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好事做好的典范
做好事有难度，把好事做好更有难度。
《宋史·夏国传上》载：“建隆初，献马三百匹，太祖大喜，亲视攻玉为带，且召使问曰：‘汝帅腹围几何？’使言：‘彝兴腰围甚大。’太祖曰：‘汝帅真福人也。’遂遣使以带赐之。”
宋太祖虽不如唐太宗有名，但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数得着的明主。
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虽然天下得的不很光彩，但他“杯酒释兵权”，不似明朝皇帝朱元璋般滥杀功臣，以和平方式解决防止功臣造反与篡位的问题，可谓英明之至。在中国历代的帝王中，不是唯一，却是第一，状元！
宋太祖政绩很多，政声颇好，似乎是必然的。原因很多，把好事做好，是一方面的原因。
对于党项人的贡奉，太祖感到高兴。为了回报，为了显示“龙恩浩荡”，以笼络住周边少数民族头领，太祖是费了心思的。他要为彝兴赐玉带，但他不是随便找一条，一送了之，而是十分郑重，“亲视攻玉”，亲自看匠人制作。而且，并不是草草做一条玉带，而是要“量体裁衣”，问使者他们主帅的腰围大小。听到使者回答他们的主帅是大胖子，太祖直夸他有福。
帝王尤其开国之君，是很有两下子的，不然龙椅也轮不到他们坐。
办事认真，把好事做好，是他们成功的重要方面。楚汉争霸时，韩信投奔刘邦，不被重用，遂出走，刘邦之谋臣萧何“月下追韩信”，并建议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并且要筑坛而拜，像模像样，不可“呼大将如唤小儿”，此举从一定意义上成就了刘邦的霸业。
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很朴素但很深刻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世界上不认真是做不成事做不成大事的。共产党认真，不认真就得不了天下。有一段时间，共产党特别是毛老人家不认真了，或者说他以为认真得太过头反而离认真的真髓远了，中国就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灾难。
把好事办好。今人在学自己领袖语录的同时，还应学学宋太祖，学学他“亲视攻玉”、“问使者其帅腰围几何”的精神。
2006.9.17
宋太宗的自我感觉
宋太宗自我感觉良好。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雍熙元年（984年）三月，宋太宗非常得意地对宰相说了一段话：“夏州蕃部并已宁谧，向之强悍难制者，皆委身归顺，凡得酋豪二百七十余人，种族五百余帐。十年以来，戎人所略生口，羊马数万计，悉还其主。朕前后遣师将，皆谕以柔服之旨，戎人畏威，故不烦战伐，皆相率内附。”宋太宗说，夏州的党项人已经归顺了，不少部落首领与其族人成了他治下的顺民。十年以来，党项人掳掠的数万人口与牲畜，全部送还了原主，得到了自由。他说他让边将们采用柔服的方法，党项等戎人畏惧宋朝之威，不用征伐，便纷纷投向了宋朝。
宋太宗之所以说出上面的话，那么高兴，那么得意，那么自信，原因是他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抓住机遇，削弱了夏州党项人的势力。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七月，定难节度留后，夏州知州李继筠去世，宋朝以其弟李继捧为定难军留后。李继捧以弟继立为留后之事，引起其诸父昆弟的怨怒。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的从父、西京作坊使、绥州刺使李克文上表说，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与偕至夏州谕继捧令入朝”，要求宋朝将李继捧召走。宋朝是瞌睡遇上了枕头，想什么来什么，马上下令，“以克文权知夏州，作坊副使尹宪同知州事”。李继捧被迫率亲属入朝到了汴京。宋太宗至为高兴，赐其白金千两，绢千匹，钱百万。其祖母献玉盘一、金盘三，也加以厚赐。李继捧感觉自己为诸父昆弟所不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提出“愿留京师”，并且做出了令宋朝上下震惊与狂喜的举动，“遂献其所管四州八县”。宋朝马上派使节到了夏州，护送李继捧五服以内的亲属到京师去。
宋朝削弱与清除夏州党项割据势力的举措，或者说小动作，遭到了夏州党项人的反感与反抗。对党项人的反抗，宋朝予以了镇压。同时，将原绥州刺史李克宪，银州刺史李克文也召入京师，将李继捧封为彰德节度使。
从表面上看，宋太宗做得十分漂亮，无懈可击。但夏州党项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有了与宋廷分庭抗礼的意识，一定程度上也有了对抗宋朝的势力。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也就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祖父，率亲信数十名，遁入夏州东北三百里之外的地斤泽（今陕西横山境内），开始举起了反叛朝廷的旗帜。
历史的发展往往如此，有些小胜，会被当做大胜，比如削弱夏州党项势力之举。而有些大祸，却会被当作小祸，比如李继迁以几十人脱逃反叛。
人的感觉往往不那么准，尊贵如宋太宗赵炅，其自我感觉也不十分准。“戎人畏威，故不烦战伐”的话音未落，党项人便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宋太宗的教训应对今人有所启示，我们不能大小有点成绩，就高叫“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更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形势大好的标志是天下大乱，并且还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中国人再也折腾不起了。
