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炼（1507~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明朝会稽人。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进士。历任溧阳、茬平、清丰三县县令，为政清廉，政绩卓著，被誉为“吏肃惟遵法，官清不爱钱，豪强皆敛手，百姓尽安眠”的有为地方官。因秉性耿直，疾恶如仇，不阿谀逢迎，召为锦衣卫经历。后上疏弹劾严嵩父子专权擅国、贪污纳贿十大罪，被廷杖后削职贬保安（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为民。在保安时沈炼散己财粟，设粥厂救济百姓，同时，与严党作不懈的斗争。后被严党宣大总督杨顺诬陷与白莲教谋反，惨遭杀害。明穆宗隆庆初年，沈炼案平反，追赠光禄少卿；明熹宗天启初年，沈炼被谥“忠愍”。沈炼工诗文，诗文郁勃磊落，肖其为人；文章尤佳，下笔千言，劲健有气。沈炼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忠烈之士，所著今存《青霞集》十一卷。《明史》有传。
沈炼幼即聪敏，能攻古文，汪文盛（字希周，湖北崇阳人，正德六年进士。嘉靖初年，先后任福州知府、浙江及陕西副使、云南按察使等职）以提学副使考核浙江文士，得其文惊绝，谓为异人，拔居第一，始补府学生。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乡试中举。
沈炼少有大志，刻苦好学；倾慕诸葛亮，平日爱诵读其《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并亲手抄录数百遍，在室中到处粘贴；每逢酒后，便高声背诵，念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往往长叹数声，大哭而罢。以此为常，人都叫他是狂生。
沈炼精通诗文书画，下笔辄万言而不能止。据《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载：沈炼曾是明代画坛最富创意的水墨花鸟画大师徐渭（公元1521~1593年）的老师。嘉靖十七年沈炼中了进士，拜授溧阳（今江苏溧阳）知县之职。因他为人正直刚强，冒犯了御史，就调往茬平（今山东茬平）县任县令。嘉靖二十三年因父死丁忧去职，与同里陈鹤、徐渭结“越中十子”社。期满后补任清丰县（今河南清丰）县令。他执政清廉，惠爱于民。也因秉性耿直，不阿谀奉承，故任县令多年一直未得升迁，后被左迁为锦衣卫经历。
经历，锦衣卫“经历司”中官之职称，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即“锦衣亲军都指挥司”，始设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当时，朱元璋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其职权渐大，兼管刑狱，巡察、缉捕等事。以后就成为明代政治的重要手段。锦衣卫隶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缇骑”。明初“缇骑”只有数百人，明中后期达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下设同知、佥事、经历司、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明太祖朱元璋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就是这个机构的设置为明代后来的皇帝做了一个恶劣的开端。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明宪宗设西厂，由汪直统领。正德初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随刘瑾被诛而内行厂废止。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存至明亡。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不知有多少忠臣惨死其中。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
当时的京师，已由贪鄙成性、排斥异己的严嵩操控。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今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严嵩又是长房长孙，自出生时起，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严嵩自幼聪颖，虽然严氏家境并不富裕，但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在正德三年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严嵩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在分宜城南之钤山，读书八年，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不足三年，仅二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这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是有关的。
明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
严嵩退隐钤山（今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方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词称病。
在此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览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
在归隐期间，严嵩还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严嵩还应江西行中书省袁州府（今江西省新余市）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努力，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年底，严嵩奉旨准备还朝。
