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北部边疆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明世宗嘉靖初，蒙古草原各部分化为三支大的部落，以吉囊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靠近陕北；以俺答为首领的土默特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中部地区，与山西北部毗邻；以老把都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东部，靠近河北北部。三部各拥众数十万，经常寇掠陕、晋、冀等地，成为明朝边防的重大忧患之一。明朝边将往往不能抵御。
明中叶的国防重心一直是北部边疆，明朝的北部边疆基本以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为界，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重镇，称为九边。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九边中，设立在辽东、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监督长城的固定区段，而其他几个边镇则行使它们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事实上，明朝在北部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以北京为国家级战略中心，以九边为区域军防中心，以卫和所为军防点，以长城作为巨大的工事和屏障，组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防御网络。这种防御体系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长城某些局部区段易被异族突破。如瓦喇、俺答都曾从古北口突破长城防线而大举进犯北京。
尽管如此，明中期的北部边防在战略上总体处于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态势，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修筑长城，稳固边防重镇为主，又间或辅之以远征、进剿。明朝中叶，北部以鞑靼和瓦喇为主的外敌进犯主要以掳掠、骚扰为主，并未形成致命的威胁。
早在嘉靖初年俺答曾多次向明朝提出“朝贡”、“互市”，均被拒绝。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俺答遂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率领蒙古骑兵从河套出发，绕过山西大同，从长城古北口进犯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掳掠了一个月，在十万明军面前，又一次从容地越过古北口扬长而去。这次俺答进逼北京的事件因发生在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
这是一场异常荒唐的边境战事，明军几乎没有抵抗，俺答军也不进攻，只是大摇大摆地骚扰掳掠。因此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具备一定规模的战斗，双方的主力都没有受到损失。《明史》记载当时的“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十七级，获马十二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四人。正应了那句歇后语，“搭戏台，卖螃蟹，买卖不大，动静不小”，令人徒为明朝饱受羞辱而不平，又为战况荒唐而啼笑皆非。
当时的首辅严嵩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时，命令兵部“戒勿轻战”。“不可轻战”是严嵩在边事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严嵩曾上书嘉靖皇帝说“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俺答汗退兵后，依据协议，于十二月遣使至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脱脱至宣府，留下人质，求通贡市。这就是俺答封贡事件。
俺答封贡时宣大总督苏祐上奏说，蒙古使臣称：愿以宣大陕西各边地通行开立马市，买卖骡马牛羊。他建言在宣大、延绥、宁夏等地开市，以布帛米粮交换牛羊骡马。世宗为避免“临城胁贡”之耻，采苏祐之议，先在大同边外开设马市。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入贡事容后再议。四月间，大同马市以布缎等换马两千七百余匹。俺答贡马谢恩，朝廷回赐丝衣金带。俺答虽然尚无进贡使团，但事实上已恢复了贡赐交易。宣府和陕西开市，也都购马数千匹，边境出现安定和繁荣的局面。但是，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初，俺答部下军兵又在大同边境侵扰。巡按御史李逢时上疏说：“俺答敢于岁初拥众入犯，可见马市之羁縻难恃。今日之计，惟大集兵马，一意讨伐。”（《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月，俺答军攻掠怀仁而去。三月，世宗下诏，停罢马市。边境战事又起。四月，明平虏大将军仇鸾领兵出塞，在威宁海袭击俺答，败阵而回。兀良哈三卫撤去边卫，俺答入境至宁远掳掠。明备御官王相战死。从此以后，俺答连年在边地攻掠。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春，俺答进犯宣府和延绥；夏，犯甘肃和大同；秋，俺答大举攻掠浑源、灵丘、广昌，插箭峪、浮图峪等地，遇雨退去；不久，又以万骑入大同，纵掠至八角堡。次年春，俺答入宣府柴沟堡；夏，犯宁夏；秋，攻蓟镇边墙，百道并进，明京城戒严。嘉靖三十四年，俺答数犯宣、蓟，参将赵倾葵等战死。三十五年，俺答三万骑犯宣府。三十六年，俺答二万骑分掠大同边。三十八年，俺答入蓟镇潘家口。三十九年攻掠大同、延绥、蓟、辽诸边。四十二年春，俺答入宣府滴水崖，被大同总兵刘汉打退；冬季又大举攻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
早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时，俺答朝贡通市的要求就被当时朝中一干腐儒以“虏情多诈”和“其请贡不可信”为由，强烈反对接受俺答朝贡和互通贸易，从而导致了边境连年兵祸。在隆庆之前，拒绝封贡互市的意见完全占了上风。俺答封贡时王崇古在上疏中就曾提到早年的朝议：“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可见嘉靖年间的朝廷舆论环境完全在主战和反对封贡互市这一方。