毛泽东提倡读历史。读史是有好处的，以史为鉴，可以使我们明白许多道理，受到许多启迪。可以让我们学到古人许多好的思想、意识、文化，许多好的经验、做法，可以使我们不犯少犯错误，少走不走弯路。
宋太宗与李继迁，是我们的两个超一流的教员，特级教授！
2006.12.21
岁赐对西夏以及中原人的影响
西夏立国后，庆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夏宋和议完成，元昊向宋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开放保安军和镇戎军、高平砦榷场，并给予岁赐。总数为每年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
其中包括：“净赐”每年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四赐”，进奉乾元节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旦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赐五千两，绢五千匹，夏国主回赠银两千两、衣帛三千匹。
岁赐的东西，占宋朝收入的多少，没仔细算，但是是比较沉重的负担，这是事实。岁赐在西夏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也难以计算，但这是它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也是事实。元昊初称帝时，宋夏交恶，宋朝“绝其俸赐，禁诸关市”，不给岁赐了，禁止贸易了，使西夏财政困难、经济严重恶化，物价飞涨，每尺布可值数百钱。岁赐可以说是西夏的财政支柱。
宋对西夏的岁赐，包括历代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岁赐之类，是比较滑稽的概念。本来，所谓的赐，是指地位高的人或者长辈把财物送给地位低的人或晚辈。而且还含有奖赏的意思，肯定还必须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而宋对西夏的岁赐，其一是被迫的，岁赐多少是夏宋议和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不岁赐或赐之数目达不西夏的财政，主要来自田赋、畜利和各种工商税收、掠夺、赐赠。
赐赠的主体，主要是宋朝。辽朝和金朝虽也曾有过赐赠，但一是不连贯，二是数额相对不多，作用不是很大。
西夏立国之前，宋对党项拓跋氏割据政权已开始赐赠。景德元年（1004年）李德明奉表归顺宋朝，宋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奉如内地”。“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来献不绝，而每加恩赐官告……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
数目达不到要求，李元昊、西夏人是不答应的，相对的和平便实现不了。其二，这里已分不出谁地位高谁地位低了，奖赏的意思也谈不上了，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赎买，甚至是屈辱的纳贡。所谓“岁赐”，是一块漂亮的招牌，一片花花绿绿的遮羞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中国人死要面子，让人讹去了钱财，增加了国内的财政困难，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但这副沉重的担子必须担起来，还要不失体面，装出一副强盛者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体恤“蕃邦”，皇恩浩荡，泽被四野。可怜啊！相信宋朝的皇帝皇族以及政权的核心人物们，心里也是流血的人，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或者就如中国的某个诗人所描写的，一个黑人小女孩，抱着白人的孩子，那生下来就享福的小家伙被侍候着却哭着，而吃不饱穿不暖，时常遭受打骂的小黑人却不得不唱着。宋朝的皇帝、中国的许多皇帝，就如那个可怜的黑女孩！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曾做过类似“岁赐”的事，比如给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大量的超越自身力量的援助。那些东西，是从中国民众的嘴里一粒米一粒米抠出来的。而岁赐的目的，是要几个“小兄弟”跟着咱们，呼两句反帝反修的口号。“岁赐”的结果，是吃饱喝足了的“小兄弟”反过来收拾中国。哀哉“岁赐”。
岁赐对中原的人们，更多的是心理的伤害。
2006.11.23
沉重的朝贡
所谓朝贡，是君主时代藩属国或外国的使臣朝见君王，敬献礼物。
所谓“称臣纳贡”是也。
本文所言之朝贡，不是泛论，但指党项人西夏人对中原王朝对宋朝的朝贡。
这里所说的沉重，不是朝贡者的感受，而是被朝贡者的苦衷。
辩证法在历史演进中的表现是极为丰富与鲜活的。
据《册府元龟》等史料记载，党项诸部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以后唐时期最为频繁。从公元924年（庄宗同光二年）至公元935年（末帝清泰二年），即有朝贡十七次。朝贡的物品主要是马匹、骆驼。
对于这些朝贡，后唐一是要付马值，按货付钱，“酬赏增倍”，比一般市场上买的马、驼要付更多的钱，而且“馆谷锡赍”，招待使者，别赐绵彩，“所费甚巨”。据《册府元龟》记载，“帝（后唐明宗）自临驭，欲来远人，党项之众竞赴都下。尝赐酒食于禁庭，醉则连袂歌土风以出。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使价以给之，并计其馆谷锡赍，每岁不下五六十万贯，侍臣以为耗蠹中华无出于此”。期间有大臣进言，陈述这种无序、泛滥的朝贡的危害，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只允许首领入贡，对其他人则在边境置榷场互市。明宗天成四年（929年），后唐也曾下令：“沿边置场买马，不许蕃部直至阙下。”
