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已经付出一生的大半年华。现在，政权在手了，他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又将经历多少艰难曲折，在祖国土地上滴下多少心血！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他在政协会上报告《共同纲领》的特点时，作了说明：“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
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成立。会上，他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说明了政务院和它下属的4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采取科学分工的机构，希望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一起来做好工作。周恩来领导着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精干、廉洁、高效率和生气勃勃，齐心一致地进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两项大任务是：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周恩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
周恩来提出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方针。他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周恩来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当时政府在经济上所遇到的最严重困难，就是国家在自抗战以来12年中产生的严重通货膨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并采取停止贷款和按期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价格上涨时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平抑了物价。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把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消灭了。到第二年四五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使全世界的观感为之一新。物价突然稳定，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这被称为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恢复和修建铁路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1950年年初，大陆的铁路网基本恢复，从抗战之初起中断了交通10多年的华北和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了，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都）渝（重庆）路通车了。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全线通车了。
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到1949年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3万余人。此后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讲话，就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指出整编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整编的同时，周恩来主持和参与领导了海、空军和其他兵种的建设。1949年11月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组建了海军。同年8月到1951年3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实施。短短几年间，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边防、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我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他们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将受到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政府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斗争。8月间，他多次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抗议美国的侵略罪行。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此都不理不睬。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很快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再次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帝国主义后悔莫及的谶语。
美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中国的严正态度置若罔闻，加快了向中朝边境进犯的军事行动，企图将战火烧到中国来。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救援朝鲜的主张。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经过5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6月30日，美国方面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
这个谈判，中国方面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后来，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新中国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起，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取得了胜利，打破了“山姆大叔”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朝鲜和我国的安全。
在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的铁路，通车里程达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从而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为今后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后，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如何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如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稳步前进，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冥思苦想的重大问题。由于各人的思路不同，其想法也不尽一致。毛泽东显得有点急于求成，主张“多、快、好、省”。周恩来则表现得沉着冷静，主张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因为他认为革命和建设尽管主题不同，但都存在防右反“左”的问题，这样才不会在实践中迷失方向，发生偏差。
首先，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速度方面，力主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面对落后，我们不能鸭步鹅行，“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加强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经济文化落后，就想一步登天，盲目图快。其次，周恩来在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力主既反保守又反冒进。1953年6月，他针对农村工作指出：“我们国家总是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而且是在走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天天在增长着。所以，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的是反对急躁。再次，周恩来在制定经济计划和预算方面，仍然突出地强调既反保守又反冒进。针对1955年后半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提出的一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操之过急的设想，他强调对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计划要符合实际，不要光热火朝天，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虽然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不少的困难，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不但得以恢复，而且在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在经济建设上周恩来还主张：既要自力更生，又要开放搞活。”
新中国建立之初，周恩来在讲到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外国援助为主时说：“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接着，他补了一句：“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相隔15年以后，即1963年，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归纳，讲了16个字，即“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强调自力更生为主，这是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中华民族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传统，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更应该依靠本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进行经济建设，才能建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强国。强调自力更生为主，这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客观情况的。当时，帝国主义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对中国封锁禁运。我国必须以自己的力量来举办工业，克服困难，建设自己的国家，挺起民族的脊梁。周恩来历来重视自力更生，有一次在新安江建设工地视察，听说这里所用的采矿船、筛分机等设备全是国产的，非常高兴。离开时，他为电站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表达了自己的兴奋心情。接着，他到上海参观了工业展览会，看到国产的丝织机就问：“这种机器国外有没有？”他听到国外没有这种丝织机时，高兴地说：“多搞几台，给外国人看看。我们不要在外国人后面跟，应当超过他们。”但是，自力更生为主并不是闭关锁国，对此，他一直是很明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现实，不可能对西方开放，只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一边倒”的政策。1952年4月，他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我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就讲了“互通有无”的必要。1955年11月，他又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进行经济发展”，“必须在和平共处的环境中互通有无”。到1956年中共八大时，他把“互通有无”的范围扩大到“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并说：“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周恩来一直很注意引进先进技术。大的引进有过三次，分别是“一五”计划期间、三年调整期间、粉碎林彪集团以后，每次都动用了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引进资金。1970年，他在广州参观出口商品交易会时说：“闭关自守，不利用一切机会引进技术，是不对的，但是立足点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这样的话，该需要多么巨大的政治勇气。他从大处着想，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体现了组织经济建设的领导艺术，并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思想的先声。
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既要顶住突然袭来的狂潮恶浪，维持国务院机构的正常运转，又要忍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他的攻击、诬陷、侮辱和围攻，与他们进行巧妙的斗争。为了尽量减少损失，维持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保护老干部，他忍辱负重，谨言慎行，力排干扰，力撑危局。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了江青、张春桥等合谋攻击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评<海瑞罢官>》，《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周恩来在转载时加的编者按中，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按照学术问题，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来进行讨论，力图把已经掀起的批判运动控制在学术范围内。
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大字报在电台播出后，他和刘少奇等向北京各大中学派工作组，试图控制混乱局面。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组，为了避免与毛泽东正面顶撞，他在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情承担了责任，为保护工作组的干部，同时还声明：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招摇撞骗，唆使红卫兵“造反”、“火烧”、“游斗”、“体罚”、“炮轰”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引起天下大乱，以便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出来稳定局面。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顺应广大干部的心愿，极力地平稳局势。他一方面巧妙地与红卫兵周旋，千方百计地限制红卫兵的非理智行为，另一方面制定政策措施，控制红卫兵的串联“造反”对各行各业的影响。9月中旬，由他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这两个文件的下达，使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也部分地控制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