嘉靖三十（公元1551年），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
这一日，沈炼到尚宝丞张逊业处饮酒，两人彼此纵论国事。谈到严嵩，沈炼停杯痛骂，痛哭流涕。当晚回到住处，仍余恨未平，慨然叹息说：“从古到今，谁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是忠臣拼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甘心情愿。”
主意已定，就细细地磨墨伸展毛笔，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缮写奏章道：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谄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曰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写到这里，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一起劾奏。”遂又续写数语，说吏部尚书夏邦谟巴结奉承行贿受贿等，并请治罪等情况。第二天就呈给了皇上。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诬蔑诽谤排陷大臣”，沽名钓誉，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着锦衣卫重打一百，捶打数十，贬职流放到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严世蕃又差人吩咐锦衣卫官校，定要将沈炼打死。
所幸的是执行官正是陆炳，他是个有主意的人，平时又敬重沈炼的节气，况且沈炼又是他相处得好的下属，因此反而更加周全照应，让执杖人打个出头棍，不怎么厉害地伤着沈炼。
几乎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弹劾严嵩，一同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都因弹劾严嵩而遭到谪贬，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逆严嵩的官员，都在京察大计（官员考核）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没有一人遗留。六年后，严嵩父子指使宣大总督杨顺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并罪及其子。严嵩以这样的手段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因弹劾严嵩而获罪。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辞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揭露严嵩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在奏章的最后，杨继盛恳求皇帝“听臣之言，察嵩之奸”。疏中所奏严嵩的罪状，严嵩无法抵赖，但严嵩毕竟老谋深算，他抓住杨继盛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这句话，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诬陷杨继盛与二王串通。刚愎自用的明世宗最忌讳大臣们越过他和自己的儿子们结交，生怕因此而产生逼宫，遂不问疏中揭发严嵩的罪状是否属实，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 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就降旨将杨继盛逮捕入狱。在下狱两年多里，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地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户部注籍已下，沈炼前往保安州为民。沈炼带着棒疮，即日收拾行李，带领妻子儿子，雇着一辆车子，出了城门，往保安进发。沈炼夫人徐氏，所生四个儿子：长子沈襄，绍兴府廪膳秀才，一向留在绍兴老家。次子沈衮、沈褒，随任读书。幼子沈衺，年方周岁。夫妇二人和三个儿子五人上路。满朝文武，惧怕严家，没一个敢来送行。真是“一纸封章忤庙廊，萧然行李入遐荒。相知不敢攀鞍送，恐触权奸惹祸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说。保安州明时属北直隶，在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是个塞外边远地方，不比内地繁华。异乡风景，举目凄凉，何况再加上连日阴雨，天昏地黑，倍加惨戚。想租间民房居住，又没有相识的人指引，不知何处安身是好。
正在彷徨的时候，只见有一个人打着小伞前来，看见路旁行李，又见沈炼仪表不俗，就站住细细打量了一遍，问道：“官人尊姓？何处来的？”沈炼回答说：“姓沈，从京师来。”那人又问：“小人闻得京中有个沈经历，上奏本要杀严嵩父子，莫非你就是他吗？”
沈炼说：“是的。”那人说：“久仰久仰，幸得相会。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家离这里不远，方便的话请你携同家眷一起到我家停下，再作打算。”沈炼见他十分殷勤，只好听从了。
走了不多远就到了那人的家。这虽然不是个大大的宅院，但也精致漂亮。那人拉着沈炼来到中间堂屋，纳头便拜。沈炼慌忙答礼，问道：“请问你是哪位？为何这样待我？”那人说：“我姓贾名石，是宣府卫一个舍人。哥哥是本卫的千户，早几年去世没有留下孩子，我就因袭了职位。只是因为严贼当权，袭职者都要施以重赂，我不愿做官了。托祖宗之福，有数亩薄田，务农度日。几天前听说您弹劾严氏，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又听说您被编册受管在我们州府，我就渴望想见一面。如今天意让我们相遇，真是三生有幸！”说完又拜了下去。沈炼再三扶起，便叫沈衮、沈褒与贾石相见。贾石又叫老婆迎接沈夫人到内宅安置。从车上拿下行李，打发车夫走了。又吩咐庄客，杀猪买酒，款待沈炼一家。贾石说道：“这样的雨天，料想您也无处去，只好在我家安歇了。请安心多饮几杯，以宽劳顿。”沈炼谢道：“萍水相逢，就承蒙你款待住宿，如何敢当啊！”贾石道：“农庄粗粮，别嫌弃简单怠慢。”当日宾主互相敬酒，无非说些感慨时事的话。两人说得情投意合，大感相见恨晚。
过了一夜，次日一早沈炼起身，对贾石说：“我要寻所房子，安顿老小，烦请您指引。”贾石问：“要什么样的房子？”沈炼道：“只要像你们家的这一处房子，我就十分满意了，租价但凭你说定就行。”贾石说：“没关系。”出去转了一圈，回来道说：“租赁房屋倒是有的，只是龌龊低洼，一时难得中意的。您不如就在草舍权且暂住几天，我领着家小，到我岳父家去住着，等您还朝，我再回来，岂不稳当方便。”沈炼道：“已经承蒙你厚爱，岂可再占据你的家宅！这事绝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