但明宗的大脑又短路了，他以为，“尝苦马不足，差纲远市，今蕃官自来，何费之有？外蕃锡赐，中国尝道，诚知损费，理不可止”。他以为朝贡是对后唐有利的好事，因此那道“不许蕃部直至阙下”的诏令等于自动废止，朝贡日隆，“蕃部羊马不绝于路”。这样做的结果是：“天下尝支草粟者近五万匹，见今西北诸蕃部（包括党项）卖马者往来如市，由邮传之费，中估之价，日四五千贯……国力十耗其七，马无所使，财赋坐销，朝廷将不济”。这次，后唐明宗终于明白了，采纳了臣子的建议，“敕沿边藩镇，或有蕃部卖马，可择其良壮给券，具数以闻”。朝贡之风自此衰减。后唐之后，后晋、后汉、后周各朝，鉴于后唐的教训，只于沿边设互市易马，限制朝贡。
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之前，李继迁、李德明时期，朝贡仍是其获取财政支持的重要内容。李德明时期，党项人入宋朝的贡使共十四次，李元昊称帝后，虽然仍有朝贡，但因双边关系的变化，战和交替，朝贡也时断时续。其后，西夏朝贡的对象主要是辽与金。
向人朝贡，给别人送东西，还能上瘾，是历史奇观。送东西能将接受东西的人整垮，更是历史奇观。
朝贡是一种贸易，一种对蕃人对党项人有利的贸易。也是少数民族顺应形势，将坏事变成好事的智慧之举。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很长时期，或分布着宗主国与附属国，或数国并立。其交往的方式，有战争，也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交通、交融。在这些交往中，窃以为，中原人汉族人更加注重面子，需要的与得到的，虚的多，实的少。而周边少数民族，恰好相反，更加务实，所以得到的，虚的少，实的多。这些事，让后人读完史籍后，只能做轻声的叹息。
2006.11.30
如山的战争负担
李元昊叛宋称帝，建立西夏国，宋夏关系势成冰炭，军事对抗至为激烈。双方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但在战争中，有一些人是得到好处的，这其中有西夏的皇帝皇族，王公大臣，也有宋朝的边将边臣。
《欧阳文忠公全集·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记载，“夏人初叛命，天下苦于兵，而自陕以西尤其”。因为要扩充军队，要征调粮草，要调民运输，老百姓的负担极其沉重。“吏缘侵渔，调发督迫，至民破产不能足”。在这样的征调下，百姓破产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很多人走了绝路：“往往自经、投水以死”，上吊了，投井了，跳河了。
自古以来，老百姓是庞大群体，却也是弱势群体，是皇帝放牧的一群绵羊，可以随意驱使，随意惩处，随意愚弄，随意杀戮。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自上而下，对老百姓层层压榨，层层盘剥。丰收的年景里，大部分人糠菜半年粮，勉强度日，遇水、旱、雹、涝、地震、蝗虫等灾年，百姓则逃荒要饭，流离失所，饿殍满地，一片萧瑟。“人相食”，“民易子而食”，是极其自然的内容。
老百姓最大的灾难是战争，是连年不断的征伐、征调，是丁壮的不断惨死、寡妇队伍的不断扩大，是老弱病残者无助的死灭。
战争的灾难，最为惨痛的是被赋予了“爱国”、“保境”、“拓疆”
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论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不论战争是否可以避免，是否可以控制规模，早日结束，是否可以让百姓少一些负担，老百姓们都是逃不掉的。历代的帝王，以“爱国”、“革命”等名义推行的一套政策，是强加于百姓的。
中国有个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影响很大，据说近几年让日本动画界先动手，制作的动漫影片赚了大钱。花木兰的行为，当然历来是被褒扬、赞颂传唱的，但这其实是她所生存时代强权的产物。花木兰之所以要替父从军，因为如果她不女扮男装替父上战场，她生病的父亲就要去，她父亲以病弱之躯上战场，无异于白白送死。而朝廷不会怜悯同情生病之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女儿替父从军。
花木兰从军，是对孝道的彰显，对严酷的封建政治的控诉。
唐代诗人杜甫有首《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有户人家老翁逾墙逃跑了，老妪在怯怯地应对。他们家有三个儿子，一个正在前方作战，两个已“新战死”，儿子没了，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因为有孙，所以儿媳妇没有离开，但也狼狈的“出入无完裙”，衣不蔽体，无法出来见人，也难以到军营去服务。因为强征民夫，老妪不得不去军营支差。杜甫“天明登前途”时，只能“独与老翁别”了。老翁逃过了一劫，可这个家已完全残破了。《石壕吏》中所描写的这一家人的遭遇，是唐朝人的遭遇，是唐朝战乱的人民悲惨遭遇的缩影。
杜甫还有一首诗，《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路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白发还戍边”，“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又是一幅战争环境中的民众受难图。
只要有战争，百姓们总是要遭殃的，历朝历代，概莫能外。要么被征做炮灰，要么被盘剥得一干二净，在贫困、疾病、恐惧中挣扎。