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1078~1159年），字泰发，宋代上虞五夫人，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六世孙。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与兄同入太学，北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登进士第，同年任晋州岳阳（今山西古县）县尉，从此步入仕途。他的一生正处在北宋趋于灭亡，南宋偏安江南、苟延残喘的年代，沉浮斡旋于北宋、南宋的政治舞台达五十多年，历经北宋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三个朝代，上上下下曾当过小至不到七品的县尉，大到副宰相级的参知政事近四十个官职；其中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先后三次任吏部尚书。公元1163年宋孝宗赵眘即位，其时李光已去世四年，仍复资政殿学士，赐谥“庄简”。李光一生经受无数的坎坷和磨难，充满传奇色彩，作品有《庄简集》。《宋史》有传。
李光童年时不爱玩耍，他的父亲称赞说：“我的儿子是云间之鹤，将要使我家兴旺！”父亲去世，他悲哀地像成人一样，有人送来财物，他都辞谢了。到下葬时，礼节非常合适。守丧期满，进入太学。北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登进士第。李光从此进入布满荆棘的仕途。
此时正值北宋末期，在位的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并才华横溢、但在政治上昏庸无能的徽宗皇帝。徽宗赵佶是神宗的第十一子，北宋第八位皇帝，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五十四岁去世，在位二十六年，历来被视为荒淫腐朽皇帝的典型。徽宗时代，北宋王朝已走过它辉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山。徽宗侥幸获得皇位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意欲调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其后，以继承其父神宗的政策为由，重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赵佶还以“绍述”的旗号，大兴“党狱”，定司马光、文彦博等人为“元祐奸党”，定章悼等人为“元符党人”，刻石朝堂，以示贬斥；变乱法度。他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用船运往都城开封，称“花石纲”。徽宗好大喜功，遣使约金攻辽，以取燕云，致使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坐了二十五年皇位的徽宗赵佶和儿子钦宗一同被金人俘虏北去，转瞬之间由皇帝沦为阶下之囚。被封为“昏德公”。赵佶受尽屈辱折磨，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病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八月，徽宗的梓宫（棺材）从金国运回临安。
做这样无道昏君的臣下，正直的李光肯定要有一番好好的“磨炼”。李光在登进士第的同年，任晋州岳阳县（今山西古县）县尉。而后，调任开化（今浙江开化县）令，有治政声誉，朝廷召他到都堂审察，当时宰相不喜欢他，任他为监当，还改了官阶。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李光任平江府常熟知县（今江苏常熟县）时，深受徽宗宠信、气焰熏天的朱勔之父朱冲倚势横暴，指使纵容家奴欺凌百姓。李光不被他的气焰所屈服，把他的恶奴抓了起来，朱勔大怒，暗示转运使将李光调任吴江知县；李光不为所屈，还有人站出来为李光秉公说话，朱勔终于不敢陷害李光。改任京东西学事司管勾文字。
以“正色立朝，扶持公道”著称，被人们看作“殿上虎”的著名谏官刘安世住在南京，李光以拜师之礼去见他。刘安世告诉李光在温公（司马光）那里听到的话：“做学问应当从无妄（不说假话）中入门。”李光欣然领会。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李光被召回京城，任太常博士，不久，升任司封员外郎，这是他长期担任谏官职务的开始。第二年，李光在御前议论国事，首先对当时士大夫中的阿谀成风进行尖锐批评，痛斥那些谀佞者为杜塞言路，妄引荀卿“有听从，无谏诤”之说，认为因言路不畅而使臣下产生怨嗟之气，以致造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互相诋毁的议事环境。李光实事求是的言论触怒了权臣王黼，令部注桂州阳朔县（今广西阳朔县）。李光因言获罪，被降职。
王黼，字将明，开封府祥符县人。原名甫，后来因为跟东汉的一个宦官同名，皇帝赐名叫黼。长得风姿俊美，眼放金光，能说会道，粗有才气而不学无术，但机智狡黠，善于谄媚。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拜特进、少宰，权倾一时。后代蔡京执政，伪顺民心，悉反蔡京所为，以沽名钓誉。王黼凭借高位做尽坏事，如请求朝廷设置应奉局，由他自己兼任提领，内外官钱都可以擅自挪用，竭尽天下财力来供应奉局的费用。官吏们迎奉上意，凡是各地水陆珍贵奇异的东西，都苛刻地向老百姓索取，进贡到皇帝那里的不足十分之一，剩下的都成了王黼的私产。金兵攻入汴梁，王黼不等朝命，带着家小仓皇东逃。钦宗下诏把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抄了他的家。吴敏、李纲等请求诛杀王黼，朝廷将此事交付开封府尹聂山处理，聂山派人将他杀死。
刘安世听说李光因议论政事被贬，写信称赞他。李纲也因为评论水灾一事离开朝廷，居住在义兴，在水驿等候李光，亲自出来喊道：“不是越州李司封的船吗？”逗留数日，两人结为朋友而别。不久，朝廷授李光司勋员外郎，升任符宝郎。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镇守燕山府（今北京西南）的郭药师叛乱，京师震动。赵佶吓得慌忙传位于钦宗，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南逃。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宋钦宗登皇位。钦宗赵桓，曾名掸、煊，是北宋末代皇帝，生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四月十三日。宣和七年十二月，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钦宗，改次年为靖康元年。靖康二年，与其父徽宗同被金兵俘虏北去，在位一年零两个月。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死于五国城，享年五十七岁，后归葬于永献陵。
李光升任右司谏后，首先揭发梁方平等丧师辱国，梁师成勾结权臣，内外为奸，蒙骗皇帝，都罪当处死。又奏：“东南财用，尽于朱勔；西北财用，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名为应奉，实入私室。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蔡京、王黼等都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宰辅大臣，得罪他们便意味着丢官被贬甚至被反诬受害，故李光的言行在当时士大夫中，实属难能可贵，影响极大。
五月任谏议大夫，正遇冯懈与蔡京、蔡卞结成死党假冒新派，扭曲新法，扰乱朝纲，李光即奏章斥责，认为他们以新法名义，蛊惑视听，是国家的祸患，应当罢免冯懈谏议的官职。
