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绍兴名人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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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沈炼(2)

明朝北部边疆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明世宗嘉靖初,蒙古草原各部分化为三支大的部落,以吉囊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靠近陕北;以俺答为首领的土默特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中部地区,与山西北部毗邻;以老把都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东部,靠近河北北部。三部各拥众数十万,经常寇掠陕、晋、冀等地,成为明朝边防的重大忧患之一。明朝边将往往不能抵御。

明中叶的国防重心一直是北部边疆,明朝的北部边疆基本以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为界,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重镇,称为九边。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九边中,设立在辽东、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监督长城的固定区段,而其他几个边镇则行使它们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事实上,明朝在北部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以北京为国家级战略中心,以九边为区域军防中心,以卫和所为军防点,以长城作为巨大的工事和屏障,组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防御网络。这种防御体系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长城某些局部区段易被异族突破。如瓦喇、俺答都曾从古北口突破长城防线而大举进犯北京。

尽管如此,明中期的北部边防在战略上总体处于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态势,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修筑长城,稳固边防重镇为主,又间或辅之以远征、进剿。明朝中叶,北部以鞑靼和瓦喇为主的外敌进犯主要以掳掠、骚扰为主,并未形成致命的威胁。

早在嘉靖初年俺答曾多次向明朝提出“朝贡”、“互市”,均被拒绝。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俺答遂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率领蒙古骑兵从河套出发,绕过山西大同,从长城古北口进犯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掳掠了一个月,在十万明军面前,又一次从容地越过古北口扬长而去。这次俺答进逼北京的事件因发生在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

这是一场异常荒唐的边境战事,明军几乎没有抵抗,俺答军也不进攻,只是大摇大摆地骚扰掳掠。因此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具备一定规模的战斗,双方的主力都没有受到损失。《明史》记载当时的“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十七级,获马十二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四人。正应了那句歇后语,“搭戏台,卖螃蟹,买卖不大,动静不小”,令人徒为明朝饱受羞辱而不平,又为战况荒唐而啼笑皆非。

当时的首辅严嵩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时,命令兵部“戒勿轻战”。“不可轻战”是严嵩在边事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严嵩曾上书嘉靖皇帝说“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俺答汗退兵后,依据协议,于十二月遣使至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脱脱至宣府,留下人质,求通贡市。这就是俺答封贡事件。

俺答封贡时宣大总督苏祐上奏说,蒙古使臣称:愿以宣大陕西各边地通行开立马市,买卖骡马牛羊。他建言在宣大、延绥、宁夏等地开市,以布帛米粮交换牛羊骡马。世宗为避免“临城胁贡”之耻,采苏祐之议,先在大同边外开设马市。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入贡事容后再议。四月间,大同马市以布缎等换马两千七百余匹。俺答贡马谢恩,朝廷回赐丝衣金带。俺答虽然尚无进贡使团,但事实上已恢复了贡赐交易。宣府和陕西开市,也都购马数千匹,边境出现安定和繁荣的局面。但是,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初,俺答部下军兵又在大同边境侵扰。巡按御史李逢时上疏说:“俺答敢于岁初拥众入犯,可见马市之羁縻难恃。今日之计,惟大集兵马,一意讨伐。”(《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月,俺答军攻掠怀仁而去。三月,世宗下诏,停罢马市。边境战事又起。四月,明平虏大将军仇鸾领兵出塞,在威宁海袭击俺答,败阵而回。兀良哈三卫撤去边卫,俺答入境至宁远掳掠。明备御官王相战死。从此以后,俺答连年在边地攻掠。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春,俺答进犯宣府和延绥;夏,犯甘肃和大同;秋,俺答大举攻掠浑源、灵丘、广昌,插箭峪、浮图峪等地,遇雨退去;不久,又以万骑入大同,纵掠至八角堡。次年春,俺答入宣府柴沟堡;夏,犯宁夏;秋,攻蓟镇边墙,百道并进,明京城戒严。嘉靖三十四年,俺答数犯宣、蓟,参将赵倾葵等战死。三十五年,俺答三万骑犯宣府。三十六年,俺答二万骑分掠大同边。三十八年,俺答入蓟镇潘家口。三十九年攻掠大同、延绥、蓟、辽诸边。四十二年春,俺答入宣府滴水崖,被大同总兵刘汉打退;冬季又大举攻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

早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时,俺答朝贡通市的要求就被当时朝中一干腐儒以“虏情多诈”和“其请贡不可信”为由,强烈反对接受俺答朝贡和互通贸易,从而导致了边境连年兵祸。在隆庆之前,拒绝封贡互市的意见完全占了上风。俺答封贡时王崇古在上疏中就曾提到早年的朝议:“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可见嘉靖年间的朝廷舆论环境完全在主战和反对封贡互市这一方。

嘉靖三十(公元1551年),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

这一日,沈炼到尚宝丞张逊业处饮酒,两人彼此纵论国事。谈到严嵩,沈炼停杯痛骂,痛哭流涕。当晚回到住处,仍余恨未平,慨然叹息说:“从古到今,谁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是忠臣拼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甘心情愿。”

