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2年《先驱》和《向导》创刊以前，《觉悟》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园地。邵力子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过：“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而毛泽东讲的《民国日报》，实际上是指它的副刊《觉悟》。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便着手指导和联络各地的建党活动，促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团结和教育革命青年，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工会，壮大工人阶级力量；解放妇女，吸引更多的革命力量。短短几个月，马克思主义学说迅速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壮大起来。1921年7月，建立全国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邵力子与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在上海市渔阳里2号开展筹备活动。毛泽东等12名代表于7月23日开始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上海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因会场遭法国巡捕搜查，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邵力子因不能离开《民国日报》而未参加“一大”，然而他曾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积极参与“一大”的联络和总务工作，大会在上海无法继续进行时，他和王会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夫人）分头建议大会尽快转至嘉兴南湖续开。当“一大”在南湖续开之际，邵力子在7月31日《觉悟》副刊上刊登了署名“光亮”的《再论太朴论主义的选择》，作为向即将宣告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献礼。文中严厉批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义正词严地公开宣称：“我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的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彼的最近手段，就是‘劳农专政’。”
1911年辛亥革命后，马相伯和邵力子等人为复旦公学复校奔走京沪，呈文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得到孙中山的亲自批准复校。此后，邵力子就尽力支持复旦的教育改革，并兼任国文教师。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邵力子应聘为中文系主任。在教学中，贯彻学用一致的精神，提倡学术自由争论，倡导教学相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支持学生开展抗战请愿。1938年，复旦大学因战事不能上课，邵力子又帮助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复校上课。他还尽力帮助傅学文创办了复旦附属小学。
1922年10月，在革命思潮影响下，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革除旧弊，改为上海大学，由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出任副校长；1923年年底，于右任离开上海去广州任职，由邵力子代理上海大学校长。相当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士集中在这里，如邓中夏、陈望道、杨明轩都是学校的教职员。根据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宗旨和培养革命人才的目的，开设了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学系，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实际问题，从而培养了大批的革命积极分子和共产党的干部。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上大（上海大学的简称）师生坚决站在广东革命政府一边。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中，上大师生在邵力子、邓中夏、李立三等人的带领下，积极支持工人们的斗争。上海大学因此被誉为红色大学，把上大与北大并论，称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
邵力子关心家乡，他提倡故乡围湖、围海开垦，大力支持维修三江闸，并且私人出资疏浚陶家堰的贺家池，为家乡的农田水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资助扩建绍兴医院，增添医疗设备，改善故乡人民的医疗条件。他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先后出资兴办了明强小学、运川小学、棠荫小学和稽山中学，为故乡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材。
1922年，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展合作。当时国民党中以冯自由、张继等为代表的一部分顽固分子害怕“赤化”，竭力反对国共合作，于右任和邵力子等人则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于右任在当时影响极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力主国共合作，提出“合则两益，分则两损”，抨击甚嚣尘上的反共势力。邵力子也曾与反对改组的叶楚伧等人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斗争，甚至在宣传国共合作过程中，受到茅祖权的无理打骂，但仍毫不动摇。于、邵二公不仅在理论上支持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并努力身体力行。1920年，他们携手创立了的上海大学，就是国共合作的直接产物。
1923年，由于各种原因，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3人都曾提出要退出共产党。当时上海的青年党员对他们3人都很不满意，说他们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说这是叛变。1923年8月，当时身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在谈到邵力子等想退党一事时，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随后，党组织又决定派茅盾去向邵力子、陈望道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了。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邵力子因被上海《民国日报》事务缠身，未能参加这次盛会，但基于他对中国革命和推动国共合作作出的贡献，仍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他忠实地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宣传新三民主义。他告诉人们：“我们必须倾诚爱国，完成国民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邵力子牢记总理遗训，不断通过《觉悟》宣传工农，唤起广大工农觉醒。他勇敢地喊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是医治我们中国唯一好方剂”的时代最强音。
