四川盆地和汉中地区。如果让韦皋兼管剑南三川，实际上是他获得一个对唐王朝至关重要的战略地区，使蜀中出现新的割据势力。王叔文当然知道，如果对韦皋让步，可以获得藩镇的有力外援，或许可以与宦官对抗，但革新政治、削平藩镇的理想也就毁于一旦。因此，王叔文断然拒绝了韦皋的威胁，并准备把刘辟逮捕处死，但韦执谊又坚决反对，刘辟得以从长安逃回成都，韦皋知道无法再打动王叔文，又得知朝廷中有反对王叔文的势力，宰相韦执谊也与王叔文有矛盾，于是公开站在反对派一方，在四月十四日上表顺宗，请皇太子监国。表中说：“听说陛下因德宗皇帝去世后尚未安葬，悲痛哀伤已经超越了常规，还要操劳国家大事，算来一个月内，健康不易恢复。皇太子聪明智慧已经长成，学问也日日增加，四海内的人心，已经把他看作国家的倚赖。希望陛下权且让皇太子监临处理国政，以等待陛下的身体康复，以免繁多的国家政事受到阻滞。”韦皋同时又写信给太子李纯，信中说：“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贤良。”
韦皋公然站出来反对顺宗东宫集团，并要求顺宗让位，而太子李纯对韦皋来信居然“优令答之”，显示李纯对他的父亲不满，实际上已经站在反对派一边。反对派势力大受鼓励，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监国和罢免王叔文等人。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官僚和地方藩镇势力开始结合起来，对顺宗及其东宫集团施加更大的压力。宰相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拒绝处理政事，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杜黄裳，刚因女婿执政而升官，也劝韦执谊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加以顺宗东宫集团的分裂，王叔文与顺宗的处境更困难了。
但是，顺宗与其东宫集团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中韩泰等商议，决定最后一搏，采取直指反对势力要害的行动；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
五月三日，顺宗颁布诏令，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两天以后，又任命韩泰为范希朝的行军司马。范希朝，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县）人，在德宗时期开始在军队中崭露头角。他初为邠宁节度使韩游瑰的部下，以后在奉天保卫战中立功，逐渐升迁为振武节度使。其所镇守的地区是一个汉族与党项、室韦族杂居的北方边境地区，少数族经常劫掠居民财物，人心惶恐。范希朝就任后，一方面在边境要害地区设置屯保，严密巡逻，对抢掠者杀无赦，使社会安定下来，另一方面他不接受少数族首领赠送的骆驼骏马等礼物，保持廉洁。这样保持北方边境的安宁十多年，当时人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就如同汉代的名将赵充国，是当世良将。范希朝在贞元末年入朝，德宗任命他为右金吾大将军。由于范希朝是当朝良将，忠于朝廷，且与禁军有联系，容易得到禁军的拥护，因此，王叔文计划让范希朝接掌神策军指挥权，而行军司马韩泰则协助控制禁军。唐的中央禁军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由德宗交由宦官统率，已有二十一年，宦官兵权已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要夺回兵权，确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行动。诏令颁布后，范希朝与韩泰即前往奉天上任。最初，宦官还没有意识到范希朝上任是夺取兵权，等到驻守关中西部的神策军各部将领都纷纷派使者向原来的上司神策中尉进状，表示辞别，并且说今后将属于范希朝指挥，宦官们这才醒悟过来，兵权已为王叔文所夺。这一下，引起了宦官的强烈反应。他们商议说：“如果让王叔文的谋划得逞，那我们将要死在他的手上了！”于是密令使者们转告将领们说：“不要听从范希朝指挥！”神策军诸将知道顺宗病重，王叔文地位不稳，也都乐得观望。范希朝与韩泰到奉天后，属下将领没有一个前来报到。韩泰驰马回到长安，把这一情况向王叔文报告。王叔文面对宦官对兵权的严密控制也束手无策，只好仰天叹息。这样，夺取宦官兵权的计划也失败了。
俱文珍等宦官随即对王叔文进行报复。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顺宗名义下诏，免除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只保留他的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这对于王叔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人说：“我每天都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如果没有翰林学士的职务，怎么还能进入翰林院议政呢！”王伾听说后，立即上书顺宗，请求保留王叔文的职务，但俱文珍等宦官拒绝了。王伾再次上书，俱文珍等认为当时东宫集团还有一定势力，加以怕顺宗知道，才勉强同意王叔文今后可以每三五天到翰林院一次，但仍削去翰林学士的官职。王叔文失去翰林学士的职务，也就失去了进入宫内与顺宗见面参与决策的资格，而仅仅成为一个负责财政的官员。俱文珍等宦官，正是这样向东宫集团的致命处发起攻击。
到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六月中旬，政治形势对东宫集团已经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仍利用主管财政的职权，经顺宗同意，把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十月以前，百姓积欠皇室庄宅使的各种高利贷利息、租赋、粮食、绢帛等共五十二万六千余贯、石、匹，全部予以免除。这可能是顺宗和东宫集团对百姓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因为正在这时，一个新的打击又降临到王叔文头上：他的母亲患了重病。按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吏的父母去世，官吏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有皇帝的特别诏命，才能留职，称为夺情。如果王叔文的母亲去世，他也必须辞去一切职务回家服丧，这对于东宫集团来说，等于失去了领导人。由于顺宗与王叔文等人的联系已被俱文珍等宦官控制，王叔文十分焦急，在母亲病危、迫不得已之际，他只好出了一个下策，向他的政治对手让步，以保留自己的职务。六月十九日，他在翰林院盛设酒宴，请翰林院诸学士及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会饮。席间，王叔文起立举杯，对大家说：“叔文母亲患病，因为自己身任国事的缘故，不能亲奉医药，现在将要请假归侍。我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都是为了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一旦离职辞归，百谤交至，在座诸君谁愿意以一言相助于我呢？希望你们能宽宏大量，理解我的心情。”又说：“羊士谔在朝廷公然诽谤我，我准备杖杀他，韦执谊却怯懦不敢。刘辟奉韦皋之命胁迫我，要求兼领三川，这不是一个凶人吗？我也要把刘辟在长安市上斩首，韦执谊又固执不可。我现在将要去职，但想到没有能够处死这两个恶贼，总是令我不快。”但是，在座的翰林学士中，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等，或已投入反对派，或者不愿卷入政治漩涡，对王叔文的话默不作声，王伾、凌准孤掌难鸣。宦官李忠言虽为顺宗亲信，但在俱文珍等人的挟制下，不敢讲话。只有俱文珍冷笑着一边听王叔文陈词，一边插话讽刺驳斥他。王叔文见最后的恳求也不能见效，只好不再多说，把酒杯斟满，劝大家喝酒，翰林院酒宴在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的母亲去世，叔文被迫辞职回家服丧。