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三月，严嵩正式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见。他为了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礼议”之争的实质，首先在于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这也是明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明世宗借“礼议”之争，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严嵩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进侍讲，（《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朱厚熜十分欣喜，遂升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而成为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十二年，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当时正值朝廷商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开始得到明世宗的青睐。
在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六月，明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明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献皇帝称宗入庙。这对严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于是，严嵩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明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严嵩终于帮明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明世宗在“礼议”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严嵩功不可没。从此，严嵩平步青云。而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他对明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明世宗热衷于炼丹制药和祈求长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无不合乎明世宗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当时，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沈炼对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但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经历又能怎样；然而，出淤泥而不染却是可以做到的。
沈炼任锦衣卫经历任上的长官是锦衣卫帅陆炳，当时，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陆炳（1510~1560年），字文明，平湖人。祖父陆墀以军籍隶属锦衣卫，祖父死，父陆松袭职。其母为明世宗朱厚熜乳母，陆炳幼小随母出入宫禁。年稍长，武健沉鸷。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中武进士，授锦衣卫副千户，父死后袭指挥佥事，（《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载：都指挥使司是省一级“三司”之一，设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佥事四人，还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僚佐胥吏。）后进都指挥佥事，掌镇抚司。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陆炳随帝南巡至卫辉（今河南汲县），晚上行宫失火，冒烈焰背负世宗脱险，自此得世宗宠幸，提拔为都指挥同知，掌锦衣卫事。不久，又升都督同知。后陆炳因揭发大将军仇鸾虚报战功、阴谋不轨有功，晋官至太子太保兼少傅。嘉靖三十九年卒，谥武惠，赠忠诚伯。隆庆初年，陆炳被御史弹劾，追论陆炳之罪，削秩并籍没家产，罢免其子陆绎及弟陆炜的官职。《明史》有传。
陆炳善待沈炼，对他很不错，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随陆炳到严家多了以后，对严家的了解也多了；看见严家如此赃秽狼藉，心中很是愤怒。沈炼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
有一日在公宴上，严世蕃呈倨傲之状，饮至中间，严世蕃狂呼乱叫，旁若无人，要来巨觥飞酒，饮不尽者罚之。这巨觥约容酒斗余，两旁坐的客人都畏惧严世蕃威势，没人敢不吃。只有一个马给事（皇帝身边的近侍），天生从不饮酒，严世蕃故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马给事再三告免，严世蕃仍旧不依。马给事略沾唇，便脸色发红，眉头打结，愁苦不胜。严世蕃就亲自走下席，手揪住他的耳朵，拿起巨觥灌他。那马给事出于无奈，闷着气，一连几口吸气，不喝也罢，刚喝几口下肚，便觉得天在下，地在上，墙壁都团团转动，头重脚轻，晕头转向，站立不稳。严世蕃拍手呵呵大笑。
沈炼见了突生一肚子不平之气，忽然拂袖而起，把那只巨觥抢在手中，斟得满满的，走到严世蕃面前，说道：“马司谏承老先生赐酒，已沾醉不能为礼。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严世蕃愕然，刚想举手推辞就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这杯别人可以吃，你也要吃。别人怕着你，我沈炼不怕你！”也揪了严世蕃的耳朵把酒灌进去。严世蕃被迫一饮而尽。沈炼才把杯丢掷在桌上，像没事人一样拍手呵呵大笑。吓得旁边众官员面如土色，一个个低着头，不敢作声。严世蕃假装醉了，就先走了。
沈炼也不送，坐在椅上叹：“咳，‘汉贼不两立’！‘汉贼不两立’！”一连念了七八句。这句话也是《出师表》上的话，他把严家父子比作曹操父子。旁边众人恐怕严世蕃听见，都替他捏两把汗。沈炼全然不以为意，又取酒连饮几杯，尽醉才罢。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时有俺答率众到京，沿途大掠，致书明世宗要求朝贡，言辞多有傲慢，语多恫吓。朝廷各官瞠目结舌，不敢发言。大将军仇鸾，本来就畏惧俺答，主意全无。忽有一人高声道：“我意主战，不必言和。”此人乃是国子监司业（据《明史选举志》中记：司业，正五品。）赵贞吉。当赵贞吉主战时，在一旁的廷臣都袖手旁观，不敢附和；只有一个小小官吏，位列最卑，当场却高声道：“赵大人所言极是。”吏部尚书夏邦谟，张目注视道：“你是何等官儿，在此高论？”那人立即就应声道：“难道你不认识我锦衣卫经历沈炼吗？你们这些所谓的大臣，没有好建议要说，小臣我不得不说。我恨国家无人，致寇猖獗。如果以万骑军队保护陵寝，万骑军队保护通州军饷，再合勤王军十余万，打击俺答，定可得胜，为什么屡议不决呢？”夏邦谟道：“你就自己去奏闻皇上，我们恰恰是无才无能之辈，你也不必和我们空说。”沈炼更加愤愤不平，竟拜表上陈己见，然而明世宗全然不理。沈炼闷闷不乐，纵酒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