蔡京长子蔡攸（1077~1126年）打算趁保卫太上皇行宫的机会进入京都，李光上奏说：“蔡攸如果入朝，则百姓必定导致变乱，万一警犯皇上车驾，我会犯不预言之罪。希望早些贬斥他。”当时已修治撷景园为宁德宫，而太上皇后想到宫中居住。李光上奏说：“宫中，是天子的宫殿。正应使陛下冷暖方便，奉迎太上皇后入宫，也应当亲禀太上皇，交有关部门讨论典礼。”于是把李光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让两宫大臣奏知，于是太上皇后住在宁德宫。
在金兵进攻汴京时，李光上书指斥朱勔以应奉的名义管辖州县，田园宅第，富比王室。请求朝廷挑选清正强硬的官吏作为有司，追究朱勔父子及奉承监司、守令，如胡直孺、卢宗原、陆置、王仲闵、赵霖、宋晦等人，查根究底，计资没收，把他们强夺编户平民的财产还给百姓。
李光的正直敢谏，得罪了不少朝中官吏。
钦宗与其父一样，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犯进攻汴京，派使者向宋朝索要大量财物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李光认为：“三镇之地，祖宗百战才得到它，一旦送与敌人，怎么立国？希望诏令大臣另外商议攻守之策，并派人从小路传檄文令河东、河北两地，征召全部强壮兵丁策应，首尾相应攻击敌人。”后升任侍御史。
金兵逼近京城，士大夫弃职而逃者五十二人，罪过相同而惩罚相异，士人舆论纷然，李光请求交付大理寺公正处理。太原被围，事态危急，李光上言道：“请就地委任折彦质征发全部晋、绛、慈、隰、泽、路、威胜、汾八州民兵及本路各县弓箭手，使守令各自统率。当地土豪、士人愿意当首领的，给予他们初官、相应的武器，协力赴援。女真劫持亲王为人质，以三镇为借口，势必深入，请大修京城守御装备，以击碎敌人的阴谋。”
李光忠于自己的谏官职守，对那些对敌主和与迷信所谓的祥瑞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李会、李擢又被召回担任谏官。李光就上言说：“蔡京再度执政时，李会、李擢相继为谏官，对政事不发一言；金兵围城时，与白时中、李邦彦专门主张避敌割地的计谋。白时中、李邦彦因此罪罢职，而李会、李擢反被召用，又加入谏诤官员之列。请求撤回成命。”皇上不予答复。李光请求调任到地方，皇上也不答复。又如彗星出现在寅、艮间，耿南仲等人都认为感应在外夷，不足忧。李光奏称：“孔子作《春秋》，不记载祥瑞，是想使人君常怀恐惧从而修身反省，没有听说把灾异归于外夷的。”表疏上奏后，被贬监汀州酒税。
这时，广大的军民强烈要求朝廷抵抗金兵，钦宗被迫起用抗战派将领李纲抗击金兵，但仍不断向金朝屈辱求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又同意割让河东、河北。钦宗命秦桧等二人为割地使，陪肃王到金营谈判。钦宗的一味妥协退让，幻想以此换得金兵的撤退。殊不知，灭宋是金人的既定方针，所以尽管宋朝君臣对金人如此俯首帖耳，但在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次年二月，金兵再次南犯，虏徽、钦二帝，延续了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灭亡。北宋灭亡后，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但这个傀儡政权不得人心。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以后，五月，康王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一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为徽宗第九子。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虏去，唯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
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与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想法。
但李纲的抗金主张与高宗的偏安一隅的想法格格不入，不久他撤销李纲等人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今浙江杭州）。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他逃到江宁（今江苏南京市）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屈膝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挞懒率兵南下，以秦桧参谋军事，又任他为随军转运使。九月，挞懒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让秦桧乘机潜回南宋，以做内应。十月，秦桧与妻子王氏及仆人乘船从海上回到临安。他谎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朝中议论皆不信，但宰相范宗尹与秦桧素有交情，便出来为他辩护，并把他推荐给高宗。秦桧向高宗献上他所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很欣赏，称赞他“朴忠过人”。于是，高宗命刘光世向挞懒通书致意，并用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提升他为参知政事。
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以后，逐步形成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
秦桧在此期间很快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高宗不谋而合。从此，他们君臣二人狼狈为奸，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合作。
秦桧得到高宗信任以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高位，觊觎宰相之职。首先，他附高宗之意，将引荐他的范宗尹挤离相位。然后，又扬言自己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言，他说：“今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八月，秦桧受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吕颐浩复为左相，秦桧极力排挤，让其党羽建言二相宜分内外，将主战派左相吕颐浩挤走，在镇江建都督府专治军务，而秦桧在朝内专治庶务。以此企图独揽朝权。
秦桧抛出的“二策”，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按照这一论调，南宋不但要放弃北方领土，而且大批由于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士民，都要回去接受金朝或者“伪齐”刘豫的统治。秦桧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立刻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和谴责。绍兴二年七月，左相吕颐浩从镇江回朝，乘势说服御史黄龟年向高宗弹劾秦桧“植党专权”，“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吕颐浩也亲自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的罪行。此时高宗对秦桧任相以来和议无大进展，反而使朝内沸沸扬扬颇为不满。另外，秦桧耸动天下的“二策”，弄得他很难堪，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把秦桧罢相，贬为观文殿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