王叔文的去位，对于东宫集团是致命的打击，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眼见大势已去，更不听从王叔文的话，想从东宫集团中脱身，以保持自己的名位。王伾为了让王叔文重新出山，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宰相，并且总领北军。但王伾未免在政治上过于天真，宦官和保守派是绝不会容忍王叔文重新掌权的。王伾的请求被拒绝，又再次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宰相兼威远军使。威远军是唐肃宗时设立的南衙禁军中的一支，唐德宗时，贾耽虽以鸿胪卿兼威远军使，不过威远军的兵力很少，远远不能和神策军相比。王伾的请求再次受到拒绝，王伾也心灰意冷。那一天，王伾在翰林院连续三次上书，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他决定当晚住宿在翰林院等候。到半夜，也许是精神压力太大，王伾突然叫道：“我中风了！”第二天，他命人把自己抬回家，从此不能再出门，失去了活动能力。王叔文、王伾相继离开政坛，使东宫集团陷于土崩瓦解。七月二十二日，东宫集团在中央任职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陈谏，也被外放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少尹。陈谏当时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王叔文因母丧去职后，宰相杜佑亲自掌管财政。陈谏请求杜佑召回王叔文，杜佑很不高兴地回答说：“难道我这个度支盐铁使还不能处理财政吗？”他知道陈谏是东宫集团的成员，于是借机把陈谏逐出朝廷去当外官。
东宫集团的失败，也注定了顺宗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断绝顺宗与外界联系，不断逼迫顺宗同意让皇太子监国，顺宗现在的一切行动都已在俱文珍等人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同意了让皇太子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皇太子监国的诏书正式公布。这一天，离顺宗登上皇位，仅仅六个月零二天。诏书中说：
朕承九圣之烈，荷万邦之重，顾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寅畏，惧不克荷。常恐上坠祖宗之训，下贻卿士之忧，夙夜祇勤，如临渊谷。而积疾未复，至于经时，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惟四方之大，万务之殷，不躬不亲，虑有旷废。加以山陵有日，霖潦逾旬，是用儆于朕心，以答天戒。其军国政事，宜令皇太子勾当。
这一篇说自己因病情严重无法康复，不得不让皇太子监国，处理国家政事的诏令，实际上就是把皇权转让给太子李纯的宣告。同一天，李纯还以父亲顺宗的名义，任命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时担任宰相。这个任命，既是对杜黄裳等反对东宫集团和拥戴自己监国的政治态度的酬奖，也是因为杜黄裳和袁滋是德宗时代的旧臣，与顺宗和王叔文等没有政治上的联系。对郑珣瑜和高郢，则解除他们的宰相职务，分别改任吏部尚书和刑部尚书。当天，皇太子李纯在朝堂会见百官，百官向太子拜贺，李纯实际上已经登上皇位。
五天以后，即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四日，顺宗下诏宣布退位，令皇太子即皇帝位，顺宗改称太上皇，退居于长安兴庆宫。八月九日，太子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正式登上皇位。一个经历了父子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终于拉下了历史的帷幕。也许是为了在历史上多少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顺宗在退位后的第二天，即八月五日，在兴庆宫下诰，把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顺宗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拥有自己年号的皇帝，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是对这个时代的最好历史注释吧！
还没等到李纯正式即位，宦官专权集团就对革新派进行了全面清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接着，“八司马”都被贬到边远之地。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贬得最迟但最远的是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这是他平生最恨最讨厌的地方。因为他是王党的首脑人物之一，没有得到任何的赦免，最后死于任上。东宫集团的重要成员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未及于贬。王伾不久就死在贬所。
次年，即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王叔文被赐死。就这样，一个胸怀扭转乾坤大志，考虑万机兴革的一代革新家，默默地被贬死在渝州（今重庆）这个长江边上的山城里，时年仅五十四岁。
刘禹锡幸得高寿，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荣衔，是王党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他的革新之志从未停歇，然而因困顿于现实终使其无所作为。刘禹锡晚年精华不衰，写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迈诗句。直至临终，刘禹锡丝毫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毅然写下了《子刘子自传》，为早年的行为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公元842年，“永贞革新”的三十七年后，刘禹锡病故于洛阳，给9世纪初这场短暂而辉煌的革新划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