主意已定,就细细地磨墨伸展毛笔,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缮写奏章道: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谄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曰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写到这里,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一起劾奏。”遂又续写数语,说吏部尚书夏邦谟巴结奉承行贿受贿等,并请治罪等情况。第二天就呈给了皇上。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诬蔑诽谤排陷大臣”,沽名钓誉,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着锦衣卫重打一百,捶打数十,贬职流放到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严世蕃又差人吩咐锦衣卫官校,定要将沈炼打死。

所幸的是执行官正是陆炳,他是个有主意的人,平时又敬重沈炼的节气,况且沈炼又是他相处得好的下属,因此反而更加周全照应,让执杖人打个出头棍,不怎么厉害地伤着沈炼。

几乎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弹劾严嵩,一同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都因弹劾严嵩而遭到谪贬,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逆严嵩的官员,都在京察大计(官员考核)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没有一人遗留。六年后,严嵩父子指使宣大总督杨顺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并罪及其子。严嵩以这样的手段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因弹劾严嵩而获罪。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辞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揭露严嵩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在奏章的最后,杨继盛恳求皇帝“听臣之言,察嵩之奸”。疏中所奏严嵩的罪状,严嵩无法抵赖,但严嵩毕竟老谋深算,他抓住杨继盛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这句话,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诬陷杨继盛与二王串通。刚愎自用的明世宗最忌讳大臣们越过他和自己的儿子们结交,生怕因此而产生逼宫,遂不问疏中揭发严嵩的罪状是否属实,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 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就降旨将杨继盛逮捕入狱。在下狱两年多里,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地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户部注籍已下,沈炼前往保安州为民。沈炼带着棒疮,即日收拾行李,带领妻子儿子,雇着一辆车子,出了城门,往保安进发。沈炼夫人徐氏,所生四个儿子:长子沈襄,绍兴府廪膳秀才,一向留在绍兴老家。次子沈衮、沈褒,随任读书。幼子沈衺,年方周岁。夫妇二人和三个儿子五人上路。满朝文武,惧怕严家,没一个敢来送行。真是“一纸封章忤庙廊,萧然行李入遐荒。相知不敢攀鞍送,恐触权奸惹祸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说。保安州明时属北直隶,在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是个塞外边远地方,不比内地繁华。异乡风景,举目凄凉,何况再加上连日阴雨,天昏地黑,倍加惨戚。想租间民房居住,又没有相识的人指引,不知何处安身是好。

正在彷徨的时候,只见有一个人打着小伞前来,看见路旁行李,又见沈炼仪表不俗,就站住细细打量了一遍,问道:“官人尊姓?何处来的?”沈炼回答说:“姓沈,从京师来。”那人又问:“小人闻得京中有个沈经历,上奏本要杀严嵩父子,莫非你就是他吗?”

沈炼说:“是的。”那人说:“久仰久仰,幸得相会。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家离这里不远,方便的话请你携同家眷一起到我家停下,再作打算。”沈炼见他十分殷勤,只好听从了。

走了不多远就到了那人的家。这虽然不是个大大的宅院,但也精致漂亮。那人拉着沈炼来到中间堂屋,纳头便拜。沈炼慌忙答礼,问道:“请问你是哪位?为何这样待我?”那人说:“我姓贾名石,是宣府卫一个舍人。哥哥是本卫的千户,早几年去世没有留下孩子,我就因袭了职位。只是因为严贼当权,袭职者都要施以重赂,我不愿做官了。托祖宗之福,有数亩薄田,务农度日。几天前听说您弹劾严氏,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又听说您被编册受管在我们州府,我就渴望想见一面。如今天意让我们相遇,真是三生有幸!”说完又拜了下去。沈炼再三扶起,便叫沈衮、沈褒与贾石相见。贾石又叫老婆迎接沈夫人到内宅安置。从车上拿下行李,打发车夫走了。又吩咐庄客,杀猪买酒,款待沈炼一家。贾石说道:“这样的雨天,料想您也无处去,只好在我家安歇了。请安心多饮几杯,以宽劳顿。”沈炼谢道:“萍水相逢,就承蒙你款待住宿,如何敢当啊!”贾石道:“农庄粗粮,别嫌弃简单怠慢。”当日宾主互相敬酒,无非说些感慨时事的话。两人说得情投意合,大感相见恨晚。

过了一夜,次日一早沈炼起身,对贾石说:“我要寻所房子,安顿老小,烦请您指引。”贾石问:“要什么样的房子?”沈炼道:“只要像你们家的这一处房子,我就十分满意了,租价但凭你说定就行。”贾石说:“没关系。”出去转了一圈,回来道说:“租赁房屋倒是有的,只是龌龊低洼,一时难得中意的。您不如就在草舍权且暂住几天,我领着家小,到我岳父家去住着,等您还朝,我再回来,岂不稳当方便。”沈炼道:“已经承蒙你厚爱,岂可再占据你的家宅!这事绝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