邵力子在长期跟随孙中山搞革命的过程中也深切感到，必须创办军官学校，创造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争取革命的胜利。因此他热心支持孙中山创办军校。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邵力子等左派在报社内受到排挤，并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被迫离开上海，从此《觉悟》遂为国民党右派所掌握。应蒋介石之邀，6月，邵力子到达广州，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10月，邵力子又兼任了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反复向军校师生强调，“武装力量要为人民而战，要成为人民的力量，由人民来掌握军队”，要努力把军校办成培育革命军人的摇篮。1925年，军校内部的进步分子与落后分子及反动分子的斗争加剧，形成规模颇大的辩论。邵力子虽不在公开场合谈论左右派的斗争，但他坚定地站在左派的一边，支持实践三大政策的革命青年。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邵力子被选为中央监委。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邵力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8月，邵力子作为“最合适的人选”被蒋介石派往莫斯科，代表国民党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共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到邵力子本来就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共产党的，留在国民党内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建议邵力子放弃中共党员身份，退出中共，保留国民党党员的单一身份。邵力子接受这个意见，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还专门为邵力子举行了欢送会，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致欢送词时，还专门就邵力子脱离中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欢送邵力子赴莫斯科开会，并愿邵力子同志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去出席。中央研究决定邵力子退出共产党，是为了党的利益和党今后工作的需要。”邵力子在会上表示，一切以大局出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11月，邵力子以国民党友好代表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当时，邵力子虽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但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与共产党人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明确地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共民主革命的主张和一系列政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会议结束后，邵力子暂留苏联，被任为国民党代表，常驻中大，是校理事会成员之一，又是中大名誉学生。这期间他和国内几乎断绝联系。
1927年5月初，邵力子从苏联返回国内。途经上海，始知蒋介石已叛变革命。他虽然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不满，但还是去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让邵力子仍当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邵力子表示“我不能再当秘书长，不离开你就是了，但希望你停止杀戮青年，并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遂隐居在南京水西门一位老友家中。1928年2月，邵力子仍未放弃对蒋介石的幻想，去见蒋介石，当面表示反对“分共”政策，主张以政治途径解决分歧，并希望他把北伐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表面上表示接受，并任命邵力子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参与决策。1929年3月，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邵力子本人曾说过：“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后，我决心不坚，追随了廿多年，难逃帮凶的罪名。”他自己这么说虽有些过重，但在此期间，邵力子确实为蒋介石出了一些点子，做了一些工作，干了一些不利于人民的事，这是邵力子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9月28日，南京、上海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请愿。邵力子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当天他发表讲话说：“中央的同志担负政治上的责任，竟有今日的国难，应当对国民深自引咎。”他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
11月，邵力子参加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连任中央监察委员。12月，邵力子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甘肃省政府主席。1933年初，邵力子辞去职务，回到南京。1933年5月，受杨虎城之邀，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到任后，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邵力子不掌握军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僻省光杆主席”。在行政人员的任用上，他也征求杨虎城的意见，因而同杨虎城相处颇为融洽。在陕期间，邵力子做事求实，注重实际。他注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建设交通，发展经济，兴办教育，严禁鸦片，还提倡公务人员衣食从简，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予民休息。
1935年10月，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西。蒋介石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矛盾，暗中挑拨，使张、杨相互牵制，从而加强对两军的控制和操纵，造成局势的混乱。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四处奔波，对张、杨晓以民族大义，力劝两位将军以团结抗战为重，消除猜疑，解除误会。鉴于特务的监视，邵力子有时也不得不发表一些“剿共”言论，装饰门面。但他赞同张、杨的抗日主张，通过隐蔽的办法支持西安各界人士的爱国抗战活动。邵力子支持西安各大专院校提倡的学术自由，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多种学说，都可以公开讲授，各种书籍都可以任人阅读。总的来看，邵力子为宣传抗日创造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对以后陕西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当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只想剿灭共产党，在他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违背，只得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对于抵御日寇的事在报上一概不闻不问。毛泽东阅读当地的报纸，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五周年了，陕西省政府也没什么大反应，回想邵力子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广泛影响，何以现在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于1936年9月8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勋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